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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瓜
2005年6月，我接到重庆这边一个老师父的电话，这位老师父在去世之前一直是重庆道教协会的元老，早年跟很多我们这行当的人一样，四处收妖捉鬼，非常威风。而听他的徒弟说，早年的他是一个性子刚烈的人，遇到一切他认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他所秉承和信奉的，一律都是打了再说。正是因为当年他那么勇猛，才在西南地区的道家人当中，树立了相当高的威信。这位师父名讳不敢提，全真龙门派传人。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由于年岁的关系，很多以前看不穿的事自然就看穿了，自己多年来坚守的人鬼不共存的原则也逐渐动摇，但是要他放弃自己恪守的规矩他还是做不到，岁数大了，再冒着危险干这个行当，已经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于是他就开始潜心下来，修道悟道，不再干涉鬼事。
这位师父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在我2002年回重庆的时候，一方面得考虑不能过于锋芒，从而招致其他门派同行的仇视，另一方面我也得靠这个吃饭，虽然年纪小，但是我通过那几年积攒的人脉，认识了不少人，也帮助过不少人，尽管都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秉着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原则，我也算是在重庆这个故乡，以滇南四相道的名义，开宗立派。所以在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点意外的。因为从来都是我们做晚辈的给他们打电话，但是他在之前一次聚会里既然相互认识了，我也给了他自己的联系方式，平日里也抽时间打个电话，随便闲聊几句，那意思就是在说，师父，你可别忘了我这个小人物啊。于是当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想要我代替他去接待一个人，说那个人是他几十年前的一个故交，而这次来重庆，也是为了一个死人的事情来的。他自己岁数大了，身体条件上已然不允许，于是就让我去，等到这件事过去之后，如果他的那位老朋友觉得我是个可靠的年轻人，他会帮着我把这件事传出去，让大家多多认识我一下。
所以这件事无关乎钱不钱的问题，就算是我自己倒贴钱，我也一定要去。
于是老前辈只给了我一个到机场接机的时间，和对方的姓名以及一个电话号码，然后就说剩下的你直到搞不定，再给我打电话。于是那天我按照航班抵达的时间提前去了机场，并且给老前辈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发去短信，说我是特别来接您的小李，请您下飞机后给我回个电话什么的。等到旅客开始走出航站楼，对方打来电话说已经下了廊桥，等取了行李就出来，我告诉对方说，那我就在出口对面的咨询台等您就好。挂上电话后，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老前辈的那位故交，在我想象起来的时候，应当跟那位老前辈的岁数差不太多，但是电话那头，却是个说国语的年轻女性。
于是我就在咨询台那儿等候，顺便也调戏了一下机场的地勤小姑娘。接着我被人拍了拍肩膀，我转过头去，虽然我知道是我要等的人来了，但是看到她的时候，我还是惊讶了。
她看上去估计二十六七岁，而我当时二十四岁，个子比较高挑，穿着明黄色的连衣裙，最要命的还是紧身的。中短发，头发的末梢，看样子是烫过，略微卷曲。化了点妆，却是淡淡的那种，眼睛很大，睫毛很长。从我多年研究日本女性的经验来看，她的睫毛绝对是真的，但偏偏又很长，于是我站在她的面前，看着她眨巴着眼睛，有种扇扇子的快感。虽是短发但是却把一部分头发塞到了耳朵的后面，于是我还看到了她耳朵上那个朱红色的耳环。脖子上有细细的一根项链，左手拉着一个粉红色的拉杆箱，箱子上贴满了各地的托运标签，手腕上也戴着一个大概跟耳环差不多材质的红色手镯，另一只手上提着一个金黄色链子的红色小手包，脚上也是穿着红色的高跟鞋。
如果单从审美的角度来说，这个女人是属于“美女”那一类的，我这个人很奇怪，对待男性和女性就外貌来说还是有差别的，在我看来，男人只有“帅”和“不帅”的区别，而女人除了“美”和“不美”以外，还多了一个“丑”。所以我必须承认，当这个女人出现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弹出了美女这两个字。而从她的穿着来看，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女人有一定的精神洁癖，或者说是强迫症，否则这六月的天气，怎么会穿的好像番茄炒鸡蛋一样。
于是我装作镇定，对她伸出右手呈握手状，对她说吴春生老师你好，你叫我小李就好了，这次来重庆，X老师特别嘱咐我来负责接待你，你来这边的打算可以直接跟我说，我会尽力给你办妥的。谁知道她扑哧一声笑出来，伴随着一个用手捂嘴的动作，这也让我看到了她的手指甲，当然，也是涂成了红色，很像是要来复仇的女鬼。她对我说，你误会了，我不是吴春生。接着她把身子一侧，指着她身后说，这位才是吴春生。我越过她的身子看过去，她身后不远站着的一个不算很高，但是挺矍铄，带着金丝边的金属框架眼镜，镜片是茶色的，头戴一顶棒球帽，穿着黑色夹克和牛仔裤大头鞋，夹克里是一件白色衬衫，手里拧着一个墨绿色旅行袋，还带着一根拐杖的老人。番茄炒鸡蛋姑娘对我说，这个老人是她的爷爷，她叫吴雅婷。
我瞬间有点慌乱，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挺丢脸的一件事，尤其是在美女面前丢脸，那会让我非常痛苦。于是我走到吴春生老人跟前，接过他手上的包，然后把手放在他的腋下，打算扶着他走，他却微笑着跟我说，年轻人，不用了，你看我用拐杖，其实也就是稍微省力一点，我身体还行，不用搀扶。
奇怪的是，眼前的这俩人，虽然是祖孙俩，但是口音却用挺大的差别，老人说话的声音字正腔圆，一股子北方味，但孙女却有点嗲气，估计那国语水平也比我好不了多少。吴小姐走到我身边说，他们是转机过来的，所以比较劳累了，既然老前辈让我来接待他们，于是希望我先带他们到酒店安置，我说好，赶紧接过她手里的拉杆箱，然后带着他们走出航站楼。
我把车打着双闪停在路边的，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没被警察叔叔给开罚单甚至拖了去我感到很庆幸，因为那并不是我的车，而是我借的我舅舅的车。我总不能开着我那二手桑塔纳去接人吧。上车后我问吴春生老人说，请问您的酒店是在什么位置，他告诉我，在解放碑。我迅速在脑子里回想了一下解放碑附近的酒店，万豪、洲际、海逸等，这老人祖孙俩看上去日子过得不错，想来是不会去住那种不带星的酒店的，于是我问他说，是万豪还是洲际呢？老人呵呵笑着说，都不是，在炮台街那一带，我们已经定好了快捷酒店了。
快捷酒店，看样子这祖孙俩也不是胡乱花钱的人。不过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身为一个重庆人，我竟然不知道炮台街在哪。于是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吴春生老人说，对不起吴老师，我不太清楚炮台街在哪，解放碑那一带我比较熟，可是我好像还没听说那边有个炮台街，您是不是记错了？他笑呵呵的，声音洪亮，他说没记错，就是炮台街，你们现在叫沧白路。我说收到，现在就去。但是我心里在嘀咕，沧白路就沧白路嘛，你偏得跟我说什么炮台街。
于是在路上的时候，吴老告诉我说，几十年前他还在重庆的时候，那地方就一直被人叫做炮台街，但是并没有炮台，而是在古时候那儿面朝嘉陵江，又在半山腰上，所以视野开阔，是个军事要地，于是古时候的将军就在这里设立了很多大炮，就叫做炮台街。而现在的沧白路就在洪崖洞的上方，那儿的确有吴老说的那家快捷酒店，我心想人家大老远来一次重庆，洪崖洞是个不错的地方，而听吴老先前的说法，说他几十年前就在重庆，我想这次也算是故地重游，到沧白路感受一下老重庆，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机场到沧白路还是有一段路的距离的，所以我尝试着跟他们聊天，也乘机打听下他们此行到底是什么目的。由于之前注意到祖孙俩的口音有些不同，于是我就问吴老，说你们是哪里人？吴老告诉我说，他是山西太原人，我再问他贵庚了，他告诉我，他已经83岁了。我说老人家身体挺仙健的啊，他乐呵呵的就没有再说话，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两眼呆呆的望着窗外，一副感情饱满的样子。于是我找不到理由去打扰，如果他真的作为一个几十年后重新踏上重庆这片土地的故人，那么他和这座城市必然有着那么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城市不同，他没有办法留下来，所以这次回来，才倍感怀念吧。当然，除了透过后视镜打量后排座窗边的吴老外，我也偷偷瞄了瞄副驾驶上，吴姑娘的大腿。这很容易造成车祸，我是知道的，所以我特别把车速稍微减慢了一点。
吴小姐跟我说，她和爷爷是来自台湾，这次回内地来，一是为了寻根问祖，二是拜访旧人。自己父母要帮着哥哥嫂嫂照顾孩子，也走不开，自己恰巧在台湾拿到了美国一个大学的留学申请，所以乘着这个机会就跟着爷爷一道，一方面照顾下他这个老人，一方面也是回来看看同胞的情况。
我虽然对台湾印象不深，不过她的说法倒是解释了为什么口音不同的原因。对于台湾，我只知道那里是国民党的地盘，他们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都说自己是中华台北队。而台北是一个城市，中华台北，根子还在中华，起码人家还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国家的高度上。对于政治问题，我一向是不会多说的，两岸的关系和情况不同，所以人民在认知的角度上难免会有偏差，这就好像金大胖二胖三胖告诉他们的人民，三八线以南是敌人的土地，是傀儡的政权一样，所以多年来朝韩之间骨肉分离的事情不在少数。而对于台湾同胞来说，我向来还比较客观，起码老一辈的台湾人，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移民过去的，于是我猜测坐在身后的吴老，八成也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和故土分离，到老了，气氛松懈一点的时候，才回到自己的家乡。恰好那一年，一个叫宋楚瑜的人，在自己的家乡湖南，用地道的湖南话对乡亲们说，乡亲们，楚瑜回来了。不管是装腔作势还是在作秀，至少我从那句话里，听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望。
于是我大着胆子问吴老，您是哪年到的台湾呢？他回答我说，1951年。我试探性地说，49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去了台湾，您不是跟着他们一块去的吗？我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问他，是不是当年的国军，跟着老蒋撤退了。他沉默了一会说，49年的时候，他没能走成，于是到香港躲了两年，才辗转去了台湾。
我没继续往下问，因为他说是“躲”了两年。
估计这当中的细节我再问下去就叫做窥探隐私，而且说不定人家还对我产生反感了。不过就这么几句问答，我对这位吴春生老人的身份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他曾是国民党的军官，因为士兵若非是功勋卓著，还是没什么机会跟着大部队撤退台湾的，而我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功勋卓著。因为这样的优秀士兵到了台湾以后一定会被封为高官，就算是退出了政坛，他想要回到大陆来，估计光是通过海关审查就是个困难事，所以我断定他肯定不是士兵，得是个军官，或者是军官的家属。再者，他离开大陆去台湾一定是经历了什么磨难的，否则他不会用到“躲”这么个字眼，而所谓的躲，躲谁呢？这就不言而喻。
一边开车一边跟吴小姐闲聊，吴小姐似乎是对吴老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她也察觉到自己的爷爷不愿意多说，于是她就当起了吴老的代言人。从她嘴里套话就容易多了，她告诉我，这次来重庆，是因为爷爷之前在重庆待过不少日子，有些朋友还留在重庆，尚未去世，拜托我接待的那位老前辈就是其中一个，但是由于是清修之人，有朋而来也不见想必是有原因的，这也勉强不得，而吴小姐还告诉我，此行的另一个目的，也是拜会一位她爷爷故人的遗孤，她说自己爷爷多年来一直有心结，而心结就出在这家人身上。所以特别需要我来作陪。
我有点纳闷，我说我们之前也不认识呀，为什么指定要我来作陪呢，吴小姐笑着说，当然了，我们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爷爷说他有些话憋在心里好几十年了，想要对那位逝去的故人说，算是了却他的一段心愿吧。
于是我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老前辈不肯亲自来而要我代劳的原因，诚如我所说，老前辈看见这些鬼怪，那自然是非打不可，而这次要找的一个灵魂，却是自己老友的故人，自己就算下得去手，朋友面子上也担待不起，于是就让我来，不管我最后的处理结果如何，那就是我的个人行为了。
我突然就对那位老前辈感到敬畏，因为他是见识过我做事的方式的，我和他不同，我可能心肠比较软，往往会把一件事情刨根问底，再非常感性地来决定到底怎么做，他甚至在之前对我直言说，我不适合做这行，因为我投入了过多的个人情感和判断，谁又来判断我的世界究竟孰对孰错呢。可我依旧这么坚持着，为了那些素不相识却不曾离开的亡魂。
到了酒店后，登记完毕我送他们去了房间，当时已经是晚上，我对吴老说今天晚上我来安排吧，我带各位吃点地道的重庆菜去，吴老在关上门的时候说，不必了，今天很累了，迟点自己随便吃点东西就可以，希望我能够在明天一早8点的时候，准时来酒店接他们，因为明天他要去拜访那位故人。没等我答应，他就匆匆关上门，而站在一旁的吴小姐也非常有礼貌地对我说，辛苦了，明天见，然后自己也回了自己的房间里。留下我一个人在酒店的走廊上发愣。
走到酒店楼下以后，我想想觉得还是有哪点不对劲，于是我就给那位老前辈打电话，想说从他那里是否能够在多获取一点关于吴老的信息，因为吴老虽然是长者，而长者通常是睿智的，但是吴老自从我接到他开始，就一副深深的若有所思的模样，让我猜不透，这让我这样的人非常难受，而且心里没底，我以往接触的任何案子，在事情不够明朗的前提下，我会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我是没把握的，而没把握的事情我基本上不会主动去做，因为你办好了一千件事，人家可能形成一种习惯，但若是办砸了一件事，那人家可就要记住你一辈子了。这种事，倒招牌，败名声，傻子才会做。
我把我的担忧告诉了老前辈，我说你能多告诉我一点关于吴老这次的目的吗？搞得我现在心里面特别没底啊！老前辈说，吴春生老人和他是在1943年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两人都是毛头小子，吴老还比他小几岁，而当时的老前辈在重庆下半城的道士流派里，算得上是比较活跃的年轻道士，不过没曾出师，也都是在跟着师父营生。而早年老前辈的师父曾给国军处理过一些麻烦事，在军内声望很高，于是吴老就想要认识他的师父，却被拒绝，但是却因此和老前辈而认识了。我说当时你们俩是朋友吗？老前辈说，当初并不是，只是看他也没有什么恶意，当年吴老才20出头，很像自己家乡的弟弟，于是背着师父，他私底下就跟吴老做了朋友。我哦了一声，我问他，那他这次来重庆，你又不见他，他明天说要去拜访的那个人，我也只知道是个死了很久的人，他想要有些话跟这个死人说，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个人的灵魂到底还是否存在，如果不在的话，那不就表示他这趟等于是白来了吗？老前辈说，这个就不好说了，缘到了，道却未必呀，几十年了，也许早就离开了，也许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疑惑道，怎么那人你也认识吗？老前辈说，认识啊，从吴春生的口中认识的，算是神往，但我却从没见过。我们三个是生不逢时，本来可以成为至交，却直到老了，生死相隔的时候，才能够说出来啊。我问他说，你能跟我说说那个死者的情况吗？他说他不能，凡事皆有道，人各在世，各行其道，心结虽需解，但是还得看解不解得开，如果解得开，还能称为是“结”吗？就好像是你得罪了别人，想要请别人原谅你，你的诚意是到了，可人家领不领情，那就不是任何人能控制的了。说罢老前辈对我说，明天你只管跟着去，我不愿意过多参言，这也是你的道，既然让你介入了，你就要走下去，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如果事态变得难以控制，你一定要保证吴老的安全，而对待那个鬼魂，也希望你能够给它个痛快。
说完老前辈就挂上了电话，他这一番话说得我云里雾里的，虽然不能全懂，但是我依稀明白他是要我按照吴老的要求去做一切他要求的事，但是这当中也许会有点危险，老前辈说他和那人是神交，而且没有见过面，所以那个人应当只是吴老的朋友而已。而既然曾经是好友，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事，能让死掉的那一个如此忿恨，滞留了几十年尚且怀有怨念，朋友间哪来的这种深仇大恨？
于是我一夜胡思乱想，浑浑噩噩熬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一早，我应约去了酒店，姑娘还是那个姑娘，不过吴老倒是换了一身行头，他穿了件白色的唐装，黑色的裤子，眼镜还是那副眼镜。我问他们吃没吃早饭，我说这附近好吃的早点可多了，铺盖面肥肠面，包子豆浆油条什么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吴老则跟我说，不必了，直接出发吧，吴小姐也跟我说她早上不吃饭，我心想一定是在减肥。所以我就只能饿着肚子陪他们。我问吴老，您要去的地方在哪，离这儿远不远，他说不远，就在会仙桥。
我告诉吴老，会仙桥我没去过，不过我倒是知道这附近以前有个地方叫做会仙楼，位于现在的民族路附近，在解放碑商圈呢，那一带基本没什么住家户啊，看了看手表说，现在赶过去，应该时间差不多了吧，就是不知道几十年过去了，那个人还是不是每天都去那儿。我说好吧，就招呼他们上车。其实会仙楼那儿离吴老他们住的酒店很近，只不过考虑到他是老人的关系，我想拼着在路上堵死，也不能让人家步行。会仙楼事后我了解了一下，以前的确是叫做会仙桥，这个地方原本有个桥，而桥下的河流其实就是那条通向洪崖洞瀑布的暗河，不过早已在城市建设中没了踪影，哪个桥的由来，是一段传说故事，相传古时候一个打渔的鱼郎在这个桥上碰到了八个乞丐，而那八个乞丐就是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吕洞宾、曹国舅、蓝采和、何仙姑这八个神仙，所以就叫做会仙桥。也就是一根烟的功夫，我就在会仙楼附近找到位置停了车。
几十年重庆的建设可谓是翻天覆地，以前那些老街几乎是找不到了，而会仙楼本是一个老地名，虽说是楼但是谁都不知道这楼究竟在哪，我从吴老的眼中，看到一种迷茫，他告诉我几十年前这里的一条老街，如今却怎么都找不到了。还好我对解放碑一带比较熟，按照他的描述，我在心里加以排除法，因为他告诉我当年那条小路的石阶上是能够看到嘉陵江的，所以就一定是在靠近北面的一侧，一边打听一边找，最后在民族路路口不远的一栋修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房子背后，找到了那条弯弯拐拐的小路，小路两边的房子全都画上了红色的大叉叉，房子也大多都变成了瓦砾和荒地，就只剩下那条错落分布的，青石条铺设的下行梯坎。
我必须承认，这是我第一次到这条小街上，周围已经没有什么人，我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挑着砖块上来的力哥，于是我问他说这条路叫什么名字，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条路没有名字，周围的人都走了，没人了。吴老跟我说，咱们下去看看吧，就是这里了，我还在这里的那块石头上刻了“将之”二字。我问他，那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的名字吗？他说不是，那是他自己的“字”。我突然想起来，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尤其是这些军官，基本上名字后面就跟着一个“字”，例如蒋中正就字介石，毛主席就字润之一样。我对吴老说，这里基本上都在拆迁改建，除了那些工人估计没人在这里了吧，您确定您要找的人在这里吗？他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问是对我招招手，说请我扶着他下去看看。我只得从了，在沿着这条小路走了大约百十来米以后，转过一个弯，那个弯后面照样是被拆掉的房屋，但是却有一颗黄桷树，黄桷树还没被砍倒，树不远处有个看上去像池塘的小坑，但是坑里没有水，而在那个坑的栏杆下面，有一个身形瘦小，驼背，头发花白，穿着小碎花布衣的老太婆，坐在一个小木凳子上，背靠着池塘的栏杆，看上去像是在打瞌睡。
吴老走到她身边的时候仔细辨认了一下，从他的眼神中我得知，这个老太婆，就是他要找的人。于是我不得不更加仔细地观察起这个老太婆来，她穿的是短袖，但是手臂上的肉已经全然松弛，她坐着的那个小凳子显然是她自己随身带过来的，而因为凳子很矮，所以她坐下后露出了脚踝，脚上穿着一双拖鞋，拖鞋却是两种不同的颜色。而她背后靠着的那个池塘栏杆，让我很轻易的察觉到，这个老太婆一定是每天都来这里这么坐着，因为在栏杆上唯独她坐的位置，有一大片被摩擦光滑的痕迹，而别的地方都没有，想必是当年还年轻的时候，自己还能够爬到栏杆上坐着，但是后来老了，爬不上去了，只能在下面坐，改变了位置却没有改变这种习惯。她的脖子上有一根绳子，绳子上挂了三个东西，一张卡片一样的塑封纸，八成就是她的姓名等信息，为了防止走失，然后有一把钥匙，还有一个金属棍状的东西，从那个棍子上的小缺口看来，那是一个哨子。
我问吴老，我说这就是您要找的人是吧？吴老表情凝重地点点头，我说那您还愣着干什么啊，赶紧上去打招呼啊。他慌忙说，别啊，咱们就远远等着，等到她自己醒过来。其实我说打招呼，那是在诈他呢，因为在这样一个荒芜的地方，出现这么一个坐着打瞌睡的老太太，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我知道这个老太太一定是个非常关键的人，这才故意装傻诈一下吴老。既然吴老自己都这么说了，我也决定跟着他们一起等，远远看着那个老太婆，而此刻的我心里有种很莫名的激动，我迫切地想要知道这当中究竟有怎样一种纠葛，生活里每个人都在演绎着自己的故事，而我则是那个喜欢听故事的人。
坐了很长时间，估计得有一两个小时吧，随着时间越来越到中午，温度也越来越高，我们三个远远蹲坐在石梯上，周围一片安静，唯一的吵闹就是那棵树上没完没了的蝉鸣声。我是个非常怕热的人，坐了那么长时间，也腰酸背痛的，我的扇子骨都快要扇不起来了。惟有偶尔回头，能够瞥见坐在我身后数块石阶上的那两根美腿。
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解放碑的钟声响起，这种在那附近不一定能听见的声音，在我们坐着的地方，却非常清晰，环境参照的问题。所以当钟声当当当的时候，那个打瞌睡的老太婆也因此而醒了过来。我想这也是一种习惯性的条件反射，换成我的话，这声音再大我也不会醒。这也应了吴老先前的话，以及我的猜测。
我站起身来，看着吴老，但是吴老对我摆摆手，说不要上去。这下我心里就更奇怪了，你说你好好的来找人吧，找到了不打招呼我还能当你是不想吵到别人打瞌睡，现在人家自己都醒了你还不去打个招呼，这是什么道理，难道说这个老婆婆当年是吴老的暗恋对象吗？当然不是，可让我更奇怪的是，我们明明离这个老婆婆只有十多米的距离，在一片瓦砾堆里面，我觉得我们的存在算是比较显眼的，更不要说我后面还有个番茄炒鸡蛋呢，可是那个老婆婆好像压根就没注意到我们一样，站起身来，锤锤大腿，然后俯身拿起小木板凳，然后驼着背颤巍巍的走开了，走的方向就是这条石阶的下方。
我看着老婆婆的背影，实在忍不住了，我就问吴老说，这人都走了你还不叫住？他对我说，你别叫，咱们跟着她。我说吴大爷您这是个什么精神啊，尾随小姑娘我或许还行，你让我跟着一个老奶奶是啥意思啊，吴老对我说，既然是我朋友拜托你来的，就请你按照我说的做吧，我自然有我的理由，等到了这个老太婆的家里再说吧。吴小姐也站起身来，扶着吴老开始走，我也只好上去帮忙扶着，哪个老婆婆的步幅很慢，就这么沿着石梯朝着洪崖洞方向走了几百米后，她就朝着右转，进了一个小巷子，然后左转，走到了临近沧白路的一条小街上，而那条街上，立刻恢复了解放碑商圈的繁华，又是午饭时间，周围的餐馆热闹非凡，因为老太婆走得慢，我们跟上也不难，在绕过那条喧哗的街后，她又转身进了一个小巷子，当我们跟到巷子口的时候，我看到她侧着身子，打开了狭窄巷子最里面的那个小木门，接着进屋把门关上。
吴老对我说，她果然还是住在这里。我说怎么你来过这里吗？他说来过，很多年前来过。然后他对我说，走吧，咱们进去看看。说完我就扶着他走上台阶去，我远远看到那个老婆婆关门的小木门，外面堆放了很多建筑垃圾，看上去就是一个垃圾场的样子，但是我知道那肯定不是垃圾场，因为没有垃圾场会在外面修这么个台阶，更不会建在这么狭窄的巷子里。
当我们走到快要接近木门的时候，突然从我头顶的左上方传来一个声音：“你们找谁？”
我被这声音一吓，赶紧抬头。因为头一晚胡思乱想的时候，我曾设想过今天可能会遇到点危险，到时候我可得保护好吴老和他的孙女才行，可是当我被人突然这么一问的时候，我却首先想到的是怎么保护好自己。只见距离地面大约四五米的地方，有一个小窗户，一个短发络腮胡的男人从窗户里伸出头来，这么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看是个人，我也算是放心了许多，于是我舒了一口气说，你好老师，我们是来找这个小屋里住的这个婆婆的，不是来拆房子的。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看到这两边的墙壁上，也都画上了红色的大叉叉。我害怕他们以为我们是拆迁方的人，然后不问缘由就来个钉子户大战拆迁队的好戏。
他依旧有点冷冷的但是戒心很强的问我，你们找她做什么？几十年除了居委会就没人找过她，你们是她的什么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于是把眼睛望向吴老，向他求助。吴老对楼上那个男人说，我是吴春生，是唐子成生前的老朋友。年轻人，你认识唐子成吗？
看来这个叫唐子成的人，就是吴老和那位老前辈口中的故友。
那个楼上的男人愣了一下，迟疑了片刻说，你们等我一下。接着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的拖鞋下木楼梯的声音。然后他从靠近老婆婆房门边上的一个小口子里出来，堵在我的面前，隔着我对着吴老说道，你就是吴春生？你还真的回来了？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一脸茫然，转身看吴老和他的孙女，他们比我还要茫然，吴老小心翼翼地问，请问你是？那个男人哼的冷笑一声说，我也姓唐，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唐子成，那是我爷爷，你还记得他是怎么死的吗？当年要是不是你去告发的，他怎么会被捕？又怎么会死？
我一看那家伙有点激动了，虽然不是很清楚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但我还是挺害怕他突然发狂冲上去暴打吴老一顿，于是我就伸手去拍他的肩膀打算安抚下他，让他别那么激动有话好好说，谁知道我还没碰到他呢，他就一下撩开了我的手，接着还狠狠在我胸前推了一把。并大声问我，你又是谁啊，给我滚边上去。
于是这么一来，我那该死的脾气又上来了，但是我依然没有动手，我还是在好言相劝，我说有什么话慢慢说好吗？来找这个老婆婆就是为了当年的事，长辈间有些什么误会，你当晚辈的也别插嘴的好。他冲着我瞪着眼睛说，你说的这叫什么屁话，如果当年不是这个老混蛋告发我爷爷，我爷爷就不会死，我爹就不会当孤儿，也不会因为这么多年要照顾我奶奶和我，操劳过度，那么年轻就过世了！你知道个什么，你给我闪开！
我不闪。他开始打算从我身边挤过去，我又堵住了他侧身的地方，于是他开始生气，再度伸手向我抓过来，这下我可是有准备了，挡住他的手以后，脚下使劲一蹬，把他朝着墙壁上推，接着把他的手抓住翻到手心朝上，然后朝着手心的方向用力掰，他就只能乖乖地蹲下了。换成我一只脚跪在地上，一只脚压在他的身上。
其实在美女面前打架是很不好的行为，不过我也没有办法，掰手腕是最省力也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不过这通常基于你不想伤害对方，但是对方偏偏不老实的前提下。我低声对那个痛得哇哇叫的男人说，我现在放了你，但是你别给我冲动，有事说事，人家大老远从台湾来，为的就是化解这么几十年的宿怨，如果到时候你还觉得不解气，你自己再找别的法子，今天我在这里，我就不准你伤到别人！然后我抬头问吴老，您是来解决问题化解宿怨的吧？因为我一直都是猜测的，他自己可没这么说过。所幸的是，吴老点点头，对地上那个男人说，年轻人，有些话，我憋了几十年，今天来，就是想要借别人的方式，把那些话告诉给你爷爷，是我对不起他，这么多年来，我的这些话只在一封信里给一个人说过，你们找不到我，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事情，但是我并没有告发过他，你相信吗？
男人稍微冷静了一点，我再次问了他，我说你能不再这么冲动了吗？他轻轻点点头，于是我就慢慢放开了他。感觉到他没有反抗的样子，于是我也伸手把他拉了起来，男人忿忿地起身，在一边非常不爽地说，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人都死了，你那些鬼话说给谁听？我说，这不就是我跟着来的原因吗，我有办法让他把自己想说的话告诉给你爷爷，不过前提是我还能在你奶奶的屋子里找到你爷爷的踪迹。他冷笑一声说，你的意思是，你还能跟鬼说话？我说说话不能，但是我能够让对方听到。他说，我还以为我够没文化了，没想到你们这些人竟然这么迷信。我告诉他，这不叫迷信，因为你可以信，但是不能迷进去，只有当你迷进去了，那才叫迷信。
男人没有说话了，只是疑惑地望着我，再看看吴老。他大概是察觉到我们不是在开玩笑，于是回头望了一眼老婆婆的木门，然后对我们说，你们跟我上来，很多事情，你们得先跟我说了，我才让你们去见我奶奶。我转头看着吴老，毕竟是他的私事，我得等他给个指示才行。吴老对我点点头，然后叹了口气，他在来之前，我想就曾经预想过，会是这种结局，对方的家人一定还在心里深深恨着自己，很多年都没说心里话，我想这也算是他的一种释放吧。
于是我们跟着那个男人从侧面的小口子走到楼上，这栋楼应当有些年岁了，因为虽然重庆老房子多，但是这种已经松动和破裂的木质楼板房，实在是不多见了。男人住在二楼，但是一楼所有的门上都画了大叉叉，而且楼里安安静静的，看样子这是一个已经被划为危房的房子，只不过他还在这里继续住而已。男人没准我们进他的房间，而是在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开门进去拿了一个小凳子，还有一个装腻子粉的桶，让我们当凳子坐。我们坐下以后，男人率先说话，他直接对着吴老喊道，你说不是你告发的，那你且告诉我一个原因，为什么我爷爷当年会被抓？
看样子，这个男人一定是从小就听自己的父亲或是身边的人说起这事，并且他的成长过程中，肯定因为这件事情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否则他不该有这么激烈的反应的。只见吴老双手撑着自己的拐杖，然后歪着头长叹一声后，转头对我说，小李，这件事情本身和你无关，既然你来了，也是来帮忙的，我想我也有必要当着大家的面，把这几十年的恩恩怨怨说个明白，我很长时间没这么说话了，但是我却记得非常清楚，从来没有忘记过。
吴老说，他祖籍山西，16岁参军，后来分别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青训班学习作战，当时他在这两所军校的老师，都是一个叫做刘峙的高官，刘峙也对他这个学生非常喜爱，于是自从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把行政中心迁往重庆，刘峙当年作为蒋介石钦点的18军长，带着部队一块到了重庆，作为蒋介石的卫戍军队，也就是古时候所谓的大内侍卫。而同时作为刘峙的爱将，吴老也跟着到了重庆，一直到1943年的时候，吴老机缘巧合的和这次拜托我来的老前辈认识了，俩人成了比较好的朋友，但是后来抗战胜利，重庆谈判却失败了，蒋介石因为要把都城恢复到南京，但是自己抗战期间在重庆这边留有大量的军事和政治部署，这些是没办法带走的，但是他又担心共军会乘虚而入，于是就安插了不少藏匿在民间各地的特务，特务头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笠。
因为工作比较得力，刘峙带着18集团军离开重庆的时候，特别把吴老给留了下来，作为特务机关的人员，随时在重庆监察共产党的动向。而吴老当时的军衔是中尉。到了1947年的时候，吴老收到一些线报，说是有共军潜伏特务出没，于是就跟踪准备实施抓捕，但是在抓捕之前，他打算先悄悄摸清楚对方的情况，于是就化妆成一个卖草纸的摊贩，蹲守在对方的必经之路上。而这个他原本要抓捕的人，就是唐子成。地方，就在我先前找到老婆婆的那个池塘那儿。
吴老说，起初他以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抓捕行动，于是在连续蹲守三天的时间里，他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这个老婆婆，当时还是个少女，每天都会在那棵黄桷树下的池塘边呆坐着，而每次唐子成经过那儿的时候，都会走到她的身边，和她一起这么默默的站一会。两人虽然没有说话，但是眉眼之间，感觉就是一对暧昧的情人，却有没能捅破那层窗户纸一样。当时他觉得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还以为那个少女就是接应的人。谁知道跟周围的居民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少女，其实是个天生智障的傻瓜。那些街坊还说，傻瓜自打半年前在这里遇到了唐子成，于是每天同一个时间来这里守着，有时候唐子成没来，她就要在这里站很长时间，街坊还告诉她，这个傻子的爹妈都逃走了，但是她是个傻子，就把她给丢下了，有住的地方，但是却没有谋生的本领，重庆当年还算富，于是街坊们就大家帮忙，给她吃的用的，把她拉扯长大，脑子有问题，想嫁人都没人要，长得也不错，但是送去青楼大家都干不出这样的事，于是就这么耗着。街坊说唐子成是外地人，在这附近住，他心肠好，也很同情傻瓜，知道傻瓜天天都在等他，有时候他不来就一直等下去，于是他就天天装作路过的样子，来让傻瓜看他一眼，每天都和当初他们俩第一次在那池塘边见面的时候一样。
我打断吴老说，啥意思啊，你意思是唐子成是共产党，而他每天都要刻意重复两人初会时的场景，来让那个老奶奶感到幸福是吗？吴老点点头，他告诉我，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心里觉得如果自己抓走了唐子成，那么这个傻瓜以后就等不到人了，实在很可怜，好在唐子成踪迹的情报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于是他就偷偷离开了，打算放他一马。
谁知道过了几个月，唐子成被捕了，当时他从内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度心忧，他知道国民党用刑的手段，那绝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于是他想办法打通关系，混到了牢房里，还想法子在审讯笔录上把唐子成的“罪”加重，为的就是让上级批准枪毙，而他就有机会做押运枪毙的人，这样就有机会再放走他。
那个男人显然是觉得吴老说的和他知道的相差甚远，于是露出一副非常惊讶的表情。我问吴老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是因为同情那个傻瓜吗？他说是的，战火年代，虽为同胞，却不得不各自为战，如果不是大家的立场不同，那么谁都有机会成为至交好友。而他和唐子成虽然不认识，但是从监视他的那几天时间里，他敬重唐子成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吴老说他的计谋很成功，果然上级指示要将唐子成枪毙，1947年的重庆，已经开始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了，各地的地下党骨干都被抓了，蒋介石奉行的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政策，虽然没能够从根基上动摇敌人，却大大挫败了共产党在重庆的情报机关。于是吴老在押运唐子成的时候，打算送到城郊，支开随行的人，然后偷偷放了他。但是唐子成并不知道吴老的打算，以为自己真的要死了，于是他请求吴老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半天时间，明天一早我去见一个女人，见过之后，你再枪毙我。
吴老说，当时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他不能这么做，因为如果带他去见了那个傻瓜，特务们就知道他之前出没的地方，甚至那个傻瓜都还有危险。于是他拒绝了，一切如同他计划的那样，带到城郊然后以军官的身份支开随行的士兵，偷偷放了唐子成，并且还塞给他不少钱和一套伪装的衣服，说你别继续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既然心里有牵挂的人，就好好平静地过日子去。唐子成很意外，因为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他在离开的时候问吴老，你是我们的同志吗？吴老告诉他，不是同志，只是一个有缘人。吴老告诉他，先前那个傻瓜住的那附近，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让他好好在那附近藏着，直到气氛松懈后再离开，在此之前，换个身份，老老实实当个老百姓。吴老说他会尽力保护那一带的太平。
唐子成谢过之后就离开了，而吴老回去的报告也写着击毙。而在那之后，吴老常常瞒天过海的偷偷去池塘边探望唐子成和傻瓜，但是他们从来不会相互交流，因为彼此知道，这很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吴老说，他很高兴的是，唐子成和傻瓜依旧坚持这每天一次的昨日重现，每天仿佛是傻瓜第一次见到唐子成的样子，所以傻瓜每天都很开心，而当时，他们俩已经结婚。
1949年的时候，共产党接连胜仗，蒋介石节节败退，重庆的气氛开始变得越发的紧张。尤其是46年戴笠死了以后，重庆和南京两边消息都藏着掖着，生怕给对方知道了，内斗很厉害。而当时的渣滓洞白公馆也关押了不少地下党成员，在49年年初的时候，重庆再度展开了一次地毯式的搜查，这次又抓获了不少地下党员。而这次搜查中，唐子成被自己的同志出卖，再度被捕。国民党看唐子成的家眷是个傻瓜，还生下了孩子，也就没有管他们。而唐子成算得上是自打那次死里逃生后，没有再参与地下情报工作，所以他对国民党来说，没有特别大的价值。1949年6月的时候，吴老听说渣滓洞集中营枪决了一批囚犯，而一打听，发现唐子成就在其中。
而当时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很多当官都在疯狂搜刮，为撤退台湾做好准备，当初吴老徇私放走唐子成这件事，也就没人来查，他也算是因此躲过一劫，否则通敌在国民党里可是死罪。而他也再也没有去过傻瓜的家里，一直到今天。
吴老问那个男人说，刚才我说我是吴春生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为什么要说是我告发的？那个男人说，因为重庆解放以后，给当时牺牲的烈士们查勘生平，在来奶奶家里挂烈属牌的时候，军方的人说的。说当时爷爷在狱中的时候实在受不了逼供，就说了很多自己知道的情况，还托人带话出来，说是知道自己藏身地方的人，只有吴春生，而吴春生是个国民党军官。遗憾的是，他甚至丝毫没有怀疑是自己的同志出卖了他。所以从这个男人的父辈开始，就一直笃定地认为是吴春生告发，而那个老婆婆，自从唐子成被捕后，依旧每天按时按点去那个池塘边等着，期待着每一次和爱人的初见，却从此再也没能等到。
吴老听后，叹了口气说，这就是命运弄人啊，我和唐子成假若任何一方不在阵营里，这个悲剧也就不可能发生了。吴老转头对我说，这次拜托你来，就是想要你把我的这番话告诉给唐子成听，他虽然与我一辈子都没说过几句话，但是我们彼此心里是把对方当作挚友的。我也知道你要把这些消息带给他的话，需要一点老东西，我这里是没有，但是我们跟着那个老婆婆，是因为她的身上有，几十年都没取下来过。
我说是她脖子上的那个金属哨子吗？他说是的，原来你发现了。因为傻瓜不会说话，所以当年唐子成为她做了一个哨子，有事就吹哨子，他就会立刻赶到她的身边。吴老对那个男人说，年轻人，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请你帮我去你奶奶屋里，把那个哨子拿来吗？男人犹豫了一会，点头答应。我说我也跟着去吧，如果哨子上没有灵异反应的话，这件事咱们也做不了。于是我跟着男人下楼，男人走到门前，拿出钥匙打开门进去，看样子这么多年以来，他身强力壮却还住在这么个危房里，就是为了就近照顾自己的奶奶，不由得我也一阵钦佩。在小木门边上的窗户那，我看到窗后就是一张小床，那个老奶奶正面朝窗户侧身睡着了，手却是合十状，压在头下面，我想她虽然是个傻瓜，但是却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吧，有一个爱她的男人，肯为了她每天重复一次初次见面的心动，肯为了她做一个随叫随到的哨子，儿孙也孝顺，就算过得苦，却依旧每天去等待自己的爱人，等不到回了家，却很快又忘记了。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找到她，她却压根不知道我们曾经来过，她甚至不知道她这么一个傻瓜身上，发生了这么多让人动容的故事。
我看见男人悄悄取下她脖子上的那个小哨子，然后悄悄转身出门，我摸出罗盘，开盘后测了测，发现上面并没有什么反应，于是我心想，唐子成牺牲的时候，心里肯定是有记挂的，而这种强烈的记挂肯定会让他不会离开的，只不过在当下的这个地方，我找不到唐子成的痕迹。
我对男人说，没用的，你还是把哨子还回去吧，剩下的我再来想办法。回身上楼，把情况告诉了吴老。吴老很是失望，但是我跟他说，假若我有一天找到了唐子成，我一定把你的话告诉他。就算我实在是找不到，我也会请人走阴帮你带话的，你就放心好了。如此一来，虽然满怀遗憾，吴老还是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好在我感觉到那个男人是相信了吴老的话的，这么说来，这段恩怨，算是了结了。
吴老临走前留下了一些钱给那个男人，就像当年他放走唐子成的时候，给他一笔钱一样。我亲自送吴老和他的孙女第二天去了机场，重庆当时没有直飞台北的航线，得转机，所以我也不必在国际厅面对那些因为字母发愁。而在送走他们以后，我花了点时间去打听唐子成的下落，依旧无果，直到2008年，我才托黄婆婆把话给带给了他。
而2008年的时候，那位老前辈也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