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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清自己也点着，深吸一口，潇洒地喷了几个烟圈，说：“就这么闲着？钱够花吗？”
黎世杰说：“差不多吧，也快见底了。”
“怎么不去找点事做？”
“找了，找不到，你瞧瞧外面，都他妈是人，哪有事？”黎世杰不满地说，忍不住带上了粗口。
“可以去租界看看嘛，你不是说你在那边做过吗。”
“那边也是人多，以前做过的老板回国了。”
“来我这里做吧，我们正在招人，钱不多，够你花，搞不好还有点别的油水，怎么样？我记得以前给你说过。”
黎世杰想起来了，他以前确实说过这话。
“你们是——”
“侦缉队。”
黎世杰明白了，他笑了笑，说：“怎么会看上我。”
“没什么，我们缺人手，你在上海呆的时间长，地面熟，我看人也老实，怎么样，做不做？”
黎世杰看着赵子清，他满不在乎地抽着烟，他看不出他有什么不正常，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那么看得上自己。不过这也不奇怪，在上海这个地方，永远有人找不到事做，也永远有事找不到人做。
“做这一行可危险。”黎世杰说。
“别他妈矫情了，这年头哪行不危险，话说回来，又不让你做什么断子绝孙的事——你想做还得熬几年——就跟着跑跑腿，其实跟打个零工差不多。”
黎世杰有点动心，这毕竟也算个工作，可以解决自己眼前的生活问题。另外，他们为日本人做事，这对自己又是个机会，也许这个身份也是组织需要的。自然，现在自己没得到命令，但问题是根本没人给自己下命令，一切都得自己做主，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得到任何命令，他不能再等下去，可以自己做主。
但这是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对于一个如黎世杰这样身份的人来说，作出这个决定并不是简单的一件事，那些在黑夜里不时响起的枪声，就是一种现实的警告。但黎世杰本能地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机会，他有这个身份对于他未来的发展和组织的需要，都是有好处的。这是他的一种职业敏感性，他需要抓住类似于眼前的这些机会，以改变自身的命运，他不会永远孤独，但他必须成为一个对组织有用的人。还有一个他隐藏在内心但无法说出的理由，那就是他现在确实需要一份工作，需要一份能使自己留在上海的工作，赵子清的建议对他不算坏事，在他心底，他不愿意拒绝这份工作。
这些想法在他心中只是一闪而过，就是这瞬间的犹豫也使得赵子清有些不耐烦起来，他说：“怎么回事，还要我求你不成？别他妈的给脸不要脸，不就是混口饭吃吗。”
黎世杰笑着说：“不是，我是觉得——好好，赵先生，我不说了，我答应你，哪天可以去上班？”
赵子清满意了，说：“这就对了，明天来找我，认字吗？”
黎世杰点点头，赵子清摸出一张纸片，拿出笔刷刷写了两行字，递给你世杰。
“今天就算了，过个节，明天照这个地址找我。”
黎世杰双手接过，恭敬地说：“好的，赵先生。”
赵子清把茶杯里剩下的茶喝完，阻止了黎世杰继续加水，站起来，说：“那就这么着吧，我先走。”
临出门前，他仿佛想起什么，回头说：“那个人还是被打死了。”
黎世杰问：“谁？”
“就是那个，在你楼下被打伤没死的那个人，还是被打死了。”
“哦，”黎世杰恍然大悟地说：“什么人干的？”
“谁他妈知道，妈的，还搭上我们一个小兄弟。”
黎世杰的心跳了几下，他努力回忆那天的情景，确定不会有人认识自己，稍微平静了些，他慢慢地倒了杯茶，喝完了，才发现喝的是赵子清刚才喝过的茶杯。
黎世杰对侦缉队的活不陌生，但他不得不装出陌生的样子，这对他不是什么难事。基本上他很少出外勤，平时就是打扫卫生端茶倒水，遇到队里有什么体力活打个下手，偶尔人手不足的时候，才会把他们这些人派到外面，也都是象征性的一些出勤，谈不上什么具体的工作，也谈不上什么危险性。当然，有油水的事情也和他无关，他也并不想去参合。他很小心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可有可无不引人注目的人，平时除了偶尔和赵子清打个招呼抽一根他丢过来的烟，他很少和人交往，他只是在观察、适应这种生活。
赵子清是这里的队副，但却是管事的人，队长在半年前从租界回来的路上被乱枪打死，之后就一直空缺。侦缉队长的死是黎世杰被招进来的间接原因，这件事使侦缉队在一夜之间跑掉了十来个人，而得知内情的人也不敢再来吃这碗饭，人手顿时不足起来。赵子清是个很精明同时也很现实的人，他拿该拿的进项，谨慎地做该做的事情，从米贩子到租界巡捕房到日本人都很熟络。他会拿出大笔的钱笼络手下的人，一再告诫大家要小心做事，不要去惹不该惹的人，也不要去做那些刀口上舔血的买卖，用他的话说，在侦缉队就是混口饭吃，诸事都犯不着当真。侦缉队虽也时时抓一些人，但大多是些贩夫走卒之类，但凡能明里暗里亮出个招牌的，都找个理由放了，剩下的，也多是弄点小钱，并不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当然，他对日本人交代的事总是小心应付的。
黎世杰在侦缉队虽然没有什么额外的油水，但进项足够维持他目前的生活水准，两个月以后，甚至还匀出钱换了皮鞋和衬衣。房东在得知他在侦缉队谋到差事后，对他的态度也大为改观，不但在收钱的时候打了很大的折扣，还奉送了一包好茶叶。春节后报纸上关于战事的报道已经日渐减少，租界的大部分报纸又恢复到了战前的风花雪夜，然后便是国民党副总裁汪先生出走的事。虽然也有报纸破口大骂称之为汪逆，但连这等大人物都和日本人搭上关系，使人不禁觉得战争的前景又暗淡了许多。
五月初的一天黎世杰意外地出了趟外勤，一般这种时候总是有些大事发生。果不其然，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抗战不到两年就出现如此戏剧性的场面，自然引起了上海滩的轰动。黎世杰对汪兆铭并不陌生，战前在南京曾经多次远远的见过，民国二十四年汪兆铭遇刺的时候他就在现场担任守卫，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事情的惊心动魄依旧历历在目。黎世杰不懂政治，也不关心政治，但对汪兆铭的到来，他是不以为然的，他不认为这是明智的选择。这种感觉本身并不是基于事情的对错，在沦陷已经两年的上海——很多人其实已经不再根据对错而是根据利益来判断事物了——这种感觉是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政治的是是非非并不是他这样的人能左右和领悟的，上海也不是所有人都反对汪先生，但他的工作使他在很多事情上拥有与众不同的感觉。周围很多人对汪的到来都抱有乐观的态度，认为战事就要结束，和平就要到来。黎世杰对这种看法是嗤之以鼻的，中国的事情从来不是由汪先生说了算，他甚至指挥不动一个连，既然如此，他的作为又怎么能左右得了大局？但他努力控制住自己不流露任何一点与此时的氛围相左的情绪。
事情结束后黎世杰没有到队里，直接回了住处，在就要走进楼道前的一瞬，他感觉有双眼睛在看着自己，眼光并没有恶意，也没有危险，但这个感觉很强烈。他眼角的余光扫了一下，然后停住了脚步。
“你好，黎先生。”周枫说。
“周小姐，你好。”黎世杰稍微觉得有些惊奇，但并不特别意外，他知道只要他们不离开上海，迟早会来找他的。他打量了一下周枫，比起上次见面，她不那么脏，也不那么瘦了，面色红润了许多，身上不再穿着那种难看的大襟袄，而是换成了上海女人常见的对襟衫，外面套着一件紫色风衣。这个打扮在上海并不算特别时尚，而且衣服也显得有些陈旧和破损，但却第一次使周枫显示出了女人的味道，当然也显示出周枫最近的经济条件大为改观。周枫看起来并不特别适应这种服装的变换，黎世杰的眼光使她显得有些局促。
“上去坐吧。”黎世杰尽量平静地说，周枫点点头，跟着他一起上楼进了屋。
黎世杰给她倒了杯水，然后坐下了，等着她开口。
周枫沉默了一会，取出一个布包，放到桌子上，说：“这个请你收好，是我们欠你的五十块钱。”
黎世杰感觉布包很沉，伸手捏了一下，是大洋。
“我们只有这个。”周枫说。
“这个很好。”黎世杰笑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