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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告奋勇给刘策先生做个人网站，框架搭建好了，等待命名。恰逢“五一”假期，与先生联系不上，就擅作主张用“教师刘策”权作网站loge。朋友见了捂着嘴笑，说简直土得掉渣儿，且不说刘策先生是教育领域的专家、著作等身的作家、职位不低的政府官员，单凭他的人品与口碑，就不是“教师”两个字所能概括的；读小学的儿子看了也直摇头，说我缺内涵，少品位，白读了这么多年书，还中文系呢，连“机械系”都不如。哪知，刘策先生看了竟连连称赞，说网站做得好，名字也取得好，跟他心里想的一模一样。我有些惶惑，不知道先生的夸奖是体谅我的辛苦，还是“教师”两个字在他的人生词典中有着异乎寻常的份量？
（一）
刘策先生是我读师范时的校长，也是数学老师，但他教我的时间并不长，加之我的数学成绩一般，前面有尖子生风光无限，后有落后生调皮捣蛋，我挤在中间，夹塞儿似的，既不显山，也不露水，很难引人注目。
偏偏第一次上数学课就被先生点了名。
那是开学第一课，先生没有作自我介绍，也没有象其他老师那样让我们一一站起来报户口。他扬了扬那本代数与初等函数，用南京口音很重的普通话说：“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一同走进更加奇妙的数学世界。”班里的数学困难户不止我一个，听先生如此赞美这个学科，便有人在小声议论。先生没有理会，继续讲：“数学是思维的花朵，老马克思就把演算数学题作为写作之余最好的消遣。”当时，我并不知道大胡子老马也是数学家，还以为他只会写枯燥难懂的大部头书，就与同桌小声嘀咕：“说得轻松，是数学拿老马消遣吧？”先生听见了，瞟了我一眼，又翻开备课本扉页看了看，然后，猛然叫出我的名字，让我站起来说说自己的想法。我吓了一跳，磨磨蹭蹭站起来，心里直打鼓：“开校才几天，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这个老师也忒厉害了吧。”（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备课本上有我们的座次表）先生不忍见我恍恍惚惚的样子，又客客气气地让我坐下，接着说：“奇怪吧，马克思还是诗人呢！”这样的数学课毕竟是第一次见识，尽管被先生点了名，脸面上颇有些尴尬，但心眼儿里却对先生的博学多识添了敬畏。
然而，第二次被先生指着鼻尖时，他又全然忘了我姓甚名谁。
那天，团委书记组织学生在操场上练习集体舞，其中有几个小节需要男女生牵手转圈。那时候师范生还比较腼腆，都不愿主动牵手，于是，每当跳到这个地方，队伍就乱。正巧先生从操场经过，立刻让团委书记叫停。大家一看校长要发火，都规规矩矩地站了，不敢啃声。结果，先生只说了一句话：“该正大光明拉手的时候，装模做样不拉，不该拉手的时候，做梦都在想，什么意思嘛？”话音未落，同学们都“轰”地一声笑了。先生不笑，一抬手，又指向我的鼻尖问：“那谁谁，你说呢？”我当然无话可说，赶紧就近抓起一个女生的手，直羞得那女生脸红心跳，手心冒汗。瞬间，其他同学也争相拉起手，正准备在校长面前显示各自的清白，一转身，他却匆匆忙忙地走开了，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印象中，先生一直都是这样，言语不多，行色匆匆，很难听到他发表宏篇大论，也很难看到他在校园或街道上悠闲地踱步，他总是赶考似的奔走，偶尔相遇，还未来得及点头招呼，又不见了踪影。这也难怪，自古能者多劳，先生即要当校长、教数学，还兼着四川师院数学本科函授班和隔壁中学高三毕业班的课，慢条斯理地走路哪里赶得上趟儿。
师范学校的老师个性都很鲜明，有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也有的疏离有隙、点到即止，前者常常让人依恋，后者往往使人敬畏，先生属于后者。敬畏必定产生距离，但距离却未必都产生美，不止我一个，有很多同学都认为，自己留给先生的印象并不深，甚至怀疑，他是否真正记得我们的姓名。
（二）
没有想到，十年后不期相遇，先生竟然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眼认出了我，还准确无误地喊出了我的名字。有道是，千里万里并不遥远，我就站在你身边，你却视而不见，那才是真正的遥远。先生不经意一声招呼，竟在我的内心涌起了细细密密的感动。只可惜，那份感动夹杂着一丝尴尬。
那时，我刚被任命为师范学校的副校长，20多岁，常穿一条洗得泛白的牛仔裤，大孩子似的，没有半点“官像”时任市教育局长兼教育学院院长的先生应邀为我们“校长培训班”上课，正巧那天有急事耽搁了几分钟，赶到会场时，先生已端坐在讲台上，正想偷偷溜到后面坐下，却听见先生在台上大声喊我的名字，无奈，只好低了头，满脸羞愧地坐到前排去。
先生开始讲话，与十年前一样，语气分外平和，但每一句都针灸一般扎在大家的痛处。“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有什么样的校长就会有什么样的学校。”先生讲到，前不久，他到一所农村中学检查，在校门口遇到一个人，一只裤腿挽得高，一只裤腿挽得低，头发蓬乱，耳朵上还夹着一支烟，一打听竟是校长听到这里，会场骚动起来，有人吃吃地轻笑，也有人下意识地整理头发、领带、袖口，我也禁不住打个寒颤，看看自己的牛仔裤，脸更红了。先生继续讲下去，从校长的仪表形象、行为规范、个性修养到人格魅力，用生动有趣的故事串联成章，又毫不留情地抽丝剥笋，严加剖析，直听得大家脸红心跳，坐立不安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穿过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我依稀记得，先生说过，穿衣也是尚礼，礼数在先，既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
自从当了学校的小头目，与先生的接触也慢慢多起来。有一次，先生回母校检查，老同事们分外激动，纷纷表示要好好款待老校长，先生也没有推辞。午餐时间到了，我们正打算邀请先生到县城一家颇有特色的餐馆用餐，先生却径直朝学校食堂走去，找到熟识的老厨工冯绍堂师傅，坚决要求奢侈一回：“给我整一大碗煎蛋面！”冯师傅觉得过意不去，先生又说：“那就再奢侈点，多加点葱花嘛！”面做好了，先生自顾自吃了起来，一边吃还一边夸奖：“冯师傅的面还做得这么好，难怪从师范校出来的人都长得这么壮实，冯师傅是功臣呵！”先生带了头，随行的同志也只好入乡随俗，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如先生一般吃出好胃口。
还有一次，市里举行青年教师优质课竞赛，先生也兴致勃勃来听。主持人一看“最高长官”到场，马上停了课，请先生发表“重要指示”先生非常生气，恨恨地骂了声“乱弹琴”就径直走到教室后排坐下。中午吃饭的时候，先生特意把献课的青年教师安排到自己身边坐，一边吃，一边闲聊。先生问青年教师，小孩子为什么不喜欢和母亲一起逛时装商场？青年教师苦思良久，摸不准先生的用意。先生解释说，时装是成年母亲的需求而不是幼年孩子的期盼，更何况，母亲高，视线所及是琳琅满目的服装，而孩子矮，从他的视角看过去，就只剩下来来往往的顾客的腿了。青年教师若有所悟，频频点头。后来，这位教师在自己的一本专著里浓墨重彩地记下了这件事情，论述了新型学生观的内涵，先生也为这本专著作了序。如今这位教师已不再年轻，当了县政协副主席，但是，仍然没有离开教育岗位，还兼着进修学校的教研员，他的名字叫曾胜勇。
一转眼，先生已做“官”十七年，做“官”十七年的先生依然不会迈“官步”打“官腔”摆“官谱”堪称奇迹。
（三）
老师做“官”而且，做顶头上司，从哪个角度讲，好像都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其实不然，除了多几次挨骂受训，没别的好处。曾经很不理解地问过，先生对其他人尊敬有加，为什么偏不给咱“国民待遇”呢？你猜他怎么说，我们是什么关系，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不骂你骂谁去？瞧瞧，这是什么逻辑。
有一年，先生生病住院，恰恰我们学校的几个小头目都在市里学习，于是，买了花篮、水果什么的去看他。刚一走进病房，就被他一阵乱吼：“学校这么忙，你几个还齐齐整整地跑出来，成何体统！”再一看，还有礼物，先生更是怒发冲冠，先是质问有没有占公家的便宜，在得知是由我们自己凑钱买的以后，依然不依不饶，非得让我们提回去。我刚想解释，先生立刻把矛头指向了我：“我就知道是你这个反革命在使坏，赶紧给我滚回去！”医生和护士似乎已经看惯了这样的情形，纷纷掩了嘴笑。我们更是尴尬不已，也顾不上跟先生道别，一溜烟跑出了病房。没过几天，学校财务室的同志告诉我，收到刘策同志给贫困生寄来的一笔捐款，款额是132元，不说也知道，正是我们买花篮、水果的费用。
说来也怪，换作其他人，可能早被先生一顿“国骂”轰得远远的，可我们偏偏越骂脸皮越厚。尤其是师范转制那几年，时不时就要到先生那里找一次骂。开始，先生总是很耐心地听我们陈述，和颜悦色地给我们解释，并且不厌其烦地列举成功转制的案例，怎奈我们师范情结太重，说什么也难以接受脱胎换骨的转型。几个回合下来，先生渐渐对我们抱残守缺的榆木脑袋失去了耐性，一挥手，将我们赶出了他的办公室，还当着师范处同志的面强调，如果这几个家伙不转变观念，就不要给他们饭吃。结果，不到十分钟，他又亲自跑到师范处去询问中午饭给我们安排好没有在先生一次又一次的骂声中，学校终于成功转制了，由于机遇抓得好，学校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几年下来，居然成了享誉一方的又一个教育品牌。
这时候，我们仍然没有忘记到先生办公室找骂。先生正忙着，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回答说，找骂来了。先生一愣，继而开口就嚷：“没事找事，神经病！”瞧瞧，又骂上了！
先生骂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很多人都知道，却很少有人能够享受到。因此，被先生骂一骂似乎成了一种殊荣，每次从先生那里回来，同事们都会追根究底地问，挨骂没有？这时，你可千万别摇头，否则，问话的人士气会低落好一阵子。
有师如此，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