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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着两大袋子旧书，林逸这才发觉，很重，真的很重，只提了一小会儿，手臂就发麻了，然后林逸就开始怀念曾经跟班的老黄，如果有他在，那就省事儿了。
可惜，老黄没在这儿，自己还要提着这些书走老远的路，想到这里，看看里面厚厚的《水浒》，《绿野仙踪》等，不禁苦笑，买这么多，何苦来哉。
距离去地铁站的路还有一段距离，算起来也不算太远，大约一里地路程，来的时候林逸是徒步而行，并且是大步流星，现在不行了，别说大步流星，就算像要稍微快一点都觉得吃力，所以林逸决定去乘坐大巴。
深圳市的大巴都是那种很上档次上下两层绿色公交，无人售票，自动投币。林逸赶过去的时候，公交站牌下已经挤满了人，没等林逸喘口气，那车就来了，然后人群一股脑地往上挤，林逸提着书跟在后面也往前挤，可是由于上车的人太多，汽车的前门上不去了，林逸便只得转个头，从后门上了车。
到了公共汽车上，车上的人实在是太多，司机也顾不上叫从后门上来的乘客交钱。
正当林逸暗自庆幸，可以不必费力气提着手袋去投币的时候，这时就见一个跟他一起从后门上车的女中学生，动作麻利地从上衣兜里掏出公交卡，对着比她靠前一点的中年男子微笑着说道：“叔叔，麻烦您能帮我传一下公交卡吗？”
那个中年男子也对她还以微笑，很爽快地答道：“可以，可以！”说话间便接过女学生的公交卡，然后又递给比他更靠近车头的乘客，继续往前传递着女学生那代表着最普通，基本道德，公共良心的公交卡。
看到眼前这传递的场面，想想自己刚才的想法，林逸的心便一阵阵的发紧。正在这时，下一站到了，又从下面上来几个中年的男女乘客，和林逸刚上车时一样，都是一脸麻木的侥幸表情。此时的林逸，心里也在做着激烈的斗争，没想到二十来岁的人了，在公共汽车上还得作人生答卷上的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选择题。
当然答案是没得选择的，车一到站，林逸就咬着牙，提着旧书飞一般地跑向前门，快速地上车，好不容易腾出一只手，把那枚攥在手里很久的硬币，迅速地投进了公共汽车上的投币箱里，然后转身下车，如释重负般地迈步走向了地铁站。
……
搭乘地铁，辛苦一路，终于回到了自己下榻的酒店。进了房间，林逸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去检查那张意外的收获。
将那套1979年三联港版《李自成》从手提袋里掏出来，林逸开始翻找那张信札。
这本没有。
这本也没有。
这本还没有。
林逸火热的心立马就冷却下来，难道丢失了？他开始神经兮兮地紧张起来。之前把那信札重新夹回书本的时候情况太紧急，以至于林逸忘记到底夹在第几册中了。现在找了三本竟然都没找到，心中就觉得有点危险。
不过很快，当林逸拿起第四册的时候，随着手指的翻动，一张薄如蝉翼的信札，飘然露出真容。
原来在这里。
林逸这才松了一口气。
……
此时此刻，整个房间里就他一个人，没有了那个监视着他的书摊摊主，也没有那些淘书看的顾客，他可以把这信封大大方方地拿出来，摆在面前，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毫无顾忌。
信札是红格稿纸，质地柔软，应该是那种老棉纸，信札的上头有“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字样，可见这种稿纸应该是作协内部的公用信纸。
在信纸上面，毛笔字楷行结合，龙飞凤舞，写着几段话，具体内容是---
刘以鬯先生：
您好！
今收到《李自成》三联港版样品书，各方面都很好。我和我的夫人对你给予此书出版的帮助，表示感谢。至于我与香港作家徐速的笔墨官司，先生可不必理会。烦事太多，易扰心碎，还是埋头搞创作的好。
如有机会，我会去香港一趟，届时定会与先生你会晤，到时可促见一面，促膝长谈。
在此，愿你身体康健，工作顺利。
此致：
敬礼！
姚雪垠
一九七九年，12月11日。
……
信札的末尾，除了签名外，还有一枚四四方方的小印章，鲜红如火，印章上四个字：姚雪垠印。
信札上留下印章，这在很多信札中很少见，说明了此信的重要性，以及写信人对收信人的尊重。
回过头来，首先林逸对这个收信人“刘以鬯”充满了好奇。这个名字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不过林逸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却是香港那个歌手兼演员“刘以达”---《食神》中的“梦遗大师”。
“刘以鬯”么？林逸连那个“鬯”字都不知道该怎么念。无奈，林逸只好打开酒店客房的电脑，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字念“chang”，是个通假字，通“畅”。在古汉语中是一种祭祀用的酒。
至于这位“刘以鬯”其人，查了一下，不得了，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香港文坛教父”。
刘以鬯，曾主编过《国民公报》、《香港时报》、《星岛周报》、《西点》等报刊杂志。他曾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荣誉勋章。他一直致力于严肃文学的创作，其著名小说《对倒》，引发香港大导演王家卫拍摄成电影《花样年华》，《酒徒》则被拍成了《2046》。
怪不得觉得熟悉，林逸这才想起来很早以前看《花样年华》的时候貌似在电影片尾看到过这个名字，貌似是“文学顾问”。
不过刘以鬯之所以在香港大名鼎鼎被誉为“文坛教父”，除了他德高望重，资历比金庸，倪匡，蔡澜这些牛人还要高之外，在艺术成就上，他更当之无愧的香港第一人，作品获奖无数，《酒徒》开创了中国意识流小说先河，而他本人又被“汇丰作家”和“严肃作家”。
“汇丰作家”，是说他作品多，一生写了大概有六七千万字。说他是严肃作家，是他出的书不多，许多文字被他当“垃圾”淘汰掉了。写了一生，只出版两个长篇《酒徒》和《陶瓷》，4个中短篇集子和3部评论集、翻译作品。为什么这样，盖因他的创作态度太严肃了，《对倒》本是长篇，后删成中篇出版，《珍品》本是中篇，结果删成短篇收入集子。最具代表性的是《鸟与半岛》，原作60多万字，出书时删去50万字，仅留1/6。
难怪有人曾评论他，在香港这方流金淌银的土地上，刘以鬯坚守一方净土，“一辈子耕耘他那一亩纯文学的地”。
姚雪垠写这封信给刘以鬯，主要是因为在香港出版这套《李自成》，刘以鬯帮了很大的忙，尤其作为香港首屈一指的文坛巨匠，刘以鬯的帮助使得姚雪垠的作品能够在香港开花结果，得到推荐和重视。
每个作家都爱自己的作品，犹如父母爱自己的儿女。姚雪垠也一样，自己的“儿女”在香港受到刘以鬯的热情“招待”，自己当然要回信致谢了。
至于信中提及的“徐速官司”，则是香港和内地文坛的一件“笔墨官司”。
此事源于香港教授作家徐速成名作《星星、月亮、太阳》，涉嫌抄袭姚雪垠的代表作《春暖花开的时候》。
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阳》，1958年著，香港高原出版社出版，初版本，品相好的现在旧书售价300元；1959年台湾东方出版社版本，旧书售价120元；1983年台北水牛出版社版本，旧书售价80元；1985年中国友谊出版社版本，旧书售价50元。
这部长篇小说是徐速的成名作，描写3位女性在乱世中同恋一青年，他优柔寡断而不知如何选择，最后仍是孤身一人。作者把3位女性当作真善恙的化身，歌颂了崇高无邪的爱情。
姚雪垠著《春暖花开的时候》，民国三十五年，现代出版社出版，一二三册，品相好售价高达1800元；1973年香港高原版本，（属于“鲁璧文学丛书”系列）售价则是150元。
这部书讲述的是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前后，在河南境内大别山下的一座小县城里，一群热血青年办起了救亡工作讲习班。
可以说两本书的主要内容大相径庭，但在某些角色方面却很类似，以至于在徐速生前，一直都不肯承认“抄袭”；而在徐速去世后，姚雪垠面对记者，明确回答：用太阳、月亮、星星比喻三种女性性格，明显受了《春暖花开的时候》的启发。但从徐速作品的整个内容看，并非抄袭。姚雪垠公允的表态，终使这件公案落下帷幕。
……
纵观这封信不足两百来字，却极具收藏价值，首先，收信人不凡，乃是“香港文坛教父”刘以鬯，再加上“姚雪垠”这位历史小说“大神”，强强联合，价值就更高了。何况，依照这封信，可以查出这两位文坛巨匠深厚的友谊，具有很强的历史研究价值。
其次，在信中有提及“徐速笔墨官司”这么重要的事情，就更具有历史意义了。对于喜欢研究这些文人掌故的史学家来说，单单信上这几个字，就可以看出姚雪垠对这场“官司”的态度，宁可埋头写书，也不愿意多花功夫在官司上，从而展现出一位文坛老前辈高尚的品格和积极创作的态度。
最后，就是那枚印章了，林逸查看网上所知，有很多姚雪垠的信札都是只有签名，没有印章的。
印章作为一位文人的私人印藏，一直都被赋予很重要的意义。只有在很特殊的时候，比如挥笔作画，挥笔写诗，亦或者与好友知音游戏时，才会完美地印盖上去。一般的书信来说，很少会有主动盖印章的，除非写信人和收信人有很特殊的关系。
姚雪垠和刘以鬯就是如此。
在1979年之前，两人估计未曾谋面过，只是彼此知道对方的作品，欣赏彼此的文采，神交已久。这才使得刘以鬯竭力推荐姚雪垠《李自成》在香港出版。
反过来，姚雪垠要是给一般的熟人朋友写信，断不会加盖上这种私人印章，因为大家彼此都熟悉，没必要搞的那么隆重和正式。但写给刘以鬯就不同，加盖这枚私人印章，可以很好地说明姚雪垠尊重对方的态度。
这就是文人交往的细节。
细节决定态度，态度决定命运。
而姚雪垠与刘以鬯的命运之交，也从这封信开始。
只不过让林逸疑惑的是，这封信怎么会夹在《李自成》这套书中，又怎么会流落到深圳的旧书摊？
转而又释然了，深圳和香港本来就很近，至于这套书和信可能有很多缘故出现在这里，被窃，丢失，无意中丢弃等等。总之，现在到了自己手里，这就是缘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