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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偏僻的乡村，几间灰色低矮的土坯房，和大多的人家一样，一个勤劳泼辣的母亲，一位结实下苦的父亲。弟兄三个，那时是比较少的，通常每户有五六个孩子，多的十几个，人多力量大吗。可能你家东面有个鸡窝，几支芦花鸡在泥土中打滚儿或咯嗒嗒争窝下蛋。若是院子足够大，会种上几棵榆树，树梢高出房顶许多，你整日坐在院子里看着树上的鸣蝉发呆。院子西面有个羊圈，那是那时唯一能家庭饲养的家畜，维系着一家人油盐酱醋的开销。
母亲是个整劳力，在生产队挣工分，又要操持家务，难得抽空去供销社。至于头绳、过年蒸馒头用的红颜色、窗花、中秋扣月饼用的模子，可以到远在几十里外的集市去买，或站在巷口等。那时，禁止个人商业活动。年节近时，才能见到推车卖糖葫芦的老人出现。“堆儿”的吆喝声常让我们满口生津，在巷口探出头，远远目送老人远去。整个冬季老人们的吆喝声划破沉寂的乡村。换娃娃的推着木质的手推车，每边绑个笼子，弹子、泥模子、娃娃、摔炮、各种图案的毛片、会摇头的手摇鼓、泥鼻、塑料喇叭错落有致地放在笼子里。老然已近迟暮之年，吆喝声沙哑悲伤，常有孩子跟着唱：
碎乱头发――换头绳儿――
废铜废铁――换娃娃――
那时家里很穷，只是当来了客人，母亲突然发现没了酱油或是少了一包花椒，便冲院子喊一声：“谁去供销社？”
我愿意去。
大哥心粗，不是忘了找钱就是把瓶子打破。弟弟还小，认路都成问题。母亲掏出三角或五角钱，我便拿着去了。一路上飞奔，像是出笼的小鸟。难得理直气壮地进入供销社，给平日里白眼看人的售货员一个回击，有点像孔乙己了。
我们村的供销社和全国各地的一样，几间青砖瓦房，粗重的木质门窗上涂了一层厚重的绿漆。供销社大多以所在村为名，屋檐下灰地红字“发展农业生产，保障供给”或“加快好省地建设共产主义”正门左边钉上门牌，白地黑字“某某村供销合作社”我们家住西街口，去供销社先要过一个坑塘，塘内常年有水，塘岸壁立，高约三米，岸边长些柳树、榆树、椿树、刺槐，枝繁叶茂。塘水深约两米，水色深绿，是鸭鹅嬉戏的乐园。紧邻塘岸筑有女墙，塘边小路仅两尺有余。两人对行须侧身而过。村里人说，街口曾有一位老婆婆，一生积德行善，相夫教子，一次来坑边洗菜，失足落入水中，不救而亡。淹死如此好人，坑塘便生出了许多怨气，以后每隔三十年，就会有人阴差阳错地淹死在塘里，说是“讨替代”
每次过塘边，母亲总是叫我小心，不要被水中稀奇的东西吸引。在乡下，水鬼多化身为小孩模样，一群群在柳树下顿铜钱，见人走近，便悄无声息地潜入水中，水面上留下系着红头绳的小辫子或其它一些诱人的东西，小孩子若被迷了则凶多吉少。我小弟就发生过危险，不是因为水鬼，是捞掉在水中的罐头瓶，好赖没有大碍。心里嘀咕，每次路过总是侧着身子，不敢向水中望，若突然被树枝触到，便蹬蹬蹬跑过去，常惊动胆小的青蛙跃入塘里。
一路走过坑塘，路南是一个大饲养园，路上总会听到驴和马嚼草的“咔咔”声。看饲养园的是一个姓孙的哑巴，个子不高，每天忙个不停。那时想，一个人一辈子不说话，也听不到别人讲话真是天大的不幸。后来才渐渐明白，这种“不幸”让每个人欣羡不已。我们为摆脱耳聪和嘴利的纠缠，整日烦恼不已。牲畜里有只大洋马，是队长从天津赶大车时买来的，比平常的毛高大许多，驾辕套太小，拉边套又不走正道，没少挨鞭子。听牲口贩子说，这马原本是苏联战马，上了年岁，跑不动了，辗转来到乡下，天生不是种地的料。这一说倒让大洋马赚得轻闲，当忙时砘砘地，农闲时便拴在坑边的木桩上。本草纲目中说，白马肉有毒，不能食。队中有老中医，深谙其理，让大洋马得以摆脱卸磨杀驴的宿命，安度晚年。伯乐如知此事，不知是悲是喜。
再往东走，路南边有三个土仓。土仓的圆形仓筒足有四五米高，墙体上部遍粘高粱瓤子。一个土仓中部用白灰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另一个写着“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顶子锥形，用木板钉成，又敷上灰泥，与远近村舍融为一体。在供销社附近玩，每有飞机声响，总担心美国或台湾轰炸粮仓而藏匿于巷口，久久不敢露面。几次想窥探仓内秘密，但窗口太高，终不得见。
一个孩子在村庄游走，见证了许许多多风物，或新奇或神秘，后来他慢慢把它们串连成记忆的珠串，让乡村的历史在狭小而又宽阔的心中延续，像一股涓涓细流潺潺不息。
供销社邻街而建，正门向南，正屋后一片仓库，里面尽是些盆坛锅罐，我始终不明白那里放着些什么。
午后的阳光斜插进屋里，一道道光柱在货架上游弋。屋里充斥着各种味儿，有时浓得发粘，让你透不过气来。有刚打开的人丹味，酱豆腐和臭豆腐坛中窜出的霉味，掉落柜台上的红糖被阳光烤融，散发着糖味，袋装饼干纸袋中渗出的油油的清香味，散装酒滴在地上的酒精味，布匹开包后的樟脑球味，也许还有吃奶孩子的奶腥味，或是收工回来买火柴男人的汗腥味。若你的鼻子足够灵敏，还可以嗅到年节时带鱼、海米碎渣残留的腥味。
你向西边柜台看去，水泥台面上摆了几个用红泥封口的黑色坛子。坛子里装满直沽、二锅头牌子的零酒。一个白铁皮的漏斗倚在――的长柄酒匙上，中间摆放几个塑料点心匣，里面的红糖块如砖石，匣边摆着砸糖的铁锤和铲子，右边是一大筒酸杂面。一次我见一男孩儿只用一角钱，就买了满满一纸包，便向父亲要了钱去买，结果只购得了半纸包，味道怪怪的，放在水里怎么搅也不下沉。我怀疑是用酸枣核磨的面，村西王家坟有片酸枣林，成熟时我常摘来吃，味道远比它好。柜台里面是几层货架，摆满了瓶装的直沽、夜郎村、安酒，还有茅台。那时节茅台并不金贵，大约卖到二到三元的光景。战斗、墨菊、烟斗、恒大、前门、绿叶、牡丹，各种牌子的香烟挨挨挤挤地立在架上。泊头火柴成包地码在一角，火柴盒上的字太小，看不真切，那是我们的最爱，弹、拍均可，字儿多的先玩，运气好一天能赢几十张。看着、想着，常忘了自己来供销社的目的。
有时不买东西我也常来看看。正对门口的货架上似有一种魔力，拴在你的视线，扯着你的脚步。反正也不花钱，不过眼神怯生生的，充满艳羡和无奈。浏阳小红炮摆在货柜角上，红色的包装纸已有些褪色，上面撒满尘土。粗壮的二踢脚成捆地站着，常常勾起我对逝去春节的留恋和下年春节的企盼。糖果占去了大半的位置。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天津产的核桃大小的糖瓜，小包装的高梁粒大小的糖豆，弹子样光滑，颜色不一的糖球，透明玻璃纸裹着的方形水果糖，粘满白糖的京糕条、绿瓜条，黑色的酒心巧克力，圆形、扁形的棒棒糖，还有一些筒装的食品，里面可能盛着小薄饼干、玉米薄片，也可能似棉花糖、山楂片。这些物品只可远观，虽近在咫尺，却相隔万里，我想这便是诱惑。我们都或多或少在诱惑中汲取了前进的动力。
有一种玻璃瓶装的饮料叫格瓦斯，打开后会喷出一股黑色泡沫，沙沙作响，闻来味道甜而略带酒味，那是一种奢侈品，一直没钱买来品尝。参加工作后，常耿耿于怀，试着在超市寻找，已不见其名，成终身憾事。至于汽酒、香槟啦，长大后虽领略了其中滋味，已无儿时快感。
为母亲买完物品，零钱便归我所有，这种便利已为我们这一代人共知。踮起脚搜寻，几个糖豆，也许是两块便宜的水果糖，便啪地丢上柜台。我并不急于吃，回家后和哥哥弟弟分了。回报是他们有了好吃的也忘不了我。一个豆儿、一块糖，那时竟甜蜜了我们整整一个童年。
如果回家想找点儿刺激并不难，你可以从供销社的后面绕过去，穿过大街，走进悠长的小巷。巷口很多，其中有两条死胡同。兴冲冲走进几十米，才发觉前面是堵墙。日后的梦里我常常梦见自己走进人生的死胡同，找不到攀爬的缺口，黑暗中撞得头破血流。回家入死胡同，只需原路返回，再重新选择入口，可人生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
倘若胆子足够大，东起第三条小巷最是恐怖。“我不是胆小鬼”说说可以，做起来确实不容易。巷口很窄，两边墙高门重，只有中午阳光才能射进。临近出口，有一幢破败的房框子，断墙上斜搭一扇草帘子，下面摆着一副木棺材。每次走过，我总是放轻脚步，生怕惊醒棺材中的灵魂。其实那只是一口棺材。藏摸摸时胆大的伙伴曾躲到里面去过。我曾为自己的怯懦害羞，可还是不愿在这小巷口锻炼。
供销社是我儿时的天堂，是村庄通往世界的中心。每天都会有新奇的物品运入，又不断地走进千家万户，走进每个孩子的童年。我相信村里的供销社是这几十里的中心，是维系我们快乐的根源。我愿意承担去供销社的任务，愿意做一个幸福的承担者。我把这种快感传递给每个路遇的人，包括沉默不语的生硬建筑。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如供销社来去的路，我在完成差事的同时，看到许多厚重的门子开了关了，贴上了不同颜色的对联，涂抹了新的油漆，那些深巷的院子里或静默或嘈杂，压根都是我旅途的一部分。我匆匆来去，像表盘上一根迅行的秒针。
供销社知青的面孔不断地变换，有的回城，有的不知什么事又重新下地干活，有的在深夜里熟睡后再没醒来。我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人还会有这么复杂的经历。突然间刚刚连接的纽带断了，和善的眼神倦怠了。我还和供销社维持着某种关系，包括变换的物品、变换地面孔。
供销社倒塌了，在一个雨夜。我们像一群失去了春天的蜜源蜜蜂，把那些残存的蜜酿成酒，苦苦地支撑心灵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