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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新军起义,跟武昌一样,都是匆忙成事。本来计划在九月初八(10月29日)举事,驻西安旗兵将军文瑞听说武昌变乱,立即向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这人后来当过民国总理)提出要发枪、修满城、外县巡防队回防、在陆军中抓革命党四项要求。10月21日,第二标新军果然就接到了开拔命令。走呢,肯定被分割成几部分,大肆抓捕之下,起义肯定流产;起义?有枪没子弹,要跟弹药充足的旗兵和巡防队对抗。
10月22日的起义过程非常忙乱,21日午夜了,一帮新军弟兄还在讨论:要不要今天举事?谁来当我们的领导人?
不举义就会死,还是举吧。至于领袖,很多人推举钱鼎。因为他很有革命热情,兼有哥老会、同盟会双重身份,平时努力联合帮会,在军中颇有威信。
但是钱鼎本人推举张凤翙,除了说这个人“气度恢廓”外,理由也是三点:协司令部参军官,军中地位比起义诸人都高;兼二标一营管带,这个营,哥老会头目最多;留日士官出身,学历好——这又是一个“拱手让出领导权”的例子,事关张凤翙张参军官,这个时候,还根本不知道起义这档子事,答不答允参加还在未定之天。
完全是个小黎元洪嘛。
不过张参军官比黎协统干脆。他刚从临潼实习归来,正在床上睡觉,突然哗啦一下涌进一伙人,说要拥戴他当首领搞独立。“什么时候?”“就是今天!”“好吧。”
这时已经是10月22日凌晨一点多了。
有人说张凤翙因为面临着新军内部整顿,将被撤职,索性拼了。也有人说他在日本留学时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所以答得干脆。这个无所谓,当时同盟会员的认定本身就很混乱。比如后来的陕西督军陈树藩,彼时在混成协当军械官,据说他在举事前,一向不赞成革命,只是22日凌晨听说要起义的消息,赶紧找到军中的同盟会员,填了一张同盟会会员证,这就算火线入党,以革命者身份出现在起义现场。
跟武昌一样,没有子弹的新军士兵,第一目标就是军装局。炮兵营全营集合,以“星期日到灞桥洗马”为名,全体挺进军装局。到了军装局一看,东一堆,西一堆,各营足足有几百名徒手的士兵在游逛,见不到一个军官,连哥老会头目也找不到一个。
要说10月22日这天,真是上好的造反日子。护理巡抚钱能训与各司道、新军高层,都在谘议局开会。而住在军装局内的巡防队一个哨(连),因为是星期天,大部分人都上街游逛去了。突然发一声喊,几百名士兵冲了进来,虽说都是徒手,毕竟声势惊人,驻守的少数士兵一吓,就从后门溜走了。
“那些冲进去的士兵,争先恐后地爬上楼梯,用石块砸库门上的铁锁,七手八脚把成捆成箱的枪械子弹从楼上往院子里乱扔,没上楼去的人,就争着捡枪配子弹。这些枪械子弹不是一种,口径大小不一,配不合膛的打不出去,配合膛的又平射试放,竟有打伤自己人的,闹得人声鼎沸,混乱不堪。”(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
闹了半天,才有人出来整队,张风翙也来了,就是在军装局建立总司令部,分派兵力,攻打各处。
巡防队因为有哥老会的关系,很快就瓦解了。钱能训在甜水井民宅被捕获,自杀未遂。起义军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西安全城,除了满城。
西安的满城,是各地旗人抵抗最厉害的一处。将军文瑞,从谘议局逃回满城,当即紧闭六个城门。满城内旗兵号称五千,连家属超过一万,但旗人是生一个男孩就算一个兵额领一份钱粮,实际兵数远没有那么多,枪支也是前口装火药扳机上扣火帽的来复枪——所以前一段文瑞才要求钱能训发给一千支新式枪。
西安满人抵抗得如此厉害,上层如文瑞平日督训较严是一个原因,西安起义本身状态也有很大关系。与别省不同,除了一个早就参加同盟会的副议长郭忠清,陕西谘议局的立宪党人几乎与起义无干。参与举事的同盟会员,满打满算,也就是十来个。如果说四川的光复是“袍哥革命”西安独立,大概只能算袍哥造反,指挥既混乱,舆论宣传工作也跟不上。
故而西安的满人,认为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与其不抵抗而死,毋宁抵抗而死,所以死命抵抗。结果,从22日一直打到23日下午三点,起义军才通过一段倒塌未补的城墙杀入满城,并且引爆了旗兵火药库,造成极大伤亡。24日,起义军分为若干小队,逐巷逐院进行搜索战,也有泄愤之意,被杀旗兵及家属甚多。将军文瑞跳井自杀。
西安起义太过仓促,仗都打起来了,义军的名称还没想好,安民告示也未准备,只好一边打仗一边搞,终于在光复第二天,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的名义,贴出了一张布告,那文末的图章还是木头刻的:
各省起义,驱逐满人,上应天命,下顺人心,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第三保外人,汉回人等,一视同仁,特此晓谕,其各放心。
这张布告,不仅简陋,连一般认为最重要的劝谕满人投降都没提到,难怪满城打得那么火爆。而且起义军全力攻打满城,西安市内的治安简直顾不上。那些巡防队,他不敢抵抗起义军,他还不敢抢商户吗?所以保民保商,都是空话。
打下满城,稳定秩序,还是要靠哥老会。哥老会也不是白干活的,除了要饷要粮,官位也要。先是哥老会大头目万炳南要当大统领,想逼张凤翙让位,又有人要当都督,有人要当兵马元帅,吵得不可开交。说是同盟会和哥老会的矛盾,其实主要还是哥老会内部争交椅。
直到出来一个楞的:陈殿卿。此人是湖北人,本身是哥老会的头目,同时又当过张凤翙的护兵。他跳脚拍桌子:“谁敢再闹?再闹,我姓陈的就把军装局烧了,大家散伙!”好,不闹就不闹,但是各据山头难道不会吗?一时间,张云山的高等审判厅,万炳南的督练公所,跟张凤翙设在军装局的总司令部,鼎足而三,各练各的。局势更加混乱。
10月29日,就是本来计划的起义日,各方势力在迁至高等学堂的总司令部开大会,终于定了盘子:张凤翙为大统领,万炳南为副大统领,张云山为兵马都督,吴世昌为副都督,马玉贵为粮饷都督,马福祥为副都督,刘世杰为军令都督,郭胜清为副都督。这就是著名的“一省六都督”
这还没完,力挺张凤翙的陈殿卿站起来要官。他的名目更新鲜,他要当“钦差大臣”见官大一级。哄笑声中,张凤翙居然点头应允,会后还颁给了他一颗“秦陇复汉军钦差大臣亲卫队统带之关防”的大印。
其实张凤翙与陈殿卿心里都明白,要这个官,就为了不受兵马都督节制,保留独立势力,也防止被人暗算。转年到了1912年3月,局势平定,陈殿卿自动要求取消钦差大臣头衔,呈文里说:“况钦差惟帝国始有此职,按之民国,于名为不合,于义无所取,若仍稍事迁就,实与政体有违,且贻外人之诮。”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可见都督啊钦差啊,都是妥协安抚的手段。这种手段确实也保住了独立的陕西不内乱。
一片忙乱之中,却不料放掉了一个大患。前陕甘总督升允,正在距西安城北上三十多里的草滩别墅里。升允家在西安满城,他是去草滩军田管理屯垦的。一听到事变消息,升允连夜渡过渭河,逃往甘肃平凉。
陕西遭受两面夹击的日子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