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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直在寻找隐藏在真实生活背后的荒诞的意义，即便是在他写出生活在别处之后，他也没曾想放弃过这种努力。在这一点上他与同为捷克作家的哈维尔是一伙的，尽管后者身陷囵圄，也会说出像“信仰生活，也许”那样让人匪夷所思的话。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会喜欢上这个“神经质”的家伙。说他“神经质”是因为在他总是费尽心机的给你灌输各种各样人难以置信的观念，然后婆婆妈妈的像个幼儿园的老师，一边又一边的给你重复、证明这种观念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有可能真的发生，可笑的是你一点儿也不觉得烦，竟然浑然不觉的全盘接受。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生活本身真的就是荒诞的，这就好比是发生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不理解地许多事一样，比如许多年前人们还在山呼海啸般的在各种各样的广场上真诚的表达对伟大领袖敬爱，许多年以后同样的顶礼膜拜依然可以发生，只不过对象变成了一个要身材没身材，要长相没长相的女孩，广场变成了t型台。的确，不是每个人“要长相没长相”或者像“芙蓉姐姐”把身体扭成“s型”都能称之为“偶像”这种挑战人们审美标准、理解能力的事件不断发生，似乎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我们的生存状态：荒诞感可以随便哪条街的拐弯处打在随便哪个人的脸上。它就是这样，赤裸得令人懊恼，明亮却没有光芒，它是难得有把握的。（加谬语）
而昆德拉对于生活中最真实的“荒诞感”的把握，或许正好契合了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心态，尤其是在这个正在经历剧烈转型期国度，因为曾经在那个由“石头和菩提树交织的都会”所发生的一切同样在这个国度的许多城市发生，许多事情我们像捷克人一样，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已经丧失。
不过，真的喜欢昆德拉的这种表现荒诞轻佻的方式，这种喜欢就像是托马斯在一个大镜子前对着永远永远戴着黑色男式礼帽，保持自由和遗世独立的萨宾娜说“脱！”然后做ài开始一样，绝对不媚俗（确切地说是没有媚俗的时间），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让-克洛德卡里耶担当编剧的电影布拉格之恋的原因。这个从1968年就开始认识昆德拉的编剧，有他摆脱商业类型电影为了满足观众胃口而过度渲染情节不可避免地陷入媚俗的方式，他知道怎样通过合理地取舍使电影语言恰倒好处的表现小说中描写的场景，不动声色的用电影镜头诠释昆德拉大段大段地议论，以做到流畅自然表现昆德拉小说的精神，而菲利浦。考夫曼导演让丹尼尔戴刘易斯和朱丽叶特比诺什加盟该片则让挑刺影迷三缄其口。不是吗？纯真年代里刘易斯冰蓝色几乎透明的眼睛——狡黠、放荡、忧郁，再加上基耶洛夫斯基导演的蓝中比诺什身上不带一丝人世间烟火的气息，早已使想说“媚俗”的人望而却步。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认为。据说这部电影曾经引起恶评如潮。很多批评家对公开出现在小说里的叙述者的"缺失"感到遗憾，还探讨昆德拉小说的不可改编性。但是，我想没有人会喜欢在朝九晚五地工作了一个礼拜之后，嚼着口香糖或者吃着苞米花坐在商业电影的银幕前听一个苍老的声音，给他们解释有关“媚俗”亦或是“生命之轻”、“生命之重”的含义。在这一点上，有时候或许电影的镜头语言比口语更能准确表现作家真实的意图，甚至超越作者真实的意图。这也符合昆德拉在耶路撒冷领奖时，脱口而出的那句沉睡千年的犹太古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是的，生活是合乎人的思维逻辑的吗？是有轨迹的吗？又或者是唯物论所说的“必然的”吗？不是的，有时他们恰恰是“偶然”的“荒诞”的。就像这样：“七年前，特蕾莎居住在城市医院里，偶然发现了一起疑难脑膜炎，请托马斯所在的科主任赶去急诊，但是，出于偶然，科主任犯了坐骨神经痛病，动弹不得，于是便派拖马斯代他到这家外省医院。城里有五家旅馆，托马斯又出于偶然在特雷莎打工的那家下榻。还是出于偶然，在乘火车回去前有一段时间，于是进了旅馆的酒吧。特蕾莎又偶然当班，偶然为托马斯所在的那桌客人提供服务。恰是这六次偶然把托马斯推到了特蕾莎的旁边。”第一次看到这段描述，我用“犹如电击”来形容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感受，虽然在此之前我已经看过不下上百本小说，但是像这种蛮不讲理一股脑的把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偶然”塞进你的视觉，然后你莫名其妙的照单接收，我还是头一次体会到，因此当时只有瞠目结舌的份，连思考的时间都忘了。
后来，仔细品味发觉，昆德拉真是“老奸巨滑”他这样写哪是“偶然”为之，简直就是早就算计好了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开头列举那个事实就是一个证明：“在翻阅一本关于希特勒的书时，我被其中几幅他的照片所触动。他们让我回想起我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好几位亲人都死在纳粹集中营里。但与这张令我追忆起生命的往昔，追忆起不复返的往昔的希特勒的照片相比，他们的死又算得了什么”“亲人的死还不如一张希特勒的照片”他就是试图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向人们表明：在现实的荒诞面前，人的理性本身是苍白无力的，人们的逻辑是无可奈何，又是徒劳的，尤其是在这个一切非理性的事实都无所顾忌运行着时代里，即便是我们可怜的记忆我们都无能为力，我们还能期待什么。
而对于荒诞这种理解，注定将昆德拉推向了虚无，注定要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不可知论者。从早期的玩笑，中期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再到最近的玩笑，我开始越来越清晰的发现，这个老头什么也相信了，即便是一直在兹念兹的流亡以及回归。在无知里，他对他痛苦流亡之后的回归进行了反思，他借伊莱娜之口对他朝思暮想的故乡布拉格以及布拉格人进行了无情的嘲弄，他用那件挂在商店橱窗里的那件印着结核病患者忧郁的脑袋以及那句醒目的话“kafkwasborninprague”来隐喻布拉格人虚伪的记忆，以及对于远去痛苦如此迅速的遗忘——而这就是他对回归日夜期盼所等到的结果。这种结果在昆德拉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是不可饶恕。于是当伊莱娜看到他的丈夫古斯塔夫穿上他买的印有卡夫卡头像的t恤衫，她的母亲一旁哈哈大笑时，我看到了昆德拉愤怒的绝望，甚至是在用是刻薄的语言歇底撕里在控诉：“那个场面她是忘不了的，诱惑的滑稽模仿，夸张的粗俗玩笑，这（t恤衫）是人衰老时熄灭的色情代用品。”
终于看完他的唠叨，在一个深夜，那时窗外夜凉如水，班驳的、橘黄色油漆蜕落的桌面上是一本花了七块五毛钱买得书——盗版。掩书而笑，竟然发现读得所有他的书竟然全是盗版。立于窗前，窗外灯火如织，城市的森林里，繁华摇曳在风中，我不知道有一天关于他的记忆会不会像这繁华一样，随风而逝，如梦如影，也不知道知道自己有一天因为他的书都是盗版没有让他拿到稿费而感伤。
也许会，也许不会，也许这是属于昆德拉的结果，也许一切都不可知——生活中有太多的也许，但是无论怎样生活还要继续，即使荒诞，即使是朝九晚五，忙碌不可终日，即使属于过去的荣光有一天可能会不可避免的随着此在生活的荒诞烟消云散，即使曾经自以为最弥足珍贵的东西最终会像一个玩笑失去了重量，也要像哈维尔身陷囵圄时，无奈地说“信仰生活，也许。”
我常常在读昆德拉的小说里想起另一位捷克作家伏契克在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所描述地生活场景；那是在美丽的六月里，空气中弥漫着菩提树和迟开的槐花的芳香。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通到电车终点站的公路上，挤满了郊游归来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喧闹、嬉笑、被阳光、水和情人的拥抱弄得幸福而疲倦。尽管死神时刻萦绕在他们身旁，捕捉着新的牺牲者，可是从他们脸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一群群的聚在一起，像兔子一样活泼可爱。真像一些兔子啊！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他们当中抓出一个人来，那其余的就会退缩到一个角落里去，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带着自己的忧虑，带着自己的快乐，带着它们对生活的全部愿望奔忙起来。
我觉得这段描写似乎是在和卡夫卡在1914年8月2日的日记里写下的仅有的两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进行着某种心灵上的呼应，即荒诞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态度，他告诉你：当这个世界即将崩溃的重大事件正在发生时，对于我们来说，也许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荒诞的生活，就像战争和游泳，它们在我们生活中并行不悖地呈现着，并无矛盾；就像你会看着昆德拉的小说中的流亡，想起周杰伦的歌：藤蔓植物爬满了伯爵的坟墓/古堡里一片荒芜/长满杂草的泥土/不会骑扫把的胖女巫/用拉丁文念咒语啦啦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