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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如果明白自己与主流文化气质上的相克，杨广也许就不会有征服高丽的冲动。如果杨广把自己的脚步中止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那么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一定迥然不同。因为如果这样，“宣付史”的史料就可以由他自己或者他的后代来选定。
可惜历史是不可逆的，未来的评价当然不会影响杨广此时的心情。此时的杨广无疑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这一切似乎可以称得上奇迹，毕竟他登上皇位才仅仅五年。除了古往今来最卓越的天才，以及上天如同对独生子那样慷慨的眷顾，否则没法解释这样的奇迹。
换了任何一个帝王，都会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停下来歇歇。如果就此罢手，安享自己的统治成果，也足以让自己留名千古。可是杨广并不这样想。一系列成功带来的兴奋让他的胸口鼓胀得要爆炸，体内的精力被更加充分地点燃。与秦皇汉武比肩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要马不停蹄地向前奔去，把他们远远甩在后面。他一刻不停地奔向功业金字塔的顶部——征服高丽。
二十
从继位起，征服高丽就是杨广的一个梦想。这个边疆小国一直是个不安分的捣乱分子，经常侵略周围各国。杨坚统治时期，它就曾入侵辽西。隋朝的统一对它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据《隋书·列传第四十六》，在隋朝平陈之后，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积极联络突厥，试图与突厥等族联合起来对抗隋朝。如果不能制止高丽的地方霸权行为，其他国家就会起而效尤，帝国的安全就不能得到保障。
其实，在杨坚时代，征讨高丽已经成为既定国策，取得了朝野共识。《隋书·列传第四十》载：“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
杨坚对高丽的征讨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了。完成父亲这个遗愿是杨广乐于做的事情，虽然对隋帝国来说，这件事其实并不那么迫在眉睫。在文学家、诗人杨广的政治蓝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追求完美、热爱形式的艺术家特征。迁都与开河是他政治规划中的基础性工程，实行科举制、发展经济、安抚突厥、击败吐谷浑，是他建筑在这个坚固基础上的几间华丽殿宇。而征服高丽，则将成为他“大业金字塔”的塔顶。在所有的隋朝人看来，高丽是箕子所建的“礼仪教化之邦”，晋末才逐渐从中国分裂出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杨坚征服陈朝，并不意味着中国真正获得了统一，只有高丽归入中国版图，“大一统”才算真正实现。征服高丽，是杨坚留给他的为数不多的建立标志性功业的空白之一。因为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完成统一”当然是所有勋章中最耀眼的一块。只有得到了这块勋章，他“千古一帝”的地位才会变得不可动摇。
二十一
然而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年末，征服高丽的计划在御前会议上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大臣的坚决反对。杨广继位以来，大臣从来没有这样异口同声地反对过皇帝。数年以来，他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皇帝外表谦恭、内心高己卑人，皇帝认为大臣的智商、才华与自己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对他们的建议多数不予考虑。
但是他们这一次忍不住要力劝皇帝慎重从事。他们赞同攻打高丽，却反对在此时开始准备。他们已经预感到天下骚动的前奏。因为连年兴建大工程，不断巡游，劳役量惊人，老百姓已经精疲力竭。袁刚《隋炀帝传》载，由于“役使严急，丁夫多死”，已经有人开始逃离家乡，到穷乡僻壤开荒种地，以逃避劳役。有的人甚至自残手脚，以避征发，谓之“福手”、“福脚”。老百姓已经被沉重的负担逼到了墙角。
与此同时，攻打高丽需要的准备工作太繁重了。高丽与隋朝相接的缓冲带上，全是荒无人烟的森林和沼泽，行军极为困难，运输和储备军粮必将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另外，要确保成功，还要建立海军，水陆并进，这就需要兴造大量战船。疲惫不堪的老百姓无疑无法承受这样繁重的劳役。一个明智的帝王正确的选择应该是给百姓三年到五年休养生息的时间，然后再图此举。
然而杨广根本听不进去大臣们的劝谏。他工作得太兴奋，已经患上了“权力欣快症”或者说是“权力狂躁症”。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独裁者容易患的“权力综合征”的一种。在皇位上，一个统治者很难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笼罩一切又缺乏制约的中国式权力，就如同一辆速度极高而又没有刹车装置的跑车一样，很容易超速。在顺风顺水地一一实现了几大政治目标后，杨广已经彻底抛弃了继位之初还保存的一丝谨慎，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困难”，什么叫“不可能”。到现在为止，他的生命一直是一首宏大、亮丽、旋律激昂向上的交响乐。这首乐曲演奏得完美无缺。才华与运气的完美组合，使他觉得自己拥有无限的力量，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他伸手在平地上一指，洛河边上便出现一座新城；他大手一挥，吐谷浑那样强大的国家就被他从地图上抹去。他感觉自己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
他不是不知道帝国的百姓已经劳累多年，迫切需要休息。不过，征服高丽这个梦想实在太诱人了。“气可鼓不可泄”、“趁热打铁”是他的一贯主张。前几项大工程的完成，使他对帝国百姓的承受力及官员的动员能力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对大臣们许诺，这是他最后一个重大政治目标。征服高丽之后，他的前期政治梦想全部完成，届时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让老百姓好好歇歇了。到那时，他会在全国组织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凯旋仪式，庆祝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最安全的盛世的到来。此时，他希望全国官员百姓，再扛最后一把劲儿，和他一起，一鼓作气，完成这个千古伟业。
二十二
对于隋王朝的老百姓来说，这最后的任务可不是“扛一把劲儿”那么简单。据袁刚《隋炀帝传》的论证，攻打高丽的徭役量超过了前几年几项大工程的总和，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老百姓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了：刚刚把大运河修到洛阳，还没有喘口气，他们又接到命令，要把运河从洛阳一直开通到涿郡（今北京），以运送军粮。由于工程浩大，“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也就是说，连妇女都被征发到工地去挥锹抡镐。本已不堪重负，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攻高丽进入倒计时起，劳役压力又骤然增大。《资治通鉴》载，下诏讨高丽，命人督工在东莱海口造战舰三百艘，民工昼夜立于水中造船，自腰以下都生满蛆，工匠死掉三分之一。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又令河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命江南民夫运米至涿郡。一时间舳舻千里皆满载兵甲器物，路上几十万人填咽道路，昼夜运输战具、粮食，死者相枕，天下骚动。
大规模的逃亡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逃奔到山东、河北的深山大泽之中，开荒自给，一两年间，竟达十万人之多。这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十万人是一个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桶。
不过，虽然怨声载道，在高丽战争开始前，却没有人扯起造反的大旗。全国臣民对高丽战争的胜利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精力充沛的皇帝登基以来，所做诸件大事还没有失手过。所有人都认为，以大隋今日之强盛，平高丽将像平陈战争那样顺利，甚至比平陈还要轻松许多。等到杨广凯旋，他们就会迎来期盼已久的休息。
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为了迎接他生命交响乐中最华彩的乐章，他做了最充分的准备。高丽战争将是他成为“千古一帝”的加冕礼，他精心设计，务求在历史上留下最绚丽盛大的记录。《隋书·志第三》载：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初一，他亲率一百一十三万大军，号称二百万，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全部大军分为二十四路，加上天子六军，每天遣发一路，整整一个月，才完成出发式。从头到尾，队伍长达一千零四十里！这支队伍带着鲜明的杨广风格：每百人小队都高举一面色彩鲜艳的大旗，每部都携带军乐队，“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掆鼓、金钲各二具”，一路旌旗招展，鼓乐齐鸣。
为了证明出师的光明正大，他在诏书中甚至公布了大军的具体番号、构成及详细进军计划。为了准备高丽一见大军即望风而降，仗还没有开打，杨广即命每军设专职“受降者一人”。从洛阳动身前，他已经命令官员在金光门前搭建高台，以备举行献俘仪式。
这次出征看起来更像一场规模盛大的“威慑活动”。这样的战争准备在别人看来无疑有点离奇，不过在杨广看来却理所当然。他虽号称知兵，甚至可谓“身经百战”，其实他所亲身经历的战争中，几乎没有一次硬仗。平陈战争，他是最高统帅，亲眼看到腐败至极的陈朝在大军压境之下，立刻土崩瓦解，隋朝五十万大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利。在平定吐谷浑的战争中，也是隋军的浩大声势吓坏了吐谷浑王，几乎没有经过战斗，他们就望风而逃。所以，在杨广的经验里，对待这样实力不对称的对手，最主要的是做好威慑，军队数量一定要多，军容一定要壮，如此足矣。一个小小的高丽，在他的威名、才华和运气面前，当然不会有什么抵抗力。
然而，高丽战争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高丽不是陈朝。这是一个上升期的地方小霸权，骨子里有一股长期战争中培养起来的霸悍之气。久经战阵的他们，深知数量并不决定一切。面临百万大军，他们居然毫无惧色，趁隋朝大军行军迟缓之际，早已组织好了防守。隋军抵达辽东城时，面对的是一个金城汤池般坚固的城市。战斗经验丰富的高丽人冒死坚守，隋朝几十万大军竟然无计可施。
一个是准备充分、意志坚定，一个是毫无战争心态准备，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在坚城之下受阻的隋军心浮气躁、气急败坏，他们干脆选出三十万精兵，绕过辽东城，直取平壤，希望与海军会合，一举攻破敌国心脏。老谋深算的高丽人将计就计，不断诱敌深入，佯装失败，然后趁隋军渡清川江时发起总攻。隋军大溃，各路军将争相逃命。回师途中，隋师粮草尽失，在高丽追兵的追赶之下，病死、饿死、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载，战后清点，渡过辽河的三十五万隋军，回到辽河以西的才两千七百人！
二十三
失败因为毫无心理准备而更令人难以承受。望着回程道路两边逃兵扔下的军服、辎重和枕藉不断的死尸，杨广神思恍惚，一直回到涿郡，他也没有回过神来。
他被这次意外打晕了。自从懂事起，他就没有尝到过失败的滋味。他不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失败”这个词，更没想到这个词会砸到他的头上。一连半个月，他不言不语，每天躲在自己的大帐里，也不召见大臣。
最让他忍受不了的是耻辱。是啊，古今中外，可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此次出征，隋军不仅带了规模庞大的军乐队，更邀请了数个外国藩王随军观战。杨广希望用一次轻松的胜利来证明帝国的不可挑战，没想到在世界面前，他败得如此难看，如此狼狈！对那些屏息静气观看着这场大戏的臣民，他更不好交代——他这个“一贯正确”、“英明伟大”、“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伟大皇帝，怎么会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
他有点害怕见到这些外国藩王，他总觉得他们的眼睛里含着嘲讽，甚至面对自己的大臣，他也感觉他们的神色中潜伏着不恭。有生以来，他已经习惯了颂扬声，此时他才平生第一次尝到了耻辱的滋味。这种滋味是这样难以下咽！
杨广的主要性格弱点在这个时刻暴露出来了——一生顺境中的他没有培养出必需的耐挫能力。在失败的打击前面，他乱了方寸。他就像一个被一拳打倒的拳击手，昏头昏脑地爬起来，什么都没想，又朝对手冲去。他急于证明自己还是一如既往的伟大、光荣、正确，刚才的失误不过是一不小心。就如同一个著名演员一出场就来了个趔趄，引来一阵哄笑，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全副本领都发挥出来，把剩下的唱腔唱得前所未有的华丽，以挽回自己一个名角的面子。半个月之后，他钻出帐篷做的第一件事是向天下宣布——明年要再次亲征，不灭高丽，誓不罢休！
这个看起来挺男子气的宣言最终被证明断送了大隋江山。在挫折的巨大刺激下，杨广丧失了起码的现实感。火辣辣的耻辱烧灼得他忘记了一切。要知道，这可是竭全国之力准备的一场战争。为了这场战争，帝国国库中的金银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流淌殆尽，老百姓被榨干了最后一滴汗水。他应该静下心来盘点一下国库中的存银。他应该知道，在造成近百万生命损失和帝国巨大财富的浪费后，他得采取一点低姿态，抚慰一下心怀不满的老百姓。要知道，他此时的形象已经不是“百战百胜”、“一贯正确”，而是一个不合格的将军。
然而，杨广不可能这样做。他无法低下高贵的头颅。他认为自己的错误应该被定性为“疏忽”，这个小小的错误不应该影响自己的形象。最主要的错误是那几个率军渡过鸭绿江的将军犯的，是他们没有严格执行自己的指示，擅自冒进，才败得如此惨痛。一回到洛阳，他就命令把那三名将军逮捕，一名处斩，两名削职。为了下一次战争万无一失，他宣布，准备的物资要高于上次一倍。
听到了这个消息，人们最后一根弦被压断了。在忍耐到了极限之后，再次远征，将更沉重的劳役压向民众头上。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揭竿而起，漳南人窦建德、韦城人翟让也立刻响应，一时间，大隋天下燃起了二十多处烽火。走投无路的百姓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敢：“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二十四
对于各地报上来的农民起义的消息，杨广并不怎么在乎。从三国到隋初，政治一直是贵族的游戏，还从来没有哪场农民起义能够改变历史的大方向。他认为这些起义烽火不过是帝国的癣疥之痒，泥腿子不可能做出什么大事。所以他只是部署了地方官“加紧剿捕”，要求他们务必在出征得胜回来前把这几处烽火灭掉。
他还是一门心思地准备再次攻打高丽，只有踏平这个弹丸小国，才能挽回自己的面子。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三月，在上次失败九个月之后，隋炀帝又一次踏上了征程。
这次出征本来可以挽救他的命运。再次踏上东征之路的杨广心情还是不错的，好事多磨，成功之酒因为小小的耽搁也许更加醇香。经过痛定思痛的总结，隋军的战略部署更加实际。又一次大加搜括之后，隋军待遇优厚，粮草充足，士气也颇高。在辽东城下，他们又一次遇到了高丽的固守。不过这次隋军是有备而来。他们造了百余万个布袋，装满土后，堆成高与城齐的大道，辽东城指日可下。此时，另一支大军突进到了鸭绿江边，海军也齐集东莱海角，高丽“国势日蹙”，已到危亡之秋。杨广终于放下心来，在辽东城下诗兴大发，作了那首逸兴遄飞的名篇《白马篇》，以志此行：白马金贝装，横行辽水傍。
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
文犀六属铠，宝剑七星光。
山虚弓响彻，地迥角声长。
宛河推勇气，陇蜀擅威强。
轮台受降虏，高阙翦名王。
然而，就在高丽国内人心已乱、大隋彻底一统的胜利果实手到擒来之际，忽然一骑飞尘，在六月二十八中午抵达了辽东行营，向杨广报告：“贵族杨玄感在河南叛乱。关陇勋贵子弟多人从叛，兵力数万，直趋东都。”
从气喘吁吁的使者嘴里吐出的每句话都像一支利箭，射入杨广的心脏，豆大的汗珠瞬间在他的额头上冒出来。《隋书·列传第八十二》载，杨广一秒钟也没有耽误，立刻命人下诏：“六军即日并还。”
退军令秘密而迅速地下达。当天夜二更，隋军一百万大军，停止了连日一刻不停的猛攻，放弃马上就要到手的果实，放弃堆积如山的军粮、帐篷、物资、器械，如同一股正在激烈拍打城墙的狂涛，突然向西方回流。已经几乎要放弃抵抗的城头的高丽军人看见这一奇观，一时回不过神来。
二十五
如果说农民起义的消息对杨广来说不过是耳边嗡嗡叫的蚊蝇声，那么杨玄感造反的消息则是晴天霹雳。杨玄感非寻常人可比。他是前宰相杨素之子，现任柱国将军，袭封楚国公，屡掌朝廷重权。这个人公开造反，并且召来了大批勋贵子弟，这证明贵族势力已经向杨广发起了正面挑战。那个盘踞在他心头多年的担心终于出现了。
和父亲杨坚一样，杨广经常做的一个梦是在宫廷之中，被几个手持刀剑的贵族追杀。在贵族政治中成长起来的他从小见了太多的内部倾轧、流血、阴谋、政变。登基以来，杨广时刻也没有放松对政治反对派的警惕。为了防止反叛，每次巡游，他都要把几乎所有政治反对派以及握有重权的权臣带在身边，并且率领巨大的军队。他深知贵族依然拥有强大的力量。
事实上，维护统一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击贵族力量。大隋王朝的父子两代皇帝都为此殚精竭虑。因为担心自己死后天下重新陷于分裂，杨坚晚年进行了几次政治大清洗，对贵族势力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开国功臣被驱逐或杀戮净尽，领导层几次大面积更换。由于杨坚猜忌过甚，手法粗糙，让许多人感觉刻薄寡恩，上层贵族由此表面噤若寒蝉，实际上却涌动着不满的暗流。
杨广明白父亲的苦心。不过，在他看来，一个皇帝完全可以当得不那么辛苦、阴沉、劳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完全可以更仁慈些、明亮些、优雅些。即位后，杨广同样在削弱贵族势力方面花了大量心血。他认为，最关键的措施应该是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
承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的余韵，隋朝初年的贵族与平民，仍然是两个世界。贵族子弟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平步青云。那些世家大族世世代代把持着绝大部分政治资源，出身贫寒的英俊之士绝无进身之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情景比比皆是。在继位之初的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杨广推出了他诸多政治发明中最有名的一个——科举制。科举制打破了门第、地域、年龄界限，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和一定的竞争性，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现代、非常理性的产物。这一制度启动了门阀贵族势力消失的大门。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他又“制魏周官不得为荫”，使那些无功受禄的关陇贵族的子孙不得再门荫得官爵。
相比父亲，他的手段当然更隐蔽，也更有效。然而，打击贵族还是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直接的后果是上层贵族分成了两派。那些在新天子时代得到重用的大臣是坚定的保皇派，但是隋文帝时代的勋旧老臣及其子孙大多数已经成了杨广的坚定反对者。因为不但他们旧日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被剥夺殆尽，而且子孙后代也失去了把家族的基业传下去的可能。在社会上层暗暗酝酿着一股反对隋炀帝的势力，并且随着征高丽的失败，如同种子找到了裂缝，一下子钻出了地面。这就是杨玄感造反的真正动因。
最怕的事还是来了。杨广对贵族的造反早就有心理准备，只是没有想到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发。他的反应十分迅速。他一边火速撤军，一边不断发出种种指示，调动各地兵马对杨玄感进行围剿。
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杨广的政治威信虽然已经因为征高丽失败有了重大损失，然而和大业十几年的情况还是不可同日而语。隋帝国的各路重臣得知杨玄感造反后，不待杨广命令，即纷纷起兵讨逆。虽然杨玄感吸引了近十万各路农民军前来投奔，但是这些农民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不足依靠。所以杨玄感起兵不过一个月，就被消灭，自杀身亡。
二十六
回到涿郡的杨广看到驿报，心中的石头总算暂时落了地。平叛如此顺利，使他甚至开始后悔自己班师太快了。如果早知道如此，他完全可以在辽东再坚持十天半月，那样的话，高丽此时也许已经被荡平，千古伟业已经成功了！
杨玄感的起兵虽然在军事上威胁不大，但是在政治上意味着严重的后果。杨玄感公开宣称杨广是昏君。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记载，他在起义誓师时宣称：“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杨玄感罗列了杨广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的种种失政之处，宣布要“废昏立明”，这使他的统治威信又一次巨大下滑。而几乎耗尽了举国之力的高丽战争再次失利，令随军的各国藩王又一次窃笑着而去，让他上一次丢了一半的面子这一次几乎彻底丢光。更主要的，这是政治高层当着全国臣民和四境边夷的面的公开分裂。帝国的政治伤口袒露在世界面前，必将给中国带来巨大危险。
不习惯失败的杨广错误地理解了“愈挫愈奋”的意义。他内心的脆弱以坚强的形式表现出来。连续两次挫折，使杨广忘掉了其他一切，就像一个快输光的赌徒，一门心思都集中在如何翻本上。赌徒的视野都是比较狭窄的，他们只看得到赌桌大小的范围，看不到“金盆洗手”后生活的其他可能性。虽然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经烧得大隋天下体无完肤，各地军报在大殿的桌子上越堆越高，但杨广还是变本加厉地准备第三次东征。如果他能仔细思考一下杨玄感对他的指责，那么他的命运还有挽回的希望，因为杨玄感对帝国政治的病灶判断得很准，然而杨广根本不愿意回想这个逆臣的那些狂悖之词，他不相信别人会比他英明。他坚持自己的判断，认为征高丽失败，才带来这一切后果，因此只有征服了高丽，他才能挽回声望、挽回民心、挽回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二十七
事实证明，第三次东征丝毫无益于杨广的威信。
连续远征使隋军失去了锐气。杨广也感受到了身后这支庞大队伍的疲沓。连他自己都感觉到这次东征的勉强，就像一个老男人面对同一个夜晚里的第三次做ài一样。更令他难堪的是，这第三次还是他为了证明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一边前进，他一边担心粮草供应问题，他知道，国家已经被他搜刮得差不多一干二净了。
幸好高丽人也感到害怕了。毕竟两次大战已经把这个小国的国力消耗得近乎空竭。上一次那千钧一发的险境更让他们后怕不已。隋军一到，他们就派人前去和谈，希望能以一次认错换来和平。
如果是在前两次，杨广绝对不会同意，他一定要跃马大同江，踏平三韩地，才能心满意足。然而，此时闻听高丽使者来求和，他心中却不禁升起一丝暗喜。连他自己都为这丝暗喜感到羞耻。
谈判的结果是，高丽认错，隋军班师。
整个大隋帝国终于可以开始准备那个期待已久的庆功仪式，然而所有的大臣都忙得面无表情，因为都知道这个胜利是怎么回事。金光门外盛大的凯旋仪式是大隋帝国开国以来举行得最没精打采的一次。
第三次东征的结果只有两个字——难堪。原来强大富庶的帝国被折腾得家底空空，元气大伤，伤痕处处。老百姓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家徒四壁，一无所获。
然而，这似乎只是一个开头，“难堪”挤开了门缝，就一个接一个地拥了进来，让杨广目不暇接。
在从涿郡（今北京）回东都的路上，杨广的御驾遇到了农民起义军的抢劫，精神涣散的御林军被农民军冲散，天子御马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这群乌合之众抢去四十二匹。
就在凯旋仪式举行了一个月之后，隋炀帝召高丽入朝，不料高丽根本不予答复，三征高丽彻底成了笑话。
在杨玄感叛乱后，全国各地豪强及农民起义的烈火如同浇上了一桶汽油，忽地一下子高涨起来，几乎达到了无郡无兵的程度，义军纷纷抛出檄文，对杨广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这些檄文不胫而走，在帝国内广泛传播。
天下大乱之际，强悍的草原民族也开始试探着挑战隋帝国的权威。因为边境不靖，杨广在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八月再度出巡塞北，不料在山西雁门，遭遇突厥南下，猝不及防的十几万宫廷后妃及百官侍从被围在雁门城里，差一点儿成了突厥的俘虏。
自从征高丽回来后，杨广就像一个救火队员，四处扑火。一连串的打击让杨广有些回不过神来。他不明白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正在兴致勃勃建筑着自己的大业金字塔的他，为什么会在砌最后一块砖时从金字塔塔顶失脚滑落下来，落入这样难堪的境地？为什么一直一帆风顺、万人爱戴的他现在变成了天下万民嘲笑的对象？他艰苦卓绝的奋斗换来的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结果？
被围在雁门，又一次在全国人面前丢光脸面的这一刻，杨广第一次惊觉：自己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在皇帝排行榜上排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而是帝国能不能在自己手里保住的问题！他突然发现，那个从他出生起就一直伴随在他身边的幸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永远离他而去。那曲一直演奏得辉煌盛大的交响乐在一度转成低沉压抑之后，现在居然不断滑音和跑调，使一场演奏会变成了滑稽戏，正襟危坐的观众忍俊不禁。杨广原以为自己是上帝的宠儿，没想到上天对他如同对万物一样，不过视为刍狗。他原以为他的幸运是上天无偿的赐予，不想原来却是利息沉重的债务，要他用不幸一一加倍偿还。他原来一直以为上天赐给他的是古往今来最幸福的人生，哪知中途剧情骤转，看来他的人生很可能变成一场彻底的悲剧。
“上天，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惩罚我？”这个以“刚毅”闻名的皇帝终于绷不住劲了。被围在雁门的他，当看到幼子杨杲被城外飞来的箭头吓得发抖时，惭愧、悔恨、委屈一时袭来。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载，当着挤在临时朝堂里的大臣的面，他一把抱住小小的杨杲，号啕大哭，声达户外，哭得“目尽肿”。人们一时不知所措，所有人都是头一次看到了杨广的眼泪。他是哭自己保护不了孩子，还是哭自己这几年的不顺利？
就在皇帝号啕大哭的那一刻，他的大臣已经看清了这个号称天纵圣明的政治家，骨子里毕竟还是生长于深宫之中妇人之手的贵公子。他虽然聪明无比，但是毕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风霜磨炼，缺乏承担大业梦想的坚忍顽强。包括李渊在内的诸多贵族已经摸透了杨广的底细——起兵的时候已经到了，看来皇帝又可以轮流做了。杨玄感失败，是因为第一个出头的椽子必然烂掉。但是，如果是第二个、第三个，那可就不一样了。
二十八
在命运的一次又一次打击下，杨广性格中的负面因素暴露得越来越多。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大隋朝堂上已经见不到一个外国使臣了。这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诸国使臣云集洛阳的场面形成强烈对比，甚至各地的官员来得都很少，原因是各地农民起义阻隔，许多大臣没法赶到首都。这是杨广过得最冷冷清清的一个年。
眼看着自己竭尽全力辛苦建立起的雄伟大业像个豆腐渣工程一样稀里哗啦地倒下，杨广的心气也随之散了。
事实上，虽然东征高丽失败，但是杨广的命运还远远没有到灭国的边缘。农民军的战斗力相当有限。虽然号称四十八家之多，但他们一直没能联合起来，甚至都没有能力出省作战。如果杨广潜下心来，痛定思痛，励精图治，力挽狂澜，他还是有能力在政治高层闪展腾挪的。只要能防止贵族纷纷起兵，维持住帝国政治的平衡，隋军还是有能力消灭各地农民起义的烈火的。这样，虽然大业已去，但是他毕竟还能安享富贵尊荣，在历史上以平庸之主收局。然而他没心思去做这些了。
他原本是一个极其心高气傲的人。他的自我期待是一个将要绘出世界上最完美图画的绝世艺术家。因此，当这幅图画失败了，他怎么还有兴趣在它上面修修补补，把老鹰改画成一只乌鸦，以求卖几个钱花花，度此一生？
艺术家的性格决定了他将走极端路线。不做最好，就做最坏，他唯一忍受不了的是平庸。他，一个原本打造传世金碗的大匠，此时不屑于去做为糊口奔忙的锔碗工。做不了千古一帝，他也没有心情去做一个辛苦维持的平庸帝王。
因此，在眼看天下分裂，自己在皇帝排行榜上不可能有名次之后，杨广有点破罐子破摔了。命运已经不是原先许诺给他的命运，前途也已经不再是预想的前途，他对上天从感激变成了抱怨，他像一个没有要到糖吃的小孩子一样躺在地上，不想起来。在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雁门被围之后，我们看到他与以前判若两人，连续的打击使他那贵公子般娇嫩的神经受到了不可避免的伤害。《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载，从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以后，杨广“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摇抚，乃得眠”。他对治国有点心不在焉。大业十一年前，他每天上朝，每日都在处理公务。大业十一年后，他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虽然天下越来越乱，他自己也危在旦夕，他却鼓不起心气去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他对政治越来越松懈，越来越放任，甚至对自己的生命，他也有点三心二意，不那么周密地去考虑。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原本不喜欢饮酒的皇帝领略了美酒的好处。他下诏命各地官员贡献本地名酒，自己一一品尝，定出高下。他醉酒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在长乐宫独饮大醉后赋了一首五言诗，诗文今已失传，只《文献通考》卷三百九中记载了最后两句：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
杨广已经不再是那个双肩担起大业，只手擎起乾坤的杨广了。“气可鼓不可泄”，心气已消的他放弃了自我，投身到无边无际的放任自流中，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只听任生理欲望控制自己、填充自己、遮蔽自己。既然命运是由上天控制，既然上天说给就给、说不给就不给，那么一切由上天决定吧！他其实是在向上天撒娇。在冥冥中，他还期望上天那神秘的力量什么时候能再光顾他，把他推出失意的泥淖。
眼看着皇帝越来越颓废，政治越来越混乱，昔日的贵族摩拳擦掌。从雁门之围后，北方草原上的马匹价格一路飙涨，以唐国公李渊为代表的各地贵族纷纷招兵买马。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他们感觉时机已经成熟，隋鹰扬郎将梁师都、马邑富豪刘武周、金城富豪校尉薜举、唐国公李渊、武威富豪李轨、萧梁子孙萧铣、江都通守王世充等手握重权的大臣不约而同，纷纷起兵，割据一方，众多世族亦加入其中。
在闻听昔日贵族全部起来后，杨广的意志完全崩溃了。一直到死，杨广都认为他的真正敌人不是农民起义军。这些农民军不过是贵族政治游戏的前奏和引子，真正的政治军事方向，最终还是得由贵族来把握。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判断。正如参加了隋末起义的魏征在《隋书》中所说：“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识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师用兵之势！但人自为战，众怒难犯，故攻无完城，野无横阵，星罗棋布，以千百数。豪杰因其机以动之，乘其势而用之，虽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将，连踵覆没，莫之能御。”隋末三支实力最雄的农民军都难以和这些贵族军阀相抗衡，一旦交锋，即土崩瓦解。瓦岗军失利于王世充，河北军被李世民一战而击溃，江淮军降于李渊，后虽又起兵，但旋即败亡。在隋末乱局中，最终还是贵族得到了传国宝鼎。
杨广深知大势已去，不过他还不想死。他决定南逃。毕竟他即位前曾经在江南经营了十年，别处烽火四起，这里还算安静。做不了千古一帝，那么就干脆在秀丽的江南风光中了此一生吧！据袁刚在《隋炀帝传》中的描述，正当国家一片混乱、岌岌可危之时，杨广却调集十郡数万兵力，在江苏常州一带为他建造宫苑，周围十二里，内为十六离宫，虽然比洛阳宫苑规模要小，但“奇丽过之”。
到江南之后，杨广一头钻进离宫之内，万事不管，整天饮酒为乐。他把他过人的聪明用在发明各种新奇的玩法上，其中最有名的一种玩法是广派宫人四处去抓萤火虫，得到数斛之多，装于布袋之中，夜里外出游玩时一齐放出，“光遍岩谷”，十分瑰丽。他命官员大量为他进奉民间美女，分为百房，每天由一房做主人，饮酒赋诗，以为笑乐。在天下水深火热之际，别人都是强颜欢笑，只有皇帝似乎真的乐在其中，诗酒会中，他作了数组颇为清新雅致的小词，其中最有名的一首记载在《隋书·五行志》中：“求归去不得，真成遭个春。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
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杨广，他的内心其实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这个残缺的、不完美的、与自己的期望已经大相径庭的生命让他不再珍视；另一方面，他体内的欲望却依然强盛，他的感觉依然敏锐，他对生活中每一点滴的甜美都依依不舍。那个励精图治者变成了及时享乐主义者，他把自己剩下的生命目标定位为体验快乐。《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载，他经常“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倓与钜、皛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罢朝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殽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皛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
不饮酒时，他常穿起短衣短裤，策杖步游，遍历台馆，细斟细酌每一处景致，直到天尽黑才止，“汲汲顾景，唯恐不足”。他知道，命运留给他体验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面在长安时就一直放在案头的名贵铜镜，他带到了南方。他有时依然会揽起它。虽然已经五十岁了，可是这个人头发依然乌黑，眼睛仍然明亮，与众人相比，仍然是那么出众！很显然，这个与众不同的生命依然会以与众不同的形式抵达终点。他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道：“好头颈，谁当斫之！”
二十九
虽然时刻准备着死，但说实话，当自己手下的卫兵闯进寝殿时，杨广还是感觉有点吃惊。
他的禁卫部队实在是等不下去了，他们不得不叛变。来到江南后，大臣屡次试图劝谏杨广振作起来，就像前些年那样励精图治。那样的话，他们还有可能重新控制住局势，大臣的前途和命运还有可能重写。他们相信杨广有这个能力，也相信天下大势还有可为。
他们弄不明白皇帝为什么如此颓唐。他们百般劝解，皇帝无动于衷，仍然沿着自己的方式，以加速度向灭亡滑落。皇帝对生命不感兴趣，他们可不想做殉葬品。在彻底灰心之后，他们终于痛下决心，除掉这个成为累赘的皇帝，自救图存。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载，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十四，全副武装的卫队闯进宫中，把杨广从床上拉起来。他们牵来一匹战马，令杨广骑上，把他押去朝堂。
睡眼惺忪的杨广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显得紧张。他看着那匹战马，问道：“这是谁骑的马？马鞍子太破了，我怎能乘坐？给我换一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