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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光庭苦着脸笑了笑说：“南京的蒋委员长虽然表示要派中央军出关支援东北军对苏作战，可是东北军的将领们都不愿意让中央军进入东北。”
“不愿意让中央军进入东北？这是为什么？”王叙不解地问。
箫国栋在孙传芳的部队里干过，陶蓉、李文田两人则是在桂系和西北军呆了很久，他们都能理解葛光庭这句话的含义。
自辛亥以来，各个地方势力虽没有真正的列土分疆，可也都在形式上等同于此，对于他们自己控制的地盘那是绝不会允许他人染指的，对中央军尤其如此。
因为，一旦中央军进来，再想让他们离开可就不容易了，因为中央军是中央政府的部队，中国版图以内的任何地域在理论上他们都可以任意驻扎，谁如果公然要求中央军撤离自己的地域，那他就无疑自己承认自己就是新军阀。而且，那还要看这个人的实力够不够，蒋介石是否买他这个面子。如果这个人的实力不足，蒋介石完全可以给他安上一个对抗中央的帽子，把他的势力连根拔起。
有资历的实力派还可以被“请”到中央任职；资历不够的只好下野出洋，什么时候可以回来那是需要蒋介石点头同意的，实际上就等同于流放。
只有王叙这个从没在地方势力中呆过的人对此有些不解，不过他一见众人的表情也是很快的就想明白了个中缘由。
李文田皱着眉头重重地“哼”了一声。“这都什么时候了，张汉卿还只想着他自己在东北的利益。就是以后中央军赖在东北不走，也总好过让老毛子占了东北的土地，这个道理汉卿不明白？东北军的将领们不明白？再说，张汉卿不还是中央政府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吗？中央军至少在名义上也是归他管辖啊！”
葛光庭因为在北洋政府和孙中山在广州的临时政府中都呆过，对各地方势力给政府造成的麻烦看得很清楚，仅就葛光庭本人而言，他对东北军的将领，包括张学良在内的文武大员不愿意让中央军进入东北也是很不以为然。不过，他也明白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状，而这个现状要得到改变，那是需要时间的，在中央政府没有强大到一定程度前，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葛光庭不仅可以明显感到李文田的不满，就是其他几人的表情他也看得很清楚，他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忙岔开话题说：“东北军虽然算上各地的守备部队有四十多万人，但真正能打的精锐也就不到三十万。这些部队主要驻扎在热河、山海关和奉天一带，因为要防备日本人借机挑起事端，这些人大部分是不能调动的。能抽到吉林、黑龙江边境的最多也就十万来人。而且，这些人也不可能都摆在一线，边境附近的重要城市又都要派兵驻扎守卫，这样一来兵力就不敷使用了。南线绥芬河一线还好些，离奉天不是很远，战事一旦恶化，还可就近支援。北线满洲里一带就很难办了，现在那里只有一个旅和一些地方守备部队，虽然汉卿还在想办法四处调换各部队驻防区域，以挤出兵力，可最多也就是一个旅的规模。”
陶蓉用调侃的语气说：“如果说东北军留在奉天的部队是为了防备南满的日本人闹事，这还说得过去，可是包括在热河的汤玉麟的部队又是在防备谁啊！河北可没有日本人，不会是在防备中央军和晋绥军吧？”
陶蓉的话让葛光庭尴尬的满脸通红。张学良不是没想过调集驻守辽西的部队，可是不仅是汤玉麟、张景惠等一众将领不同意，就是张作霖当年最信得过的、现在又一心辅佐张学良、被张学良尊称为老叔、辅帅的吉林省主席、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也是坚决反对，他们都怕中央军和晋绥军趁机占东北的便宜。
张学良对这些和他父亲一起刀头舔血几十年的东北军老人不好发作，可是葛光庭知道，张学良私下里可是连摔了好几次杯子。
“还有GCD的问题。”葛光庭继续说道。
“还有GCD?”宋哲武一时有些跟不上葛光庭那跳跃性的话语。
葛光庭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在北平、天津，辽宁还有刚改称沈阳的奉天、大连、营口等诸多城市，吉林的长春、黑龙江的哈尔滨等地区都出现了GCD号召‘武装保卫苏联’的传单，另据情报，GCD满洲省委已接到他们中央的指示，要在东北举行暴动和策反。所以，现在各地的部队都不敢轻易调动。”
“GCD要武装保卫苏联？”这让宋哲武大为惊讶！
宋哲武虽然知道这个时候的中国GCD几乎没有多少独立性，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可是喊出这样极左的口号，还是让他感到极大的震惊。
这一时期，中国GCD受苏联把持的共产国际的影响，政治上极端左倾，缺乏独立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GCD就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机构。苏联不仅把他们的旨意通过共产国际传递给中国GCD，有时甚至苏联领导人直接就下达指令“指导”中国GCD的工作。中国GCD在中国开展的一切工作并不是以中国GCD的利益和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特点来展开，而是以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就是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为转移。
以至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就相当于“圣旨”，那些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对中国GCD本身、对中国**和现实没有任何理性认识的青年学生们，就可以颐指气使的任意指责批判在国内的中共领导人，甚至还可以更换推举他们不满意的领导人，把持中共GCD的领导核心。而最了解中共GCD实际情况，但没有经受过“共产国际”考验的、没有吃过“洋面包”的本土领导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排斥和打击。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属“太祖”了。正当“太祖”和他的战友们辛辛苦苦开创了江西苏区根据地，他们领导的红军正在蓬勃发展时，GCD中央从上海迁到了江西苏区，在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博古等人把持的中央领导核心的排斥下，把最了解中国现实、最能理性分析中国国情、最了解红军的“太祖”逐步排挤出党和红军的决策层，遵义会议前，甚至只剩下一个没有根据地、四处流浪的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职位。
红军在博古这个从苏联回国不久、年仅二十三岁、对MKS主义理论“了解极深”、对中国GCD和红军实际情况了解极浅薄的人的领导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李德这个共产国际代表的指挥下，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GCD历史上最大的悲哀。
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当此中苏两国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行将交战时，作为中国的一个政党发出支持敌对国家的号召都是极不明智、极其失策的，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必然导致民众的误解。虽然受到影响的仅仅是城市里消息灵通的市民，范围并不是很大。可是在GCD内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不满，陈独秀就专门致信ZG中央提出批评，主张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而这时在国内的王明，把持的ZG中央，鉴于陈独秀等人事实上根本反对ZG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很快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ZG中央明确认为，陈独秀等人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
ZG此举甚至对学生运动和工运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当时准备发动上海工人大罢工支持苏联就根本没有组织起来。
可是还有让宋哲武更吃惊的事情，那就是箫国栋、陶蓉、王叙、李文田几人对于“武装保卫苏联”这句口号并不感到吃惊，甚至还对他的大惊小怪感到很不解。对于几人的表现，宋哲武稍一思索就明白了原委。因为他们都认为GCD就是受苏联领导的，最少也是受其指导的，所以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这样的口号并不足为怪。
宋哲武现在对“中东路事件”的前因后果，蒋介石的目的，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情况甚至还有GCD的态度都基本了解了。
既然了解了情况，那剩下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是否出兵的问题了，而是怎样出兵？出兵后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了。
他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他出兵东北并不会引起蒋介石的不快。虽然蒋介石也会认为中苏之间的战争，东北军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可既然战事打起来，宋哲武相信蒋介石也绝不会希望看到东北军败得太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