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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一点也不错，不仅是因为她的漂亮，还因为她的才艺。她是那天演唱的女士之一，一位先生用钢琴替她伴奏。她和罗切斯特先生还表演了二重唱。”
“罗切斯特先生！我不知道他还能唱歌。”
“呵！他是一个漂亮的男低音，对音乐有很强的鉴赏力。”
“那么英格拉姆小姐呢，她属于哪类嗓子？”
“非常圆润而有力，她唱得很动听。听她唱歌是一种享受——随后她又演奏。我不会欣赏音乐，但罗切斯特先生行。我听他说她的演技很出色。”
“这位才貌双全的小姐还没有结婚吗？”
“好像还没有，我想她与她妹妹的财产都不多。老英格拉姆勋爵的产业大体上限定了继承人，而他的大儿子几乎继承了一切。”
“不过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富裕的贵族或绅士看中她，譬如罗切斯特先生，他很有钱，不是吗？”
“唉！是呀，不过你瞧，年龄差别很大。罗切斯特先生已快四十，而她只有二十五岁。”
“那有什么关系？比这更不般配的婚姻每天都有呢。”
“那是事实，但我不会认为罗切斯特先生会抱有那种想法——可是你什么也没吃。从开始吃茶点到现在，你几乎没有尝过一口。”
“不，我太渴了，吃不下去。让我再喝一杯行吗？”
我正要重新将话题扯到罗切斯特先生和漂亮的布兰奇小姐有没有结合的可能性上，阿黛勒进来了，谈话也就转到了别的方面。
当我复又独处时，我细想了听到的情况，窥视了我的心灵，审察了我的思想和情感，努力用一双严厉的手，把那些在无边无际、无路可循的想象荒野上徘徊的念头，纳入常识的可靠规范之中。
我在自己的法庭上受到了传讯。记忆出来作证，陈述了从昨夜以来我所怀的希望、意愿和情感，陈述了过去近两周我所迷恋的总体想法。理智走了出来，不慌不忙地讲了一个不加修饰的故事，揭示了我如何拒绝了现实，狂热地吞下了空想。我宣布了大致这样的判决：
世上还不曾有过比简·爱更大的傻瓜，还没有一个更异想天开的白痴，那么轻信甜蜜的谎言，把毒药当做美酒吞下。
“你，”我说，“得宠于罗切斯特先生吗？你有讨他欢心的天赋吗？你有哪一点对他来说举足轻重呢？滚开！你的愚蠢让我厌烦。而你却因为人家偶尔表示了喜欢便乐滋滋的，殊不知这是一个出身名门的绅士，一个精于世故的人对一个下属、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所做的暧昧表示。你好大的胆子，愚蠢得可怜的受骗者——难道想到自身的利益都不能让你聪明些吗？今天早上你反复叨念着昨夜的短暂情景啦？——蒙起你的脸，感到羞愧吧！他说了几句称赞你眼睛的话，是吗？盲目的自命不凡者，睁开那双模糊的眼睛，瞧瞧你自己该死的糊涂劲儿吧！受到无意与她结婚的上司的恭维，对随便哪个女人来说都没有好处。爱情之火悄悄地在内心点燃，得不到回报，不为对方所知，必定会吞没煽起爱的生命；要是被发现了，得到了回报，必定犹如鬼火，将爱引入泥泞的荒地而不能自拔。对所有的女人来说，那简直是发疯。
那么，简·爱，听着对你的判决：明天，把镜子放在你面前，用粉笔绘出你自己的画像，要照实画，不要淡化你的缺陷，不要省略粗糙的线条，不要抹去令人讨厌的不匀称的地方，并在画像下面书上‘孤苦无依、相貌平庸的家庭女教师肖像’。
然后，拿出一块光滑的象牙来——你在画盒子里有一块备着：拿出你的调色板，把你最新鲜、最漂亮、最明洁的色彩调起来，选择你最精细的骆驼毛画笔，仔细地画出你所能想象的最漂亮的脸蛋，根据费尔法克斯太太对布兰奇·英格拉姆的描绘，用最柔和的浓淡差别、最甜蜜的色彩来画。记住乌黑的头发、东方式的眸子——什么！你把罗切斯特先生作为模特儿！镇静！别哭鼻子！——不要感情用事！——不要反悔！我只能忍受理智和决心。回忆一下那庄重而和谐的面部特征，希腊式的脖子和胸部，露出圆圆的光彩照人的胳膊和纤细的手。不要省掉钻石耳环和金手镯。一丝不差地画下衣服、悬垂的花边、闪光的缎子、雅致的围巾和金色的玫瑰，把这幅肖像画题作‘多才多艺的名门闺秀布兰奇’。
将来你要是偶尔想入非非，以为罗切斯特先生对你印象很好，那就取出这两幅画来比较一下，并且说：‘罗切斯特先生要是愿意努力，很可能会赢得那位贵族小姐的爱。难道他会在这个贫穷而微不足道的平民女子身上认真花费心思吗？’”
“我会这么干的。”我打定了主意。决心一下，人也就平静下来了，于是便沉沉睡去。
我说到做到，一两个小时便用蜡笔画成了自己的肖像。而用了近两周的工夫完成了一幅想象中的布兰奇·英格拉姆象牙微型画。这张脸看上去是够可爱的，同用蜡笔根据真人画成的头像相比，其对比之强烈已到了自制力所能承受的极限。我很得益于这一做法。它使我的脑袋和双手都不闲着，也使我希望在心里烙下的不可磨灭的新印象更强烈，更不可动摇。
不久我有理由庆幸自己，在迫使我的情感服从有益的纪律方面有所长进。多亏了它，我才能够大大方方、平平静静地对付后来发生的事情，要是我毫无准备，那恐怕是连表面的镇静都无法保持的。
第二章
一个星期过去了，却不见罗切斯特先生的消息。十天过去了，他仍旧没有来。费尔法克斯太太说，要是他直接从里斯去伦敦，并从那儿转道去欧洲大陆，一年内不再在桑菲尔德露面，她也不会感到惊奇，因为他常常出乎意料地说走就走。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冷飕飕沉甸甸的。实际上我在任凭自己陷入一种令人厌恶的失落感。不过我恢复了理智，强调了原则，立刻使自己的感觉恢复了正常。说来也让人惊奇，我终于纠正了一时的过错，清除了认为有理由为罗切斯特先生的行动操心的错误想法。我并没有低声下气，怀着奴性十足的自卑感。相反，我只说：
“你同桑菲尔德的主人无关，无非是拿了他给的工资，去教他的被监护人而已，你感激他体面友好的款待，而你尽了职，得到这样的款待是理所应当的。无疑这是你与他之间他唯一严肃承认的关系。所以不要把你的柔情、你的狂喜、你的痛苦等等系在他身上。他不是你的同类。记住你自己的社会地位吧，要充分自尊，免得把全身心的爱徒然浪费在不需要甚至瞧不起这份礼物的地方。”
我平静地干着一天的工作。不过脑海中时时隐约闪过我要离开桑菲尔德的理由，我不由自主地设计起广告，预测起新的工作来。这些想法，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制止，它们也许会生根发芽，还可能结出果子来。
罗切斯特先生离家已经两周多了，这时候邮差送来了一封给费尔法克斯太太的信。
“是老爷写来的，”她看了看姓名地址说，“我想现在可以知道能不能盼他回来了。”
她在拆开封口仔细看信时，我继续喝我的咖啡（我们在吃早饭）。咖啡很热，我把脸上突然泛起的红晕看做是它的缘故。不过，我的手为什么抖个不停，为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把半杯咖啡溢到了碟子上，我就不想去考虑了。
“嗨，有时候我总认为太冷清，现在可有机会够我们忙了，至少得忙一会儿。”费尔法克斯太太说，仍然把信纸举着放在眼镜前面。
我没有立即提出要求解释，而是系好了阿黛勒碰巧松开的围嘴，哄她又吃了个小面包，把她的杯子再倒满牛奶，随后淡然问道：
“我猜想罗切斯特先生不会马上回来吧？”
“说真的，他要回来了——他说三天以后到，也就是下星期四，而且不光是他一个人。我不知道在里斯的贵人们有多少位同他一起来。他吩咐准备好最好的卧室，图书室与客厅都要清扫干净。我还要从米尔科特的乔治旅店和能弄到人的随便什么地方，再叫些厨工来。而且女士们都带女仆，男士们都带随从。这样我们满屋子都是人了。”费尔法克斯太太匆匆咽下早饭，急急忙忙去准备了。
果然被她说中了，这三天确实够忙的。我本以为桑菲尔德的所有房子都纤尘不染，收拾得很好。但看来我错了。他们雇了三个女人来帮忙。擦呀，刷呀，冲洗漆具呀，敲打地毯呀，把画拿下又挂上呀，擦拭镜子和枝形吊灯呀，在卧室生火呀，把床单和羽绒褥垫晾在炉边呀，这种情景无论是从前还是以后，我都没有见过。在一片忙乱之中，阿黛勒发了疯。准备接客，盼着他们到来，似乎使她欣喜若狂。她会让索菲娅把她称之为外衣的所有toi-lettes都查看一下，把那些passess都翻新，把新的晾一晾放好。她自己呢，什么也不干，只不过在前房跳来奔去，在床架上蹿上蹿下，在呼呼直蹿烟囱的熊熊炉火前，躺到床垫上和叠起的枕垫、枕头上。她的功课已全给免掉，因为费尔法克斯太太拉我做了帮手。我整天呆在储藏室，给她和厨师帮忙（或者说增添麻烦），学做牛奶蛋糊、乳酪饼和法国糕点，捆扎野味，装饰甜点心。
这批客人预计星期四下午到达，赶上六点钟吃晚饭。在等待期间我没有工夫去胡思乱想了。我想我跟其他人一样忙碌，一样高兴——阿黛勒除外。不过我时时会感到扫兴，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些疑惑、凶兆和不祥的猜测。那就是当我偶尔看到三楼楼梯的门慢悠悠地打开（近来常常锁着），格雷斯·普尔戴着整洁的帽子，系着围裙，揣着手帕，从那里经过时。我瞧着她溜过走廊，穿着布拖鞋，脚步声减低到很轻很轻。我看见她往闹哄哄乱糟糟的卧房里瞧了一瞧，只不过说一两句话，也许是给打杂女工们交代恰当的清扫方法：如何擦炉栅，如何清理大理石壁炉架，要不就是如何从糊了墙纸的墙上把缎子取下。说完便又往前走了。她一天下楼到厨房里走一次，来吃饭，在炉边有节制地吸一斗烟，随后就返回，带上一罐黑啤酒，在楼上阴暗的巢穴里独自消遣。一天二十四小时中，她只有一小时同楼下别的佣人呆在一起，其余时间是在三层楼上某个橡木卧室低矮的天花板下度过的。她坐在那里做着针线活——也许还兀自凄楚地大笑起来，像监狱里的犯人一样无人做伴。
最奇怪的是，除了我，房子里没有人注意到她的习惯，或者似乎为此感到诧异。没有人谈论过她的地位或工作，没有人可怜她的孤独冷清。说真的我一次偶尔听到了莉娅和一个打杂女工之间关于格雷斯的一段对话，莉娅先是说了什么话，我没听清楚，而打杂女工回答道：
“估计她的薪金很高。”
“是呀，”莉娅说，“但愿我的薪金也这么高。并不是说我的值得抱怨——在桑菲尔德谈不上吝啬，不过我拿的薪金还不到普尔太太的五分之一。她还在存钱呢，一季度要去一次米尔科特的银行。我一点不怀疑她要是想走的话，积下的钱够她自立了。不过我想她在这儿已经呆惯了，更何况她还不到四十岁，身强力壮，干什么都还行，放弃差事是太早些了。”
“我猜想她是个干活的好手。”打杂女工说。
“呵——她明白自己该干什么，没有人比得过她，”莉娅意味深长地回答说，“不是谁都干得了她的活的，就是给了同她一样多的钱也干不了。”
“的确干不了！”对方回答，“不知道老爷——”
打杂女工还想往下说，但这时莉娅回过头来，看到了我，便立即用肘子顶了顶她的伙伴。
“她知道了吗？”我听见那女人悄悄说。
莉娅摇了摇头，于是谈话就中止了。我从这里所能猜测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在桑菲尔德有一个秘密，而我被故意排除在这个秘密之外了。
星期四到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在前一个晚上完成。地毯铺开了，床幔挂上了彩条，白得炫目的床罩铺好了，梳妆台已经安排停当，家具都擦拭得干干净净，花瓶里插满了鲜花。卧室和客厅都已尽人工所能，拾掇得焕然一新；大厅也已经擦洗过，巨大的木雕钟、楼梯的台阶和栏杆都已擦得像玻璃一般闪闪发光。在餐室里，餐具柜里的盘子光亮夺目；在客厅和起居室内，一瓶瓶异国鲜花，在四周灿然开放。
到了下午，费尔法克斯太太穿上了她最好的黑缎袍子，戴了手套和金表，因为要由她来接待客人——把女士们领到各自的房间里去等等。阿黛勒也要打扮一番，尽管至少在那天，我想不大会有机会让她见客。但为了使她高兴，我让索菲娅给她穿上了一件宽松的麻纱短上衣。至于我自己，是没有必要换装的，不会把我从作为我私室的读书室里叫出去，这私室现在已经属于我，成了“患难时愉快的避难所”。
这是个温煦宁静的春日，三月末四月初的那种日子，阳光普照预示着夏天就要到来。这时已近日暮，但黄昏时更加暖和，我坐在读书室里工作，敞开着窗子。
“时候不早了，”费尔法克斯太太浑身叮当作响，进了房间说，“幸亏我订的饭菜比罗切斯特先生说的时间晚一个小时，现在已经过了六点了。我已派约翰到大门口去，看看路上有没有动静。从那儿往米尔科特的方向望去，可以看得很远。”她朝窗子走去。“他来了！”她说，“嗨，约翰，（探出身子）有消息吗？”
“他们来了，夫人，”对方回答道，“十分钟后就到。”
阿黛勒朝窗子飞奔过去。我跟在后面，小心地靠一边站立，让窗帘遮掩着，使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却不被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