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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始于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
使中国延续了5年之久的“民工荒”
转眼之间变为了“失业潮”
大规模的人员失业
尤其是大批农民工失业
成为整个国家重大的经济社会事件
截至2009年春节
在中国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
大约有2000万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
可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珠三角再现“民工荒”
许多去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
纷纷停产退工的企业一时间四处要人
企业招聘热情很高
但求职的人却少了不少
招工难成了让企业最为头疼的问题
国未富人先懒
“农二代”不愿奋斗，但又渴望“富二代”式的优越的生活，面对这种国未富人先懒的局面，我们怎么办？
（嘉宾介绍：闫肖锋，《新周刊》总主笔，著有《少数派》及《杂志观》等系列文章。）
王牧笛：咱们上次聊了“富二代”，反响很强烈。现在电视剧不都流行续集吗？咱也聊一个“富二代”的续集，关注一下中国的这些“农二代”——农民工二代，这两个群体的标签不太一样，“富二代”的标签比如说是纨绔子弟，是飙车，是撞人，而农民工二代更多的标签可能是艰难地生存和就业。咱们来看一个背景资料：
一场始于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使中国延续了5年之久的“民工荒”，转眼之间变为了“失业潮”。大规模的人员失业，尤其是大批农民工失业，成为整个国家重大的经济社会事件。截至2009年春节，在中国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大约有2000万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可就在最近一段时间，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珠三角再现“民工荒”。许多去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纷纷停产退工的企业一时间四处要人，企业招聘热情很高，但求职的人却少了不少，招工难成了让企业最为头疼的问题。
王牧笛：之前的失业潮也叫“民工慌”，慌张的“慌”；现在这个“民工荒”叫荒芜的“荒”。有一个成语叫叶落知秋，“民工荒”这件事情，很多人看到背后不同的东西，有人看到经济企稳回升，有人看到的是农民工不思进取，不想工作了。
郎咸平：我建议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般小事来看，这么多人失业，大家又不愿意就业，这怎么办？又成了两极分化了，一冷一热，这个太可怕了。
王牧笛：年初的时候还“失业潮”呢，还找不着工作呢，怎么隔了半年……
闫肖锋：你发现没有这次的“民工荒”很诡异，企业终于有活儿干了，有订单了，农民工在哪里不知道。那农民工以前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吗？
王牧笛：现在媒体说农民在观望，在哪里观望呢？
闫肖锋：实际上我觉得要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应该由政府搭建。比如说一旦城里有活儿了，农民工马上能够来，这需要两点：第一，他知道这个消息；第二，他得有这个技能。你发现没有我们珠三角和长三角在这方面做法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珠三角就是劳务市场，通常劳务市场就是把农民工当成打工仔，用完就不要了，所以留不住人，也可能他下次再来找不到这个工作了。
王牧笛：所以珠三角这边叫“候鸟式”生存，就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在城市里，年老的时候回到农村。
闫肖锋：长三角就不一样了，它不叫劳务市场，人家叫人力资源市场。
郎咸平：或者叫人才市场。
闫肖锋：对，它把你当成一个人才，当成人力资源来培训，它经常有很系统的培训计划，使得这些农民工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融入城市，能够在城市里生存。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蓄水池”的关系，一旦企业需要人，马上就可以召之即来。
王牧笛：而广东这边可能更多的依托于个体，依托于商人。比如说张全收，他做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农民工司令”嘛。这回“民工荒”他也着急了，他跑到河南去准备招两万民工来深圳。
郎咸平：招到了吗？
王牧笛：现在正在奔波之中嘛。现在说到这波“民工荒”，可能更多说到农民工二代，咱们上集节目也聊过农民工二代跟农民工一代有天壤之别。
郎咸平：就像我们讲的“富二代”跟“富一代”是完全两回事一样，所以现在我们集体进入了“富二代”跟“农二代”的新时代，这个真的太有意思了。
王牧笛：你说“农二代”现在首先农活他不会做，而且本身也没有土地了；另外，你说进城打零工，咱们上次还聊了，“农二代”不奋斗啊，他们也渴望“富二代”式的优越生活，他们也不想打零工。那他们怎么办呢？
郎咸平：他们打打网络游戏还愿意，打打零工可能不行。问题就在这，你发现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之下，“农二代”不愿意打工了，我很担心国未富人先懒，这怎么办呢？
为功臣正名
这些农民工推动了中国经济史诗般的繁荣，但他们的功绩常常被我们所遗忘。
闫肖锋：郎教授说未富先懒是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要给人奋斗的空间和可能，或者是跳板，这个跳板对“农二代”来说太残酷了，太稀缺了。我看到过《中国青年报》前年做的一个调查，发现“农二代”去城里打工的目的跟“农一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农一代”就是为了挣点钱，回家盖房子，养家糊口。“农二代”打工的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技能；第二个是长见识，以便以后在城市里能够生存。这里边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农二代”他的生活的理想，已经跟城里人的“富二代”或者“城二代”完全一样了。因为他看的电视连续剧，看的鼓动人消费的广告，看的好莱坞大片，玩的游戏，都已经完全跟城里人一样了。
王牧笛：而且这些“农二代”跟“农一代”，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觉得在农村没有出路了。
闫肖锋：所以你要不给他一个变成城里人，或者是变成一个体面的现代人的可能的话，那么他们要不然就心灰意冷，要不然就会出现极端行为——去抢、去偷。
王牧笛：1991年深圳有一场工厂大火，当时死了68个打工妹，有一个湖北籍的女工劫后余生，最后她又回到深圳打工。有记者问她为什么又回来了，她说这就像经历轮回一样，到头来还是渴望做人。她把城市当作一个做人的空间，农村在她看来不是希望的田野。进城后尽管说乡间的篱笆变成了城市的保险门，乡里那些宽厚的长者换成了城市里这些凶巴巴的警察、城管，但是他们还觉得城市里给了他们一个做人的空间。这个很奇怪，中国的农民工为中国的城市化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可以给他们发个大的奖状对吧，但是问题在于现在城市对于农民工是经济性地接纳，社会性地排斥。
郎咸平：对于未来，他们基本上没有机会，我们自己想想看，农民工现在有什么出路，有什么机会？
闫肖锋：以前有过乡镇企业。
郎咸平：在二三十年之前，中国一无所有的时候，一些农民集资，比如说我有100块资本，你们只有5块钱的话，我就可以做企业。就凭资本的力量我就能够做出乡镇企业，但这种以小资本积累的乡镇企业是没有任何优势的，管理也不行，创新也不行，产品设计……什么都不行，所以经济一发展它一定被淘汰。现在，这些已经跟“富二代”观念都一样的小孩子进城打工，而我们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他们一辈子做工人，而且还是城市里面比较层次低的工人。那我问你，当他们对于前途绝望的时候会干什么？
王牧笛：所以现在有媒体说“农二代”概念的提出是一种认同，更是一种试探，是最后一次在试探，就是问你这个主流社会真的打算让我们“贫一代”、“贫二代”、“农一代”、“农二代”，这么贫下去吗？
郎咸平：如果是呢，如果没有给他们机会呢？那我问你他们的机会在哪里？
王牧笛：我们盘点一下农民的几条路，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像他们祖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农二代”是没兴趣的，而且现在中国的人均耕地可能就相当于美国人家后院那么大小。还有一个进城里打零工，二三十年，心酸屈辱，羊肠小路。第三条路——乡镇企业，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还在说，乡镇企业占了全国GDP的三分之一。
郎咸平：那是以前。
闫肖锋：三分天下有其一。
王牧笛：你看各个省市的第一村、第一乡，都是乡镇企业办得比较好的，南街村、华西村、大邱庄都办得比较好。到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
郎咸平：这种刚刚开始的原始积累，它是靠资本，就是因为他们资本比附近的农民都要多，所以他就有优势。比如说他开个杂货店，他资本多，他进货就比较便宜，他有规模经济的优势。但是这些都过去了，不再有优势了，那他下一步是什么？
农民工进城是很可怜的，为什么呢？他是单打独斗的，他既没有父辈的庇荫，也没有特殊的技能，更没有学术上的优势，一进城的结果必定是弱势群体。而3、4亿人进入城市当弱势群体，那是非常可怕的，当这些人对前途丧失希望之后，而他们又有很强烈的欲望想有成就，那社会矛盾就会出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些3、4亿人你不给他希望的结果，是在城市里面安下了定时炸弹。
而且我似乎看不出来我们城市给他们什么机会了。当然不是说城市故意不给他，而是这些年来，投资经营环境全面恶化，加上金融海啸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城市里面想接纳这批人的企业主也是面临相当大的困境，他自己都面临困境了，如何照顾这些农民工。所以今天制造业危机是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制造业的冲击使得农民工现在进入城市，已经不是说有没有辉煌前途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找一个稳定的职业。
王牧笛：而且现在看起来城市似乎也没有为农民工准备一个融入计划。
闫肖锋：刚才说到乡镇企业，我再补充一句，乡镇企业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拾遗补缺。它的政策就是离土不离乡，它能够很低成本地发展，当然这种低成本也包含了对环境的污染。
郎咸平：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农民剥削等等问题。它在这个基础之上用资本积累起来的乡镇企业，这是不可能长久的。
闫肖锋：但是现在产能过剩这个大背景下，拾遗补缺的生存空间已经没有了。本来应该城市里的这些企业，包括这些国营的也好，或者高科技的也好，应该把“龙头”舞起来，然后把“龙尾”这部分带起来。现在是“龙头”没有舞起来，跟农民去争低水平的、重复性的制造业，那乡镇企业肯定就没有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