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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侍卫给他找出了宫中最华丽的一副马鞍换上，他才上马。在朝堂之上，叛军召进刽子手。看着刽子手手中的刀，杨广喝道：“无知小人！诸侯之血入地，尚要大旱三年，斩天子之首，你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拿毒酒来！”
昔日的部下乐于执行天子最后的命令，他们四处去寻找毒酒。但是不巧，找遍宫中，也没有找到。人们只好给了他一根白绫。
三十
杀掉了皇帝，人们这才发现，把他埋到哪里是个问题。自秦始皇以来，历代皇帝都在继位不久即耗费巨资，给自己修筑巨大坚固的墓地。只有杨广，虽然耗尽举国之力修筑了各项流传千古的大工程，却一直没有腾出时间修自己的墓地。在励精图治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到“大业”上了。
武德年间，继承了大隋江山的李渊和他的大臣感觉应该给杨广总结一下。他们送给他“炀”字作为谥号。当初杨广送给陈叔宝这个字的时候，绝对想不到历史会出现这样幽默的巧合。不过李渊他们对于前主人的感情毕竟是复杂的，这一个字无法完全表达。他们从江南离宫的一个套院里找到了杨广的尸体，把他改葬到了扬州雷塘。之所以选择这里，也许是因为杨广修建的大运河（邗沟）正在此处静静流过。长眠在大运河畔，静听河水轻轻拍岸，人们希望奔忙了一生的他能睡得安稳。
第九章
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
一
这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穿得显然单薄了些。他不得不站在街角，因为王凤府门口已经被拜年的人和车马包围了。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提篮子的小手已经快握不住了。那篮子里，是一份贵重的贺礼——一坛宛城名酒。为了准备这些礼品，孩子的母亲费了很多脑筋：他们一年到头的所有收入，有一大半是花在这些礼节上了。
终于出现了一个空隙，孩子立刻钻了进去。大门两侧的石台上已经站满了等候的人。孩子直接来到守门人面前，要求进去。
“我是大司马的侄儿，我叫王莽。”孩子低声解释，为自己不得不做这样的解释而感到羞愧。
门人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毫不留情地戳在孩子的脸上：“我怎么没听说过，从哪儿来的？”
“大司马是我四叔，我是他亲侄子。去年过年我也来了，那时看门的不是你。”孩子嗫嚅着，脸越来越红。门口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这对谈话者。
“亲侄子？”门人打量着这孩子普普通通的装束，越发不相信孩子的话，“撒谎都不带打奔儿的。有事找大司马以后再来吧，这两天肯定没时间。”
孩子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出来。他啪地把手里的篮子摔在地上，酒洒了一地，一转身拨开人群，跑了。
二
这并不是王莽受到的第一次伤害，却是他记忆中最深的一次。
作为当朝皇帝的亲表哥，谁都会以为王莽是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其实远非如此。
《汉书·王莽传》记载，父亲去世时，王莽刚刚四岁。那时候，姑姑王政君虽然已经被立为皇后，但因为不受宠，所以王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直到王莽十四岁时，王政君成了皇太后，王家才突然显赫起来，五个叔叔同日封侯。
在汉朝，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王莽的叔叔都进入决策层，连带着众多的表兄表弟也都迅速入仕，整个朝廷成了王家的天下。《汉书·元后传》描写王氏一家的熏天气焰时说：“自此时起，朝廷要官都出自王家门下。王氏一族，穷奢极侈，各路官员贿送的奇珍异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奴仆以千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兴土木，楼阁连属弥望，假山高台，凌驾于长安城除皇宫外所有建筑之上。”
这些雄伟的建筑中，却找不到王莽的家。由于父亲早死，王莽家并没有享受到封侯的待遇，只是得到了太后的一笔定期补助。姑姑和叔叔们忙于扶植私党，揽权纳贿，大兴土木，几乎把这对孤儿寡母给忘了。没有权力，自然就缺少收入来源，和叔叔们比起来，王莽母子的日子相当清苦。
贫困因为对比而放大，伤害因为敏感而更深。对早熟的王莽来说，由地位及贫富差距而引起的屈辱感无疑是早年经历中的重大心理事件。
因为上学时乘不起车马，王莽要步行穿过长安街上的乞丐群，小乞丐的眼神经常让他一整天都心情抑郁。冬天的早晨，他经常能在街头看到冻饿而毙的尸体，达官贵人驱着高头大马从尸体边走过，不屑一顾，王莽却不能视而不见。
走在路上，他常常要躲避各种各样的车队。这些车队通常会绵延半里地长，在长街上疾驰而过，半个城市如同地震般战抖。如果谁躲避不及，被车马刮踏，只能算你自己倒霉。车马过去后，人们会纷纷掸着身上的尘土，对车队发出恶毒的咒骂。
王莽不会开口骂人，但他内心的反感肯定比别人更甚。因为车队的主人，往往是他的表兄弟们。对于这些整天名车宝马招摇过市的表兄表弟，他既厌恶又鄙视。虽然同处一个城市，但是王莽与他们相隔这样遥远。华丽的外表掩藏不了他们内心的浅薄、愚蠢和无能，如果没有叔叔们的权势，他们不堪一击。
贫困和苦难会赋予人正义感的说法至少在王莽身上得到了验证。因为他们，王莽终生厌恶铺张和招摇。
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好强的寡母节衣缩食，把他送到名儒陈参门下，学习《礼经》。像所有的寡妇一样，她在王莽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希望，特别是当她的长子早夭使王莽成了独子之后。虽然不太识字，但是她每天都要陪王莽温书到半夜。她剥夺了王莽的童年，不允许王莽和街上的孩子玩。她要王莽出人头地，光大家室，为她这个被人忽视的寡妇争取加倍的报偿。
孤儿往往天生严肃，眼神里有一丝忧郁的底色。生活早早就教会他们如何应付挫折。王莽学习非常刻苦。他深知成绩对自己的重要性：这是他个人奋斗的重要资本。与权力中心的遥远距离形成了其强大的张力，深刻的屈辱体验化作了向上攀登的不竭动力。地处孤寒、冷眼旁观使他观察到了社会的黑暗，圣贤的教诲灌注给他巨大的道德激情，而不幸的生活又铸造了他坚强的意志。“不患寡而患不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赏信修睦，选贤与能”，这些话在他口中读出来异常地慷慨激烈。他希望自己的智商将最终帮助自己走入权力中心，把这些寄生虫一样的表兄表弟踩在脚下，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公平、更合理，而自己也最终将留名千古，光耀万世。
三
中国文化早熟。早熟往往是一种有问题的成熟。
中国传统思维的简单化、一元化、以偏概全曾经并且仍在给中国不断制造问题。在过去的中国人看来，孝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孝顺，就意味着他会遵守秩序，忠于国君。从这个逻辑出发，中国人创立了幼稚的社会赏罚机制，那就是，把官位作为“德行”的报答。
《孝经外传》记载的第一个典型人物是大舜。据说舜的父母兄弟对他都不好，合谋要杀死他，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父母。尧帝听说了，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后来又把帝位让给了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孝子就得到了最丰厚的奖赏——帝位。
所以历朝历代，千奇百怪的“孝悌”行为层出不穷。古制父母死后守孝三年，而《华阳国志》记载的一位东汉人赵宣，他一连二十多年都住在墓道里，因此成了著名孝子，名气很大，被举为孝廉。《后汉书·许荆传》记载了同样是东汉人的许武，他自己做了官，为了使两个弟弟也取得做官资格，在分家的时候故意欺负两个弟弟，把家产都据为己有。而弟弟们尊重兄长，毫无怨言，成了“悌”的典型，声名远扬，也被举为孝廉。之后，许武才公布了自己私藏的分家文书，说明是为了使弟弟们成名才这样做的，结果许武也受到了赞扬。原因是他为了弟弟们的前途，自己甘愿被人误解，承担骂名，于是他也被举为孝廉，一门三孝廉，美名遍天下。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英模机制的尴尬。许武给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出了一道难题，而答案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一个人往往行为越超乎寻常、越不近人情，他的社会声望就越高，所得到的官位就越显赫。
四
不管怎么说，王莽早年的恭俭孝顺出自天性，并非伪装。
而系统的儒家教育，无疑引导王莽强化自己性格中的这些品质，并且形而上之。在他的时代，道德在正统观念中是超越一切的最高价值，道德完善被认为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就像他为自己的学业感到自豪一样，他也希望通过良好的品质获得人们的肯定。
而在意识深处，他的道德完善热情，则是出于在道德上压倒其他王氏子弟的隐秘愿望。他要用自己出众的德行，来反衬自己诸多表兄表弟的放纵；他要凭道德资本，战胜这些平日视他如无物的人。这是他唯一的优势，他不能不充分发挥。
然而圣人的教导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现实的。圣人错误地认为人的本性是完美无缺的，要求人严格克制自我的欲望，把自己装进“理”的牢狱，修炼到一举一动都符合“天理”。
按照儒教理想色彩浓郁的礼仪规范去为人行事，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遇到种种障碍和尴尬。青春期的王莽和所有的愤怒青年一样单纯倔强，他把这些障碍当成了对自己定力的考验，当成了“为贤做圣”路上必然的磨难。他认为这个人人放纵苟且的社会是不合理的，和庸人的信念不同，圣人之徒必须让社会适应自己，为此他就要带头克己复礼。被圣贤之道折服的他立下弘誓大愿，要以古人为榜样，特立独行，做一个错误世界里正确的人。据《汉书·王莽传》记载，他事母至孝，对长兄的遗腹子视如己出。他为人慷慨，经常周济别人。他恪守古礼，路上遇到年纪比自己大的人，一定要退避三舍，躬身等长者走过，才直起身子。每次去见师长，他都郑重其事地沐浴，然后穿戴整齐，带上礼品。这些礼节只见于古书的记载，在上古是否实行无法考证，反正在王莽所处的西汉末年早已失传了。所以当王莽毕恭毕敬地躬着身子躲在路边给人让路时，别人投向他的目光，更多的是惊诧。然而王莽不以为意，经典的力量使他的脚步充满自信。
所以他的行为自然就很“出位”，很引人注目。然而，王莽的真诚和单纯也一目了然。西汉末年，人心还古朴，赞扬者毕竟多于指指点点者。以当朝皇帝亲表兄之尊，王莽“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谦恭孝友，确实与他那众多不知天高地厚的表兄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个十分关注人的道德品质的时代，王莽年纪轻轻，就确立了优良的社会形象。而这一形象被他的那些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至亲反衬，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五
虽然受到忽视，但是王莽毕竟是皇帝的至亲，这一社会关系使他拥有普通人无法企及的潜在优势，一旦机缘巧合，优势就会转化成巨大的现实利益。
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大司马王凤病重。王莽遵从孝道，赶到王凤府上去照顾病人。王凤所患大约是脑血栓后遗症，偏瘫在床。《汉书·王莽传》载，王莽代替仆人，亲自给王凤端屎端尿，“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尽心竭力。
疾病使王凤感觉到了异常的虚弱和无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平时没怎么关照过的侄子给了自己最需要的亲情。而自己平日里提携备至的子侄，从小娇生惯养，谁能吃得了这样的苦？不要说收拾秽物，就是探望一次都是待不了一会儿就匆匆离去。相比之下，王凤不禁为自己以前对王莽的忽视深感愧疚。弥留之际，王凤郑重地把王莽托付给太后，要求多加关照。
根据王凤的遗愿，朝廷任命王莽为黄门郎。以前，每次王氏子弟入仕后，经常能听到各种风言风语，而任命王莽后，王政君听到的却是由衷的欢迎之声。大家都觉得，这样出众的人才早就应该进入仕途了。太后对王莽不禁刮目相看，她没想到这个几乎被自己遗忘的侄子居然拥有这样的影响力。老谋深算的她立刻看到了王莽的价值：他有助于挽回王氏家族不佳的名声。不久，又升王莽为射声校尉，使他进入中级官员行列。
王莽给官场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王莽一点儿也不因身为外戚而有任何骄气，对任何人都是和和气气，谦恭有礼。王氏子弟大都不学无术，而王莽精通典籍，学问出众；王氏子弟争相揽权纳贿，王莽却清廉自守，一尘不染；别人处理政务难免掺杂私心，王莽却不偏不倚，处事至公。大家提起王莽，有口皆碑。对王莽不遗余力的赞誉，实际上就是对其他权贵行为的批判。
这一年，王莽二十四岁，达到了心智完全成熟的成年。在他谦恭和气的外表下，隐藏着说出来会吓任何人一跳的雄心——他要彻底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为天下立万世太平之基，使自己跻身孔孟之列，被后世永远景仰。
这是一个真诚的、儒家式的雄心壮志。
要达到这个目标，他首先要一步步攀登到权力的顶峰，成为王凤那样的人物。
从自己的晋升之路中，他已经切实体会到了声誉的重要性。在以后的攀登过程中，他下意识地重复自己的成功经验，他的道德热情被进一步激发，行动也更加有力。
《汉书·王莽传》记载了如下事迹：
他俸禄不多，却经常倾囊资助别人，特别是自己以前的同学。
他倾其所有，把长兄的遗腹子的婚事办得隆重盛大。侄子婚礼那天，正好王莽的母亲身体不适，在婚宴上，王莽屡次离席，进入后堂。客人们不解其故，询问仆人，才知道是王莽不放心母亲的病体，去服侍母亲用药了。
他买了一个漂亮的女子，放在家中。此举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王莽也这样好色？在众说纷纭之际，王莽对朋友公布了答案，原来，这个女子是他为朋友朱博买的。这位朱博，政绩卓异，可惜一直没有儿子，王莽此举是为了帮助朋友延续后代。
王莽的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像所有乱世一样，西汉末年也是个道德沦丧的年代。越是在污浊的空气中，人们越渴望清新。
不知不觉，王莽入仕已经六年，可是由于洁身自好、不结交权贵、不请托送礼，官位升迁得很慢。
终于有人出来发言了。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的叔叔成都侯王商向汉成帝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这实际上是为王莽讨封。有人带头，众多儒学名士也趁机上书，颂扬王莽的品行。于是，在三十岁这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封邑一千五百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由此，王莽经常随侍在皇帝和太后左右，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和权势的大臣。而他依然作风不改，居官恭谨有加，地位越高，为人越谦和。他把封地上的贡赋全部用来资助儒生和名士，自己依然简朴度日。他是个工作狂，工作起来通宵达旦，把自己任内的事处理得井井有条，非常符合儒家标准。太后和皇帝都庆幸选对了人，不断对其委以重任。又过了八年，深受舆论支持的他接替退休的叔叔王根，成为大司马，社会舆论终于把他推上了权力的高峰。
六
汉朝时候，“天人感应论”蔚为流行。董仲舒说，国君受命于天，如果称职，上天会让他江山永固；如果荒淫无道，就会更换代理人。当然，上天是讲道理也讲策略的，给犯错误的人出路，在改朝换代之前，会降下种种异常的自然现象来警告皇帝，直到确认这个人不可救药了，才会从他手里收回成命。反之，如果皇帝任务完成得出色，上天就会降下种种祥瑞，鼓励他再接再厉。
董仲舒说，皇帝轮流做，然而，这种轮流是有顺序的，这个顺序就是“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比如秦朝是水德，那么，继承秦朝的汉朝就是火德。
西汉末年，社会上经常流传着改朝换代的传说。每年都会出现一些小道消息，说某地出了什么怪事，预示着将要改朝换代了，汉朝的火运已经到头了，土德皇帝将要出现了。
大汉王朝的气数看起来也确实快要尽了。
西汉末期，贫富分化达到了社会不能承受的极点。贵族拥有土地动辄几十万亩，而常年有数百万流民无家可归。上层社会风气奢侈，靡费巨大，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卖身为奴。灾异频发，饿死者的白骨相望于道。人民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浓，整个社会充斥着紧张不安的气息，起义的烈火在四野蔓延。
皇室也惶惶不安，汉成帝在诏书中也不得不痛心疾首：“灾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汉书·薛宣朱博传》）
皇帝一次又一次下罪己诏，到天坛去跪拜上天，承认错误，可是形势丝毫不能好转。
《汉书·眭弘传》载，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脚下突然降下一块巨石。一位儒生上书昭帝，说泰山乃神山，泰山坠石，预示将有匹夫而为天子。他劝皇帝顺天应人，择天下贤者，让出帝位。
理所当然，这位天真的儒生被砍了头。
可是，后继者居然络绎不绝。《汉书·盖宽饶传》载，宣帝之时，当时的一个小官盖宽饶又上书，建议皇帝传位于贤者。
这次皇帝没敢动手杀他，而是迫令他自杀了。
汉成帝时，一个叫甘忠可的普通儒生写了一本《包元太平经》，宣称汉朝天命已终，应该重新受命，这样就能延续汉朝的命运。他还组织了许多学生，到全国各地去宣传自己的理论。甘忠可被关进了监狱，但他的弟子锲而不舍地继续宣传，到了汉哀帝时期，居然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汉书·哀帝纪》载，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汉哀帝真的举行典礼，宣布重新“受天命”，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
可是改号之后，天下甚至比以前更乱了。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有传言说，大祸将要降临，关东各地的人民“无故惊走”，数十万人手持麻秆在全国各地奔走祈祷，据说这样可以避免天崩地裂的大祸。几万人聚集到长安城里，半夜三更祭祀“西王母”，点火游行，“击鼓号呼相惊恐”，弄得整个长安城彻夜无眠。
看来，文字游戏骗不了上天，上天改朝换代的决心已经下定了。
七
登上了权力顶峰的王莽俯视天下，看到的是一片末世衰败的景象。
混乱他不怕，甚至希望再乱一些，那样，他的能力才会更好地体现。他要让奄奄一息的大汉王朝在他手里重新强壮起来，他要让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他相信自己的雄才大略，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圣人之学，他以《周礼》和《论语》为指导，澄清天下，应该指日可待。
他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改造帝国的计划。
《汉书·王莽传》记载，首先，他希望以自己为表率，扭转社会奢侈的风气。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刹住浪费之风，自己上下班坐的马车、穿的衣服，都俭朴得不能再俭朴。
做了大司马之后不久，王莽的母亲病了，达官贵人纷纷到王莽家探望。出来待客的妇人穿着粗布衣裙，脸上也不施脂粉。贵夫人们都以为是王家的女仆，及至介绍，才知道竟然是王莽的夫人，轰动效应可想而知。一时间，王莽家的简朴作风传遍长安，奢侈之风果然大减。
第二步，王莽通过艰苦的斗争，动员政府通过了著名的“限田令”，禁止豪强大户占有过多土地。
上任第二年，王莽又以王太后的名义，宣布把王家的所有土地，除了坟园之外，全部捐给贫民，以此带头推动“限田令”的实施。
这几把火烧得非常漂亮，一时间，王莽为首的政府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整个下层社会欢欣鼓舞，以为天下大治的时候终于就要到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极权政治中，每个人的政治生命都是脆弱的。汉成帝的死打乱了王莽的整个计划。
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王莽上任不到六个月，汉成帝去世。由于成帝无子，召定陶恭王之子继承帝位，是为汉哀帝。
汉哀帝上台的第一件事，是大搞自己的裙带。他违背礼仪规定，擅自尊自己的祖母傅氏为恭皇太后，与王政君并尊，并且在宴会的时候，把傅太后的座位与王太后平等安放。
这是完全不符合礼法的事情。傅太后的头衔本来已经可疑，即使真的做了太后，与王太后也有正庶之分，怎能并尊？王莽见此情形，严厉斥责太监：“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立刻命令把傅氏的座位搬到一边。
傅太后一怒之下，索性不出席宴会。就这样，王莽不识时务地得罪了新帝。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七月，王莽被免职，回到南阳封地闲居。
奋斗了几十年的成果就因为一次大义凛然而失去了。做模范有时必须付出代价。
这一年，王莽三十九岁。
八
这次挫折，对以政治为生命的王莽来说，无疑是严重的。但是，王莽有着钢铁般的性格，挫折于上升期的他，就像给好钢淬一次火，只会让他更加坚韧。
在血亲社会，血缘是最有力的理由。新帝登基，王氏的血统立刻贬值。王莽和王政君都是明智之人，他们顺从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离开政治中心，过起了隐居生活。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就看上天是否能再次给他们机会了。
然而，王莽并没有真的闲下来。二十年的政治生涯已经使他由一个单纯的儒生变成了政治动物。他已经深深领略了权力的滋味，这滋味让人尝了一口，就再也不能放弃。他渴望着再过日理万机、废寝忘食的生活，渴望着再次见到人们在他面前毕恭毕敬、诚惶诚恐，渴望再次体验掌握千万人命运的强大感和改造山河建功立业的成就感。如果能够再次掌握权力，他甘愿付出任何代价。
多年周旋在政治旋涡之中，王莽已深谙政治的玄机。他的理想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但是他实现理想的方式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刚入仕途，他只知一味刚强，做事恪守原则，说话直言不讳，这种性格使他在宦海沉浮的前几年吃尽了苦头。而现在，他在刚强中已经糅入了一丝阴柔，做事更讲究方式方法，他知道了进退，知道了等待，知道了利用他人的弱点。
他一如既往地维护着自己的道德形象，他知道，这是他政治生命的基础。人们对道德楷模的要求是苛刻的，他们把慷慨的赞美送给你的同时，要求你在道德枷锁下不能有一丝松懈。因此，他必须倾尽全力，战战兢兢，把自己打扮得毫无瑕疵。为了这一点，他有时也不得不矫饰自己。道德于他，此时已由单纯的目的变成了手段。
他知道，为了达到光明的目的，有时要用不光明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