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袁崇焕评传(18)

金庸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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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却不能说是错了。当时满清对中国而言是异族,是外国,清兵将汉人数十万、数十万的俘虏去,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市,总是烧杀劫掠、极残酷的虐待汉人。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明朝,现在满族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份,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正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

    清朝比明朝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道的。

    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好,遇上了崇祯。崇祯运气不好,做上了皇帝。他仓皇出宫那一晚,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凄然说道:“你为什么生在我家?”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龄,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归根结底,是专制独裁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万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最后被送入戒毒所。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崇祯做什么好呢?他残忍嗜杀,暴躁多疑,智力不够,自卑感极强,性格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在现代社会中极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但如加以适当的教育与训练,可以在屠宰场中做屠夫(我当然并不是说屠夫有犯罪倾向),那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他不能做猎人,因为完全缺乏耐心。

    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袁崇焕如果不死,满清不能征服中国。[5]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只要崇祯是皇帝,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赶走崇祯而自己来做皇帝,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之下,权力是在皇帝手里。

    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

    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

    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采,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

    鲁迅先生曾写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袁崇焕,正是鲁迅先生所称的“中国的脊梁”,使我们不会失掉自信力。

    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令我们感谢;有许多人建立了大帝国和长久的皇朝,令我们惊叹。然而袁崇焕“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极度悲惨的遭遇,这个生死以之的“痴心人”,这个无法无天的“泼胆汉”,却更加强烈的激荡了我们的心。

    崇祯和袁崇焕两人的性格,使得这悲剧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两人第一次平台相见,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的诺言,杀机就已经伏下了。以后他请内帑、主和议、杀毛文龙,悲剧一步步的展开,杀机一层层的加深,到清军兵临北京城下而到达高潮。在这悲剧的高潮中,崇祯不许袁部入城是第一个波浪;袁部苦战得胜,崇祯催逼他去追击十倍兵力的清军,是第二个波浪;北京城里毁谤袁崇焕的谣诼纷传是第三个波浪;终于,皇太极使反间计而崇祯中计。至于后来的凌迟,已是戏剧结构上的荡漾余波[6]了。

    即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崇祯终于还是会因别的事件、用别的藉口来杀了他的。

    我们想像崇祯二年腊月中国北方的情形:

    在永平、滦州、迁安、遵化一带的城内和郊外,清兵的长刀正在砍向每一个汉人身上,满城都是鲜血,满地都是尸首[7]……

    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数十万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骑在马上的清兵挥舞鞭子在驱赶。清兵不断的欢呼大叫,这些汉人是他们俘虏来的奴隶,男的押去辽东为他们做苦工,女的分给兵将淫乐[8]……

    在陕西,灾荒正在大流行。树皮草根都吃完了,饥饿的父母养不活儿女,只好将他们抛在城角的空场上,这些孩子有的在哭号,呼叫:“爸爸,妈妈!”有的拾起了粪便在吃。到第二天,这些孩子都死了。但又有父母抱了孩子来抛弃。做母亲的看着满地死儿,舍得把手里的孩子抛下来吗?但如带回家去,难道眼看他活活的饿死[9]……

    流离在道路上的饥民不知道怪谁才好,只有怪天。他们向来对老天爷又敬又怕,这时反正要死了,就算在地狱中上刀山、下油锅也不管了,他们破口大骂老天爷,有气无力的咒骂,终于倒在地下,再也不起来了[10]……

    在北京城的深宫里,十八岁的少年皇帝在拍着桌子发脾气。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断的问太监:“袁蛮子写了信没有?怎么还不写好?这家伙跟我过不去,非将他千刀万剐不可。你们再去催,叫他快写信给祖大寿!”他憔悴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潮红,眼中布满了红丝,不断的说:“杀了他!杀了他!”……

    在阴森寒冷的御牢里,袁崇焕提笔在写信给祖大寿,砚台里会结冰吧?他的手会冻得僵硬吗?会因愤怒而颤抖吗?他的信里写的是些什么句子?泪水一定滴上了信笺罢?

    皇帝的信使快马驰出山海关外,将这封信交在祖大寿的手里。祖大寿读信之后,伏地大哭。讯息传了开去:“督师有信来!”

    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数万名间关百战、满身累累枪伤箭疤的关东大汉,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因为他们的督师快要被皇帝杀死了。战马悲嘶,朔风呼啸,绵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白雪不断的落在他们的铁盔上、铁甲上……

    [1]见余大成《剖肝录》。

    [2]《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崇祯死后,因为没有确定的接班人,也就没有确定的谥法,有毅宗、庄烈帝、怀帝、愍帝、思宗等谥。思宗的“思”字,不是美谥,《逸周书》的谥法解中说:“道德纯一曰思,大省(即“眚”,意为灾害)兆民曰思(意思是“对亿万百姓造成重大灾祸”),追悔前过曰思,外内思索曰思。”汉朝的王逸作过一篇楚辞,叫作〈九思〉,是哀悼屈原的,共有九章:逢尤、怨上、疾世、悯上、遭厄、悼乱、伤时、哀岁、守志。所说的悼乱伤时,疾世哀岁,逢尤遭厄,和袁崇焕的心境和遭遇倒也差不多。但崇祯写这“九思”二字时,所想到的当然不会是王逸的“九思”。

    [3]崇祯遗诏:“朕自登极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任尔分裂朕尸,可将文武尽皆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这道遗诏,和相传留在他身上的遗书文字稍有不同。

    [4]“君非甚闇,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5]梁启超在《袁崇焕传》的题目上,加了“明季第一重要人物”的形容词,传中说:广东崎岖岭表,数千年来与中原的关系很浅薄,历史上影响到全中国的人物极少,只有唐朝六祖慧能光大了禅宗,明朝陈白沙在哲学上昌明唯心论,成为王阳明的先驱,而“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只有袁崇焕一人。(其实,他即使不提到康有为与孙中山先生,也应当提洪秀全。)又说:“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康有为在《袁督师遗集·序》中说:“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天下震动,鬼神号泣,明社遂屋,余祸烈烈,波荡至今。呜呼,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则岂惟杜邮、钟室、凉风、金牌之凄感也。……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他认为白起、韩信、斛律光、岳飞四人被谗而死,虽令人感叹,但不及袁崇焕事件影响深远。李济深〈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碑〉:“论明清间事者,佥以为督师不死,满清不能入主中原。”叶恭绰谒袁崇焕墓诗:“史笔祇今重论定,好申正气息群纷。”注云:“近日史学家钩稽事实,证明袁如不死,满洲不能坐大,即未必克入主中原,故袁死所关之重,有同岳飞于宋。文天祥辈尚非其比也。”

    [6]戏剧结构上高潮过后的余波(anti-climax),通常译作“反高潮”,似不甚贴切。

    [7]《清史列传》卷三:“岳托(满清大将,代善之子,皇太极的侄儿)曰:辽东以久不降,故诛之。杀永平人,乃贝勒阿敏所为……六年正月,(岳托)奏言:前克辽东、广宁,汉人拒命者诛之,复屠永平、滦州汉人。”

    [8]满清每次出兵,都俘虏大量汉人去做生产工具。这次进攻北京之役俘虏的实数无记录,但知阿巴泰攻掠山东之役(《碧血剑》中提到的那一次)“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相信崇祯二年一役中俘虏汉人也必达数十万,《太宗实录》卷六:“上因问达海(奉命监守明宫太监而使反间计的五将之一)等:‘是役俘获视前二次如何?’对曰:‘此行俘获人口,较前甚多!’上曰:‘金银币帛,虽多得不足喜,惟多得人口为可喜耳!’”

    [9]《陕西通志》,崇祯二年马懋才〈备陈灾变疏〉:“殆年终而树皮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者。”

    [10]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崇祯间有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此种时日曷丧之心理,非人民痛若至极者,宁忍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