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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百一十四章各国发展
英法本是世仇，其世仇的历史远远大于法德之间的世仇。英法之间的矛盾在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后便开始升级，英法之间率先爆发了海军竞赛。英法殖民竞争在1898年的法绍达危机中达到了顶点。至于英俄之间更是矛盾重重，在中亚、在远东、在近东，几乎无处不起冲突。英国一向善于评估具体的威胁，因此为了防备法俄在殖民地纠纷中联手对付自己，便在1882年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缔结了“地中海协定”从而间接地与以德国为首的三国同盟拉上了关系。但是随着德国力量的大幅度扩张，尤其是其“公海舰队”的建立和在土耳其帝国范围内的势力膨胀，迫使英国认真考虑德国扩张的意图何在。
由于德国的崛起，欧洲大陆已经无可挽回地分裂为两大政治军事集团。欧洲均势的平衡之轮英国，第一次感到无法再置身事外来保持平衡。英国已经感到，德国太强大了，不仅有冲击英国霸权的意图，最主要的是德国已经有这样的实力。英国已经无法保持“光荣孤立”来捍卫本国的世界霸权，毕竟大英帝国的统治中心在不列颠，归根结底是欧洲一部分，英国的世界霸权是建立在英国优越的地缘政治处境和欧洲大国联合统治世界的基础上，不可能在欧洲大国内部的均势失去平衡之后还能长久维持。尤其是当德国过于强盛，其拥有的实力能够同时打败法俄两国，并进而终结大英帝国世界霸权的时候，大英帝国的掌权者不可能对此局势泰然处之。
当时英国外交部的政策分析专家克劳爵士曾经对德国针对英国霸权的各种挑战性的态度进行了一番战略分析。他指出，德国外交决策层所抱有的动机是不值一提的，即便他们没有明确的、有计划的统治全世界的计划，其持续增长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实力也将会自然而然的导致现实性的后果即德国称霸全欧甚至全世界。因此，对于英国决策层来说，合理的结论就是——不管德国统治集团抱有什么意图，如果德国不愿意自我约束，自损实力，那么，英国将会建立反德联盟以求彻底地消除这种威胁，就像当年建立反法联盟以消除法国的威胁一样。提到反法战争这一历史经验，这就意味着英国打算通过联盟战争来消灭本国霸权的挑战者，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基于这种认识，英国实质上已经决定要与德国进行殊死一战来维护大英帝国的存在了。至于其扭扭捏捏，言不由衷的作风，完全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虚伪做作和推卸责任的民族性格所决定的。英国外交的历史记录和行为模式向来就是做决定之前仔细评估权力结构和斟酌利害关系，做好了决定就会坚持到底。英国外交决策者在维护比利时中立地位上的做作表演，无非是顾左右而言他的一贯作风。
1902年英日同盟缔结后，英国找到了一个在远东地区遏制俄国的竞争，而又不给英国造成额外战略负担的盟友。当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后，其扩张势头受挫，英国便不再考虑俄国为全世界的头号敌人。在1904年英法协约完成以后，英俄接近与谅解便势在必行了，于是在1907年英国与俄国达成了在波斯和阿富汗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至此，英国已经与法国和俄国解决了全部殖民冲突，而把国家力量全部聚焦在对德关系上来了。
十九世纪后半叶，拜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这两位欧洲领袖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所赐，权力政治和现实主义外交原则成为各国挖角决策者所普遍接受的观念。基于保守传统、自我节制与内外均衡的正统主义原则变得很不重要，而这种原则正是保卫欧洲和平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维也纳体系维持下去的最根本原因。随着科技的进步、交通的发达和市场的扩张，国家的管理深度和镇压力量进一步加强，一旦那些保守国家不再需要彼此支持来对付国内外的形形色色的**运动，那么它们在外交上就可以自行其事，互相拆台。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法德矛盾，但决定性因素确是俄国、德国和奥匈三个君主**国家的分裂，而英国的态度转变，则成了压垮欧洲均势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十九世纪也是民族主义潮流ji荡的世纪。一战爆发前，俄国在东欧和巴尔干大肆宣扬泛斯拉夫主义，而德国则针锋相对地推行泛德意志主义。奥匈帝国这个多民族帝国一方面在泛斯拉夫主义的浪潮中摇摇欲坠，一方面则指望德国能够站在泛德意志主义的立场上拉自己一把。法国出于国家荣耀和民族统一，念念不忘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德国出于同样的原因，决不肯放弃。俄国嫉妒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德国则害怕俄国巨大的潜力。德国觊觎英国的世界霸权，羡慕英国的公海舰队，英国则视德国模仿英国建立公海舰队为推翻大英帝国的明白无误的证据。每一个国家都患上了自恋症，对本国的天然权利喋喋不休，对他国的意图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
十九世纪还是所谓的民意至上的民主时代，公众的情绪和报纸的社论成为政fu制定政策的圭臬。法国的民意便是要求收复失地和对德复仇，英国的民意便是“谁要避免内战，谁就要去当帝国主义分子”英法两国皆为所谓的民主代议制国家，视回应民意为理所当然。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虽然不是民主国家，但是这种**国家却对民意更加敏感。因为这几个**国家中，君主的威望和王朝的延续完全靠对外强势扩张来维持，由于缺乏合适的制度性的宣泄渠道，民意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外交政策上来，而且根本不会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国际关系，总是把外交斗争看作是体育比赛，视正常的外交妥协为奇耻大辱，对危险的军事冲突欢呼雀跃，总以为国际危机达到顶点就是金光闪闪的奖杯和数不清的荣耀。这种情绪感染了各大国的决策者，他们认为偶尔爆发战争，流点血“会使民族的体质更为强健”他们唯一的错误就是根本没有预料过在工业化的条件下，国家间的战争不再是规模可控的，要么是彻底的胜利，要么是彻底的灭亡。
欧洲政治家们一开始对于大战的爆发还是具有一定的警惕，对立的两个联盟，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虽然都已经进入了军事协调阶段，但各国都还在进行自我克制和克制盟友。奥匈帝国不愿意帮助德国进攻法国，德国约束奥匈帝国不要与俄国摊牌，英国警告俄国在为以塞尔维亚为首的巴尔干联盟出头的时候要适可而止，俄国告诉法国俄国不打算为阿尔萨斯—洛林而战，法国则告诉俄国法国不打算卷入巴尔干冲突，至于意大利则早就打算保持中立，两边观望。
但是大战还是爆发了，这是权力政治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悲剧。自从1912年伦敦会议解决摩纳哥危机之后，突然间，每一个国家都害怕失去盟友，而不管盟友的任性胡为是否会给自身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德国给奥匈帝国开出了空白支票——若再有危机，如有必要，德国会追随奥匈走上战场。法国总统普恩加来则对俄国大使表示“奥地利掠夺领土影响全欧均势，因而也波及法国的利益若俄国走上战场法国也会如此，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是奥匈的后盾。”英国外交界人士则表示“不知道目前这种小心翼翼的平衡政策还能持续多久，不知道哪一天会被迫表明明确态度。但愿俄国不会厌倦英国而与德国达成协议。”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那种黎塞留、梅特涅和俾斯麦式的贵族秘密外交已经成为过去。随着新闻媒介的普及，任何一个外交事件都会迅速地被公众知晓，公众的态度又通过媒体迅速反馈到外交决策者，大众参与外交决策这种持续不断的压力，造成了各国外交决策者的短视和盲动。
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各国尤其是德国的军事计划与外交方针开始脱节，一开始便沉溺于全面战争、总体战争的规划，讲究“先发制人”把外交大师黎塞留“行动必须配合目的”的政治箴言抛到了九霄云外，更不用说把军事计划与跟外交政策相配合，为政治谈判留下空间了。当然，在那种集团对立的外交格局下，各大国的外交政策本身也好不到哪里去。最终，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刺杀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费迪南大公夫妇引起的“七月危机”中，各大国尤其是德国的军事部署的速度快于外交协调的速度。德**方绕过了本国的外交部门对奥匈军方开出了无限的空头支票，支持奥匈帝国开战，当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得知如果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英国将宣战的消息后，打算悬崖勒马，但是德**方的战争机器早已经开动而无法紧急制动了。
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欧洲近代文明从此走向了衰落，欧洲开始失去对世界的统治权。而东方的古老帝国借此机会开始从沉睡中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