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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海中回想着即在历史书上的宋金货币史中的一些记载，再结合柳师师所说的月前开始出现的闹钱荒的这一状况，顾同不由的联想到了金章宗末年，因为金朝货币混乱而爆发的那场震动甚至可以说是摧垮大金经济的震荡。
顾同清楚的记得，在海陵王搜刮民间之铜后，金朝始铸铜钱，可是，这犹不能满足因为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对于货币的需要。
海陵王之后，金世宗即位，积极筹措铜源，为铸钱作准备。
为此，金世宗下令，收括民间现存铜货，大力实施铜禁。大定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大定十一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对于民间允许存留的铜器，朝廷也加以优惠价格收购。
搜刮民间铜器的同时，金朝也开始积极开采铜矿，大定十二年正月“以铜少，命尚书省遣使诸路规措铜货。能指坑冶得实者，赏”，甚至一度千里迢迢，“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采铜”，但北方铜产稀缺，此举更多出自一种象征意义而实际意义十分有限。
经过十余年的积蓄，金朝开始掌握了相当多数量的铜。大定十八年，金朝在代州立监铸钱，“其钱文曰‘大定通宝’，字文肉好又胜正隆之制，世传其钱料微用银云”。大定十九年，年铸钱量为一万六千余贯。大定二十年，名代州监为阜通监，设专官管理，甚至一度以参知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可见世宗对于铸钱的高度重视。大定二十七年，又在曲阳设立利通监。两监岁铸钱达到十四万余贯。不过由于官吏*及管理不善等原因，铸钱的成本一直高居不下。大定末期岁铸钱十四万余贯，而岁所费高达八十余万贯，成本为币值的5。7倍，已经为政府难以承受，章宗即位的大定二十九年，罢阜通、利通二监。
章宗后期，随着对外用兵而造成的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在交钞阻滞和发行银币中途下马的情况下金政府无奈之下又想到增铸铜钱。泰和四年“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参行”，章宗的目的是想用财政手段使铸币的名价高于实价，可是非但没有解除危机，反而更加促进通货膨胀。
总的说来，大金在铸造铜钱方面，本朝的铜钱投入市场量远远达不到替代旧钱的程度，“金朝钱币，旧止用铜钱。正隆、大定、泰和间，始铸新钱，余皆宋旧钱”，可见金朝在铸钱量来看，超过辽朝和西夏，但远远不及北宋时期的铸钱量，与同时期的南宋相比也略逊一筹。
因为铜钱不足，金朝统治者只好利用已经在两宋发展起来的交子发展纸质货币。不过不同于两宋先铸造铜钱后发布纸币的惯例，金朝却是别开生面，先印行纸币而后铸造铜钱。“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海陵迁中都，徙榷货物以实都城，复钞引法，皆自松年启之”，蔡松年建议下金朝在河南路发行了交钞，“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犹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尔，盖亦以铜少，权制之法也”，以铜钱为本位，与辽宋钱并行。交钞与铜钱的比值是一比一。
交钞最初只限于河南一路流通，“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金朝政府始终注意控制交钞发行量，使交钞信用非常高。在这种条件下，交钞轻便的优越性日渐突出。最终交钞跨过黄河，流通于大金各路。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为合同交钞，即京师与各路，各路与各路之间订立的相互流通的合同。合同交钞的出现，表明金代的纸币有逐渐向全国流通的趋势，此为同时期的南宋会子等纸币无法比拟。
交钞最初发行时，“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是学习宋代交钞分界法而来。分界制度虽然有利于国家控制、调节交钞的流通量和发行量，但又不利于保持纸币的稳定和信用，不利于商业的发展。于是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朝廷就交钞是否继续发行和七年厘革制是否要废除进行讨论。经过讨论后“遂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法自此始”。纸币从有界期发展到无限期流通，标志交钞作为金属货币的符号在商品交换中取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因此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但是，一系列问题也随之产生，特别是在连续用兵而财政困难的背景下，取消七年厘革制后，交钞越发越多，导致钱重钞轻，支而不入。
明昌四年，交钞阻滞在陕西开始出现，对此章宗君臣不断讨论此问题。如讨论限钱问题，企图以行政手段迫使民间蓄钱投入流通。如在一些路分诸科名钱银钞各半，并减少官兵俸禄中钞的比例，企图回收一部分交钞。如以行政手段强迫部分路的人民使用一贯以上的大钞，若大钞不行则行小钞，最后到了提高小钞身价把它当作与铜钱相等的钞本的地步。
结果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而在民间“时民以货币屡变，往往怨嗟，聚语於市”。在由社会经济发展而引起的矛盾扩大的情况下，金朝君臣不是以大力改革前弊为做作，只是竭力调整货币政策，企图消除财政危机，最终越修补漏洞越大，形成恶性循环。
章宗后期，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后蒙古南侵，金朝南迁，统治者位苟延残喘，横征暴敛，滥发纸币。纸币发行越来越多，纸币名称不断变更，“大钞滞更为小钞，小钞弊改为宝券，宝券不行易为通宝”。
为了缓和经济发展中的钱荒，女真统治者除了在铜钱和交钞上面下功夫，更是一度铸造金银币。
金银在女真族的商品交换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女真族崛起，再到建国，女真贵族对于金银币始终有一种独特的钟爱。
在对辽朝和北宋的战争中，女真大小贵族和军功头目对金银的掠夺表现出了比铜钱更浓厚的兴趣。金军袭击辽帝斡鲁朵“应行宫内库三局珍宝，祖宗二百余年所积”，将辽国百年寄存下来的金银，全部抢劫一空。金军攻破北宋开封，勒索金银，检阅府库“金三百万锭，银八百万锭”、金废伪齐，得府库中“金一百二十万，有银六千万”。
通过战争掠夺只是金统治者聚集金银的一个手段，除此之外，两宋百年之间，共计向女真人输出岁币银达到1485万两。而大金本身对于金银矿的开采，也是国库中积累上千万两金银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金世宗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与北宋矿业达到最兴盛的神宗时期实行的二八抽分制，即将产品分为十等份，官府抽取十分之二，承买者获得十分之八的政策相比还要优惠许多，二十税一，其余皆归矿业户所有。大定十二年，世宗“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就是连二十税一也免除。大定二十年“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彻底废除了金银禁榷的政策。在如此宽松的条件下，金朝的矿业生产特别是金银矿的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原北宋实施矿产谨慎开发的河北河东地区，发展势头强劲。同时金的矿业生产以招募制和承买制为主，政府不进行过多干预，这也为金银的积累从制度上得到了保证。
经过战争掠夺、岁币和矿业开发的积累，金的府库积累了大量的金银。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金府库铜钱见在钱总三千三百四十万贯有奇，而明昌二年“天下见在金千二百余铤，银五十五万二千余铤”，折合铜钱5502万贯，多于同时期库存铜钱数量。在章宗时交钞阻滞的情况下，金君臣自然而然的想到了这笔巨额白银，希望将其投入流通，以缓解钱荒。遂于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开铸银币，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与钱兼用，以代钞本”。
发行银币是金朝的一创举，不过由于它不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只是在军费增加，财政困难和交钞贬值阻滞的情况下采取的应急措施，加之其问世后“私铸‘承安宝货’者多杂以铜锡，浸不能行，京师闭肆”，因此仅仅流通了三年，朝廷便被迫罢铸，停止使用。
铜钱生产难以跟上紧急发展需要，铜矿稀少，铸钱成本重，加上纸币随意发行，币值混乱难定，铸造的银币又不能及时的流通和被市场需要，金朝本就破败的经济更加的迷乱，从这也可以看得出大金国势江河日下，日渐不复一日。
顾同把自己记忆中的关于大金铜钱和交钞的使用情况回忆了一遍，这才知道，这一次看似是因为世家叛乱而爆发的挤兑引来的钱荒，其实更可以看作是大金自章宗明昌四年之后，新的一场钱荒爆发的征兆。
而现在只是泰和元年，距离金章宗再次发行“泰和重宝”还有三年时间，可见，未来三年的时间内，钱荒将会越来越严重，老百姓手中漫不要说白银，就连铜钱可能也不能得到，而白银、铜钱只会最大规模的向世家豪族、大商贾手中集中，如此一来，未来百姓生活无疑更加的困难。
顾同又接着想到即将在山东之地爆发起来的那场“红袄军”起义，心中忧虑不觉更盛。
“这个时代，可真是越加的混乱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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