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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满亨，字仲通，本名河西，临潢府人。其先世居辽海，祖讳虎山者，天辅间移屯东受降城，以御夏人，后徙居临潢。亨性敦敏习儒，大定间，收充奉职，世宗谓曰：“闻尔业进士举，其勿忘为学也。”二十八年，擢第，世宗嘉之，升为奉御。一日问以上古为治之道，亨奏：“陛下欲兴唐、虞之治，要在进贤，退不肖，信赏罚，薄征敛而已。”章宗即位，谕之曰：“朕左右侍臣多以门第显，惟尔由科甲进，且先朝信臣，国家利害，为朕尽言。”俄擢监察御史。内侍梁道儿恃恩骄横，朝士侧目，亨劾奏其奸。迁镐王府尉，出为定国军节度副使，三迁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猾从衡，前政莫制，亨下车宣明约束，阖境帖然。承安四年，改河南路按察副使，就迁本路副统军。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时世袭家豪夺民田，亨检其实，悉还正之。泰和五年，改安武军节度使。岁大雪，民多冻殍，亨输己俸为之周赡，及劝率僚属大姓同出物以济。转河东南北路按察使，卒于官。上闻而惜之，赠嘉议大夫，赙物甚厚。
亨性尤谨密，出入宫禁数年，谠议忠言多所裨益，有稿则焚之，虽家人辈莫知也。所历州郡，皆有政绩可纪云。
斡勒忠，本名宋浦，盖州人也。习女直、契丹字，历兵部、枢密院、尚书省令史，再转大理寺知法，迁右三部司正。练达边事，尝奉命使北，归致马四千余匹，诏褒谕之。大定二十六年，为监察御史，转尚书省都事。章宗立，迁尚书兵部员外郎，出为沧州刺史。河东路提刑副使徒单移刺古举以自代，改滕州刺史。尝调发黄河船，数以稽期听赎。授北京副留守，入为同签枢密院事，兼沂王傅。承安二年，拜武宁军节度使，致仕。泰和三年卒，年七十一。忠性敦悫，通法律，以直自守，不交权贵，故时誉归之。
张大节，字信之，代州五台人。擢天德三年进士第，调崞县丞。改东京市令。世宗判留务，甚爱重之。海陵修汴京，以大节领其役。世宗改元于辽东，或劝赴之，富贵可一朝遂，大节曰：“自有定分，何遽尔。”随例补尚书省令史，擢秘书郎、大理司直。会左警巡使阙，世宗谓宰臣曰：“朕得其人矣。”遂授大节。俄以杖杀豪民为有司所劾，削一阶解职。未几，授同知洺州防御使事。
入为太府丞、工部员外郎。卢沟水啮安次，承诏护视堤城。擢修内司使，推排东京路户藉，人服其平。进工部郎中。时阜通监铸钱法弊，与吏部员外郎麻珪莅其事。积铜皆窳恶，或欲征民先所给直，大节曰：“此有司受纳之过，民何与焉。”以其事闻，卒得免征。就改户部郎中，定襄退吏诬县民匿铜者十八村，大节廉得其实，抵吏罪，民斫石颂之。召授工部侍郎，改户部。世宗东巡，徙太府监，谕之曰：“侍郎与太府监品同，以从行支应籍卿办耳。”寻为宋生日使，还授横海军节度使，过阙谒谢东宫，显宗抚慰良久，曰：“万事惟中可也。”因榜其公堂曰“惟中”郡境有巨盗久不获，大节以方略擒之。后河决于卫，横流而东，沧境有九河故道，大节即相宜缮堤，水不为害。
章宗即位，擢中都路都转运使，因言河东赋重宜减，议者或不同，大节以他路田赋质之，遂命减焉。乞致仕，不许，徙知太原府，以并、代乡郡，故优宠之。近郭有男子被杀者，闻其妻哭声不哀，召而审之，果为奸夫所杀，人以为神。西山有晋叔虞祠，旧以施钱输公使库，大节还其庙以给营缮。选授河东路提刑使，未赴，留知大兴府事，治有能名。阅岁，移知广宁府，复请老，授震武军节度使。部有银冶，有司以为争盗由此生，付河东、西京提刑司与州同议，皆以官榷为便，大节曰：“山泽之利，当与民共，且贫而无业者，虽严刑能禁其窃取乎？宜明谕民，授地输课，则其游手者有所资，于官亦便。”上从其议。复乞致仕，许之，仍擢其子尚书刑部员外郎岩叟为忻州刺史，以便禄养。承安五年卒，年八十。
大节素廉勤好学，能励勉后进，自以得学于任倜，待倜子如亲而加厚。又善弈棋，当世推为第一，尝被召与礼部尚书张景仁弈。世宗尝谓宰臣曰：“人多称王翛能官，以朕观之，凡事不肯尽心，一老奸耳。张大节赋性刚直，果于从政，远在王翛之上，惜乎用之太晚。”又屡语近臣曰：“某某非不干，然不及张大节忠实也。”其见知如此。
岩叟，字孟弼，大节子也。大定十九年进士，调葭州司候判官，再除雄州观察判官，补尚书省令史，除大理评事，再迁监察御史、同知河东北路转运使事、中都路都转运副使、刑部员外郎、忻州刺史，以父忧去官。起复大理少卿、河北东西大名等路按察转运副使，累迁刑部侍郎，兼夔王傅，太常卿兼国子祭酒。大安三年，朝廷欲塞诸城门以为兵备，集三品官议于尚书省，岩叟曰：“塞门所以受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择将，背城疾战。”时议多之。除镇西军节度使，移定国军。贞祐二年，改昭义，复移沁南。逾年，按察司言其年老不任边要，乃致仕，退寓洛阳，卒。
张亨，字彦通，大兴漷阴人。登皇统六年进士第，调樊山丞，以廉干闻。授弘州军事判官，历巨鹿、宜川令。大定二年，补尚书省令史，除大理司直，累迁尚书左司郎中，授户部侍郎，移吏部。擢中都路都转运使，坐草场使邓汝霖盗草失举劾，解职，削一官。起授户部尚书。世宗问宰臣曰：“御史中丞马惠迪与张亨人才孰优？”平章政事张汝霖曰：“惠迪为人虽正，于事不敏，亨吏才极高。”上曰：“如汝父浩，于事明敏少有及者，但临事多徇，若无此过则诚难得之贤相也。”时车驾车巡，费用百出，自辽以东泉货甚少，计司患其不给，欲辇运以支调度，亨谓：“上京距都四千里，若挽钱而行，是率三而致一也，不独枉费国用，无乃重劳民力乎。不若行会便法，使行旅便于囊橐，国家无转输之劳而用自足矣。”出为绛阳军节度使。已而复谓宰臣曰：“汉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张亨近令补外，颇为众议所归，以朕观之，无甚过人。小官中岂无才能之士，第未知耳。”又曰：“亨尝为左司，奏事多有脱略，是亦谬庸人也。”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时方重其选，上以亨为河东南北路提刑使，兼劝农采访事。访其利病，条为十三事以闻，上嘉纳之。亨在职每事存大体、略苛细，御史以宽缓不事事劾之，降授蔡州防御使。明年，迁南京路转运使，转知归德府事，致仕。泰和二年卒，年七十八。亨才识强敏，明达吏事，终始有可称云。
韩锡，字难老，其先自析津徙蓟之渔阳。祖贻愿，辽宣徽北院使。父秉休，归朝，领忠正军节度使。锡以荫补阁门祗候。天会中，南伐，锡从军掌礼仪，俄以母，老乃就监差。久之，授神锐军都指挥使，入为宫苑使。天德元年，擢尚书工部员外郎，领燕都营缮。特赐胡砺榜进士及第，四迁尚书户部侍郎，以母丧解。旋起复旧职，付金牌一、银牌十、籍水手于山东。时苏保衡为水军都统制，趋杭州，俾锡部船三百会广陵。适保衡败还，丧船过半，令锡补足之。时水浅，船不得进，海陵遣使急责之，众稍亡，锡召诸豪谕之曰：“今连保法严，逃将安往，纵一身偶脱，其如妻子何？”众悟，亡者稍止。大定改元于辽东，锡奔赴行在，诏复前职。明年，授同知河间府事，引见于香阁，诫之曰：“闻皇族居彼者纵甚，卿当以法绳之。”锡下车宣布诏言，后无有挠政害民者。迁孟州防御使，累拜绛阳军节度使，改知济南府事。告老，许之。明昌五年卒，年八十三。
邓俨，字子威，懿州宜民人也。天德三年，擢进士第。大定中，为左司员外郎、右司郎中，寻转左司，掌机务者数年。有司奏使宋者，世宗命选汉官一人，参知政事梁肃以户部侍郎王翛、工部侍郎张大节、左司郎中邓俨对，世宗曰：“王翛、张大节苦无资历，与左右司官辛苦不同，其命俨往。”尝谓宰臣曰：“人言邓俨用心不正，朕视俨奏事其心识甚明，在太府监心亦向公。”宰臣因奏俨明事机、有心力，于是擢户部侍郎。翌日，复谓宰臣曰：“吏部掌铨选，当得通练人，可置俨于吏部。”因改命焉。累迁中都路都转运使。明昌初，为户部尚书。上命尚书省集百官议，如何使民弃末务本以广储蓄。俨言：“今之风俗竞为侈靡，莫若定立制度，使贵贱、上下、衣冠、车马、室宇、器用各有等差，裁抑婚姻丧葬过度之礼，罢去乡社追逐无名之费，用度有节则蓄积日广矣。”寻知归德府事，致仕，卒。
初，俨致仕复夤缘求进，上问左右：“邓俨可复用乎？”平章政事完颜守贞曰：“俨有才力，第以谋身为心。”上曰：“朕亦知之。然俨可以谁比？”守贞曰：“临事则不后于人，但多务自便耳。俨前乞致仕，陛下以其颇黠故许之，甚合众议。今使复列于朝，恐风化从此坏矣。”上然之，遂不复用云。
巨构，字子成，蓟州平谷人。幼笃学，年二十登进士第。由信都丞察廉为石城令，补尚书省令史，授振武军节度副使。改同提举解盐司事，以课增入为少府监丞。再迁知登闻检院，兼都水少监。时右司郎中段珪卒，世宗曰：“是人甚明正可用，如巨构每事但委顺而已。”二十五年，除南京副留守，上谓宰臣曰：“巨构外淳质而内明悟，第乏刚鲠耳。佐贰之任贵能与长官辨正，恐此人不能尔。若任以长官，必有可称。”章宗即位，擢横海军节度使。承安五年致仕，卒。
构性宽厚寡言，所治以镇静称，性尤恬退，故人既贵不复往来，先遗以书则裁答寒温而已。大定中，诏与近臣同经营香山行宫及佛舍，其近臣私谓构曰：“公今之德人，我欲举奏，公行将大任矣。”构辞之。以廉慎守法在考功籍，始终无过云。
贺扬庭，字公叟，曹州济阴人也。登天德三年经义进士第，调范县主簿兼尉，籍有治声。大定十三年，由安肃令补尚书省令史，授沁南军节度副使，入为监察御史，历右司都事、户部员外郎、侍御史、右司员外郎。世宗喜其刚果，谓扬庭曰：“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俄以廉能迁户部郎中，进官二阶。顷之，授左司郎中，改刑部侍郎、山东东路转运使。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驿召赴阙，授山东东西路提刑使。扬庭性疾恶，纤介不少容。明昌改元，诏诸路提刑使入见，亲问所察事条，至扬庭则斥之曰：“尔何治之烦也。”明年，下除洺州防御使，时岁歉民饥，扬庭谕蓄积之家令出所余以粜之，饥者获济，洺人为之立石颂德。改陕西西路转运使，表乞致仕，上曰：“扬庭能干者也，当何如？”右丞刘玮言其疾，遂许之。卒年六十七。
赞曰：裴满亨以进士选奉御，能陈唐、虞致治之道于宫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贵梁道儿之奸。斡勒忠以吏道致身，始终不交权贵。世宗自立于辽东，归者如市，张大节独守正不赴。韩锡出守河间，面谕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道，俾绳以法，佞者必希旨以市权，锡下车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识之士，不为富贵所移者也。巨构骫骳，贺扬庭骨鲠，大定于二人而屡评南北士习之优劣，亶其然乎。张亨始以缪庸见薄，晚以论列称赏，亦砥砺之功欤。邓俨专务谋身，上下称黠，致仕又求进用，弗可改也夫。
阎公贞，字正之，大兴宛平人。大定七年擢进士第，调朝邑主簿。由普润令补尚书省令史，察廉，升同知亳州防御事，改中都左警巡使。以政绩闻，迁同知武定军节度使。明昌初，召为大理正，累进大理卿。承安元年，迁翰林侍读学士，仍兼前职，命与登闻检院贾益同看读陈言文字。公贞居法寺几十年，详慎周密，未尝有过举。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为法家之祖云。
焦旭，字明锐，沃州柏乡人。第进士，调安喜主簿。再转大兴令，摄左警巡事，以杖亲军百人长，有司议其罪当杖决，世宗曰：“旭亲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复行杖之，何以行事？其令收赎。”改良乡令。世宗幸春水，见石城、玉田令皆年老不治，谓宰臣曰：“县令最亲民，当得贤才。畿甸尚如此，天下可知矣。”平章政事石琚荐旭干能可甄用，上然之，召为右警巡使。旭为人刚果自任，不避权势。初，旭部民诉良，旭以无文据付本主，道逢监察御史诉其事，语涉讹乱，即收付旭，旭释之不问，为御史所劾，削官两阶，杖百八十，出为大名府推官。寻授右三部检法司正，代韩天和为监察御史。时御史台言：“监察纠弹之司，天和诸科出身，难居是职。”上命别举，中丞李晏荐旭刚正可任，遂授之，而改天和获鹿令。章宗初即位，太傅克宁、右丞相襄请上出猎，旭劾奏其非，上慰谕之，为罢猎。明昌元年，登闻鼓院初设官，宰执奏司谏郭安民、补阙许安仁及旭皆堪擢用。改侍御史，四迁都水监，以治河防劳进官一阶，授西京路转运使，卒。旭性警敏，练达时政，与王翛，刘仲洙辈世称能吏云。
刘仲洙，字师鲁，大兴宛平人。大定三年，登进士第。历龙门主簿、香河酒税使，再调深泽令。县近滹沱河，时秋成，水忽暴溢，仲洙极力护塞，竟无害。有盗夜发，居民震惊，仲洙率县卒生执其一，余众遂溃，旦日掩捕皆获。寻以廉能进官一阶，升河北西路转运司支度判官，入为刑部主事，六迁右司员外郎，俄转吏部。世宗谓宰臣曰：“人有言语敏辩而庸常不正者，有语言拙讷而才智通达、存心向正者，如刘仲洙颇以才行见称，然而口语甚讷也。”右丞张汝霖曰：“人之若是者多矣，愿陛下深察之。”二十九年，出为祁州刺史，以六善为教，民化之。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珏等以党罪废锢者三十余家，仲洙知其冤，上书力辨，帝从之，乃复珏官爵而党禁遂解。明昌二年，授并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寻改平阳，移德州防御使。转运郭邦杰、节度李晏皆举仲洙以自代。升为定海军节度使。岁饥，仲洙表请开仓，未报，先为赈贷，有司劾之，罪以赎论。时仲洙兄仲渊以罪责石州，仲洙上书请以莱易石，朝廷义而不许。久之，以年老乞致仕，累表方听。泰和八年卒，年七十五。
仲洙性刚直，果于从政，尤长于治民，所在皆有功迹，盖一时之能吏云。
李完，字全道，朔州马邑人。经童出身，复登词赋进士第。调澄城主簿，有遗爱，民为立祠。用廉，迁定襄令，召补尚书省令史。时以县令阙人廉问，世宗选能吏八人按行天下，完其一也。明昌初，为监察御史。故事，台令史以六部令史久次者补，吏皆同类，莫肯举劾。完言：“尚书省令史，正隆间用杂流，大定初以太师张浩奏请，始纯取进士，天下以为当。令乞以三品官子孙及终场举人，委台官辟用。”上纳其言。擢尚书省都事，出为同知横海军节度使事、河间府治中。提刑司言：“完习法律，有治剧才，军民无间语。”升沁州刺史，仍以玺书褒谕。迁同知广宁府。初，辽滨民崔元入城饮不归，求得尸于水中。有司执同饮者讯之，皆诬服，提刑司疑其冤，以狱畀完。完廉得其贼乃舟师也，遂免同饮人。改北京临潢路提刑副使。承安二年，迁陕西西路转运使，寻授南京路按察使，卒。完长于吏治，所至奸恶屏迹，民皆便之。
马百禄，字天锡，通州三河人。父柔德，天会初第进士，累迁翰林修撰，坐田珏党免官，迨世宗朝解党禁，复召用焉。百禄幼志学，事继母以孝闻，登大定三年词赋进士第，调武清主簿。由龙山令召补尚书省令史，不就，改榷货副使、平阳府判官，入为国子博士。朝廷以宰县日清白有治迹，特迁官一阶，升同知北京路转运事。委录南北路刑狱，所至无冤。召为尚书户部员外郎，与同知河北东路转运事李京为中都等路推排使。明昌初，迁耀州刺史，吏民畏爱。提刑司以状闻，授韩王傅、同知安武军节度事。俄改兼同知兴平军，以提刑司复举廉，升孟州防御使，再迁南京路提刑使。御史台以刚直能干闻，转知河中府。承安四年致仕，卒。谥曰贞忠。
杨伯元，字长卿，开封尉氏人。登大定三年进士第，调郾城主簿。升榆次令，召为大理评事，累除定海军节度副使，用廉，超授同知河东北路转运事，入为尚书刑部员外郎，以忧免，起为辽州刺史。明昌元年，移涿州。久之，擢工部侍郎，四迁安武军节度使。泰和三年致仕，卒。
伯元以才干多被委注，凡两为推排定课使，累为审录官，人称其平。每有疑狱，必专遣决，明辩多中理。赐谥曰达。
刘玑，字仲璋，益都人也。登天德三年进士第。大定初，为太常博士，改左拾遗，兼许王府文学。玑奏王府事，世宗责之曰：“汝职掌教道，何预奏事！”因命近侍谕旨永中曰：“卿有长史，而令文学奏事何也？后勿复尔。”累除同知漕运司事，尝奏言：“漕户顾直太高，虚费官物，宜约量裁损。若减三之一，岁可省官钱一十五万余贯。”世宗是其言。授户部员外郎，条上便宜数事，世宗谓宰臣曰：“玑言河堤种柳可省每岁堤防之费，及言官钱利害，甚可取。前后户部官往往偷延岁月，如玑者不可多得，卿等议其可者行之。玑向言漕运省费事，尽心公家，不厚赏无以劝来者。”乃赐钱三千贯。擢濰州刺史，徙知济州。未几，迁同知北京留守事，坐曲法放免奴婢诉良者，左降管州刺史。世宗谓宰臣曰：“玑为人何如？”参知政事程辉曰：“玑执强跋扈，尝追济南府官钱，以至委曲生意而害及平民。”上曰：“朕闻玑在北京，凡奴隶诉良，不问契券真伪，辄放为良，意欲徼福于冥冥，则在己之奴何为不放？”又曰：“玑放朕之家奴，意欲以此邀福，存心若是，不宜再用。”明昌二年，入为国子司业，乞致仕不许，转国子祭酒，寻擢太常卿，以昏耄不任职为御史台所纠罢。承安二年卒。年八十二。兄珫。
珫字伯玉，幼名太平。以功臣子补阁门祗候，遭父丧求终制，会海陵篡立，不许，改充护卫。海陵忌宗室，珫坐与往来，斥居乡里。世宗即位，珫昼夜兼驰上谒，世宗大悦，以为护卫十人长。往招宗叙、白彦敬、纥石烈志宁，皆相继来附。还报，上喜其有功，呼其小字而谓之曰：“太平所至，庶几能赞朕致太平矣。”改御院通进。与乌居仁等往南京发遣六宫百司，珫建议留尚书右丞纥石烈良弼经略淮右，余皆北来，诏从之。丁母忧，起复，三迁武库署令。车驾幸西京，留珫为中都总管判官。再转近侍局使，迁太子少詹事，兼引进使，赐袭衣。未几，为陕西统军都监，赐厩马、金带，皇太子以马与币为赆。召为同知宣徽院事，迁太子詹事、右宣徽使，与张仅言典领昭德皇后园陵，襄事，太子赠以厩马。转左宣徽使，以疾求补外，除定海军节度使，以其弟太府监玮为同知宣徽院事。珫朝辞，上曰：“卿旧臣，今补外，宁不恻然。东莱濒海，风物亦佳，卿到必得调养。朕用卿弟在近密，如见卿也。”仍赐厩马、金带、彩十端、绢百匹。卒官，年五十七。珫柩过京畿，敕有司致祭，赙银三百两、重彩三十端。
康元弼，字辅之，大同云中人。幼敏学，善属文，登正隆二年进士第。调汝阳簿，改崇义军节度判官。由垣曲县令补尚书省令史，累迁同知河北西路转运使事，召为大理丞。
大定二十七年，河决曹、濮间，濒水者多垫溺，朝延遣元弼往视，相其地如盎，而城在盎中，水易为害，请命于朝以徙之，卒改筑于北原，曹人赖焉。出为弘州刺史，阅岁授大理少卿。先是，卫州为河所坏，增筑苏门以寓州治。水既退，民不乐迁，欲复归卫，于是遣元弼按视，还言治故城便，遂复其旧。转秘书少监，兼著作郎，改通州刺史，兼领漕事。章宗立，尊孝懿皇后为皇太后，以元弼旧臣诏充副卫尉。再转大理卿，以丧去，起复为尚书刑部侍郎，兼郓王傅，迁南京路转运使。承安三年致仕，卒。
移剌益，字子迁，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鲁土猛安人也。以荫补国史院书写，积劳调徐州录事，召为枢密院知法，三迁翰林修撰。时北边有警，诏百官集尚书省议之，太尉克宁锐意用兵，益言天时未利，宜俟后图。御史台举益刚正可任，遂兼监察御史。未几，改户部员外郎。明昌三年，畿内饥，擢授霸州刺史，同授刺史者十一人，既入谢，诏谕之曰：“亲民之职，惟在守令，比岁民饥，故遣卿等往抚育之。其资序有过者有弗及者，朕不计此，但以材选，尔其知之。”既至，首出俸粟以食饥者，于是倅以下及郡人递出粟以佐之，且命属县视以为法，多所全活。郡东南有堤久颓圮，水屡为害，益增修之，民以为便，为益立祠。升辽东路提刑副使。五年，宋主新立，诏以泗州当使客所经，守臣宜择人，宰臣进拟数人，皆不合上意，上曰：“特末阿不安在？此人可也。”即授防御使。召为尚书户部侍郎，寻转兵部。属群牧人叛，命益同殿前都点检兖往招降之。承安二年，边鄙弗宁，上御便殿，召朝官四品以上入议，益谓“守为便。天子之兵当取万全，若王师轻出，少有不利，非惟损大国之威，恐启敌人侵玩之心。”出为山东西路转运使。有敕使按鹰于山东，益奏：“乞止令调于近甸，何必惊远方耳目。”书闻，上命有司治使者罪。迁河东南北路按察使。旧制，在位官有不任职，委所属上司体访。州府长贰幕职，许互相举申。益上言以为：“伤礼让之风，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别生奸弊。乞止令按察司纠劾，似为得体”又言：“随路点军官与富人饮会，公通献遗，宜依准监临官于所部内犯罪究治。”上皆纳焉。泰和二年，卒于官。
赞曰：阎公贞定金律令，杨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称之，难矣。焦旭畿内小官，听断不受御史风指，遂罹深宪。大臣请人主游猎，劾奏其非，为之罢猎，诚有古人之风焉。李完、康元弼无他足称，完论台令史一事，元弼论曹、卫两城，各当其可。马百禄初坐党废，晚著治迹。刘玑初以理财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后遭遇不同，而百禄求福不回，非玑所及也。刘珫以大定之立驰赴行在，虽终身荣宠，盖一趋时之士耳。刘仲洙刚而讷于言，移剌益刚而敢言。益以志宁北伐为不可，仲洙释田珏党祸三十家。语曰：“刚毅木讷近仁。”岂不信哉！
<b>部分译文</b>
梁襄，字公赞，是绛州人。梁襄自幼是孤儿，由叔父梁宁收养。梁襄生性颖悟，每天记言论一千多字。大定三年(1163)，考中进士，分配到耀州任同官主簿。三次被迁。。州任淳化令，有优秀的政绩。考察认为他勤政廉洁被提升为庆阳府推官，又被召为薛王府的属官。
世宗打算巡游金莲川，有司已在办理，梁襄上疏极力劝谏说：
“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日久，五谷不能生长，郡县难以设置，这里自古以来是北部边沿荒凉无人管理的地方。气候特殊奇异，夏季中伏降霜，一天之中寒暑交替来到，这样独特的地方，和上京、中都都不相同，尤其不是圣上亲躬驾临的地方。凡是奉养的用具没有不是远路快速运送来的，翻山越岭，加倍费力费时。至于安顿宿舍的地方，军骑填塞，主客不分，马、牛跑出去难以赶回，藏匿逃犯别想抓获，抢夺劫掠，杀人奸淫，不能轻易禁止。公卿、百官、卫士当中，富贵的人仅仅住车帐，贫穷的人居住洞穴或露天之处，舆台皂隶免不了穷困倒毙，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人生病传染给众人，无辜的人夭折或伤亡与被刀杀有什么不同？这只是些细小的事故，更有比这些大的问题。
“臣听说高城、峻池、深居、邃禁，是帝王的屏障；壮士、健马、坚甲、利兵，是帝王的爪牙。现在行宫的所在地金莲川，没有高殿广宇城池的坚固设施，是废了帝王的屏障啊！披挂整齐常被坐骑的马，太阳暴晒，风雨侵蚀，臣知道这样的马必然瘦弱。防御进犯等用的军队，穴居野外，吃冷饭睡在严寒中，臣知道这样的军队必然疲劳生病。卫护皇宫周围的房屋才能容纳几个人？一旦久雨不晴积水十天，衣服盔甲弓箭刀沾湿柔脆，怎么能堪使用？这样就失去了帝王的爪牙了。秋季已到末期，秋将归去，人也已经疲劳了，马也已经瘦弱了，库存的粮食已空，贮藏的衣服已破，还将远征驾临松林，去进行打猎；在万事不测的地方行走，往来之间一走要超过一个月，辗转运输移动迁徙的劳苦更比以前加倍了。
“以陛下神武善骑射的本事，举世莫及，如果遇到衔橛之变、猛挚之虞，这些小事姑且放下不说。假设在行猎之际，烈风暴至，尘埃弥天，宿雾四散，举足不辨，以至于翠华旗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在道路中途狼狈不堪，卫士在队伍中参差不齐交错行走，圣上居于宫中设想这种情况难道不考虑戒备也不会后悔？神龙不可以失去住所，君主不可以轻率行动，这些都是良言。圣上所要莅临的宫殿，草长得大概尤其厉害，殿宇周围的墙垣只用毡布围成。押宿之官、上番之士，整日驱驰，加上饥渴，已经疲倦难耐。更不要说让他们彻夜巡逻警戒，露天值勤不能睡眠，人的精神有限，怎么能承受这些呢？虽然陛下使唤人他们高兴，辛劳而无怨言，如果不劳动他们做这些，难道不更好吗？所以作为人君的不能依赖人民没有别的心计，重要的在于将自己处在没有忧患的领域。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西夏，如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已亡辽国虽然是小国，仅仅因为得到燕地所以能控制南北，坐江山，直到宋朝交纳贡币。燕地历来是京都的首选之地，况且现在又有宫阙井邑的繁荣华丽，仓府武库的充盈殷实，百官连同家属都居住在燕地之内，与从前的陪京是不相同的。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隘，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王都所在处的千里地面，容易占领把守，皇天本来以此来限定中外，专为开创大金万世的基业而设置的。有什么办法，无事之日要到荒芜之地去居住，轻贱不应屈驾的圣体，喜好沙漠的微凉，忽视祖宗的大业，这是臣所惋惜的。再说圣上巡行驾临所经过的地方，山中小路艰险难修，森林峡谷雾霭笼罩不见日光，上有悬崖，下多深壑，堂上俯请鉴戒，不能不考虑。
“臣听说汉、唐的离宫，距离长安才一百里左右，然而汉武帝巡幸甘泉却中了江充的奸计，唐太宗在九成居住几次导致结社之变。太康在洛。。打猎，后羿在黄河边抗拒而使他丧失了国家。魏帝在近郊谒拜祖宗陵寝，司马懿趁机窃权而篡国。隋炀帝、海陵王虽然恶贯满盈，哪个人敢议论？只因为离弃宫阙，远事巡征，灾祸才加速来临，这些都可以作为借鉴的往事。臣曾经论述过安抚民心，普济众人，唐、虞尚且难以做到。而今日的黎民百姓，仰仗陛下的英武，没有兴兵打仗的忧虑，仰仗陛下的圣明，没有贪官污吏的肆虐，仰仗陛下的宽仁，没有受刑挨罚的冤枉，仰仗陛下的节俭，没有频收赋税的繁琐，可以说是圣上做到了安济了。而巡游打猎纳凉的乐趣，是出于富贵之余的考虑，是静而思动，不像穿衣吃饭那样关系到切身利益而必不可少，取消巡游的行动是很容易做到的。唐太宗打算到关南，敬畏魏征而停止了行动，汉文帝想去霸陵，因为袁盎劝谏而立刻中止。所以陛下能做到唐、虞所不能做到的，却不能放弃中主所容易做到的，臣对此是不理解的。
“况且燕京的凉爽是济南不能比的，陛下视察济南期间，每当遇到炎热的天气就不离开府署，现在陛下居住的范围之内，台榭高耸明亮，就餐入寝肃穆清静，什么样的暑气能侵入这里？一些人议论说陛下往北巡幸时间长了，每年随驾出行的大小官员前歌后舞而归，现在再要出行，难道有必要非这样急于行动不可吗？臣愚蠢地认为后患生于不戒备的情况太多了！西汉推崇重用外戚，而发生了王莽的祸乱；梁武帝好收容叛变投降来的，而发生了侯景的变乱。如今陛下要用几年时间北巡，已经对无乱习以为常，不考虑后果，要前往不止，臣很是恐惧。有些事情明知不可行却贸然去做，那么有后患是必然的了。
“议论的人又说往年辽国的君主，春水、秋山、冬夏四时各有行在之所，秋冬避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年以为常，老人们仍然喜欢谈论他们，认为他们真正得到了快乐之趣，陛下是仿效他们罢了。臣愚蠢地认为对三代之政现在有不能照搬行事的，况且辽国过于崇尚这一套了。而且本朝和辽国王室情况不同，辽国的基业根本在山北的临潢，臣知道他们所巡游的不过是临潢附近的地方，也没有重山阻隔，冬季还是住在燕京。契丹人以追逐水草靠畜牧为业，以毡帐作为居室，迁徙无常，加上属地狭窄，礼仪器具特别简单，辎重不多，所以隔上三、五年才能走一回，也不是年年如此。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的燕京，怎么可以舍弃燕地而去山北呢？京都的人们居室是房屋，不便迁徙。今天我朝幅员万里，只尊奉一位君主，承蒙太平时间久了，各地制度不同，文物丰富面广，辎重浩繁兴旺，随着圣驾繁殖人口、聚积物力，超过了百万数目，陛下怎么年年能够出巡，拿自身的快乐，却每年使百万人拴在劳役上、伤在财物上，不得其所，陛下能忍心这样吗？臣又听说，陛下在打猎合围的时候，麋鹿充满包围圈里，对大而壮的麋鹿才拿几十头来奉祭宗庙，其余的都放纵它们，不忍多杀。这样看来，陛下的恩惠可以到禽兽，却不到随驾远征的众多臣子庶民身上。
“议论的人说，前世遵守成法的君主，生长在深宫怕被风吹日晒，射箭、骑马都不会，志气萎缩懦弱，筋力拘谨柔弱，遇到祸患惧怕颤抖，往往是束手就亡。陛下考察上述情况，不怕辛苦自身，想远巡金莲川，到达松漠，名为坐夏围猎，实是服劳讲武。臣认为战备不能忘，打猎不能废，宴安鸩毒也不可怀，然而事贵适中，不可过分。现在过于防范骄惰的忧患，而先蹈万一有危险的旅途，与无病而服药有什么两样？况且想习武不一定要出关，涿、易、雄、保、顺、蓟等县境内地广而平，而且都是邦域之中，随时围田打猎，谁说不可以！伏地乞求陛下发出诏令，撤回往北驱驾的车马，堵塞去鸡鸣的路途，安然留在中都，不再往北巡幸打猎，那么宗社无限的安定，符合天下莫大的愿望啊！
“现如今四海之内安定图治，朝廷至尊威严，圣人做事，本来是臣下要顺从的时候，然而臣却以蝼蚁似的性命，进表危急恳切的建议，仰犯雷霆之威，身陷官吏的议论之中，轻则名位削除，重则身首分裂，若为自身着想，难道不太愚蠢荒谬了吗！只要陛下深谋远虑，不因为我个人这些废话，而以宗庙天下为大计，俯垂听取，则小臣平素的愿望得以实现，虽死犹生，其他不是我所期望的。”
世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取消了这次出行金莲川的计划，并且晓谕辅臣们说“：梁襄劝说朕不要驾幸金莲川，朕认为他的意见是可取的，所以取消了这次行动。然而梁襄极力所说的隋炀帝因为巡游败国，不也是过分了吗！像隋炀帝这样的君主是由于失道虐民，自取灭亡。民心已经背叛了他，即使是不巡幸国家怎么能保得住？作为人君的只要能尽到做国君的责任，那么即使不时地巡幸一下，难道对国家会有什么损伤吗？治乱无常规，顾忌所采取的行动何至于像这样？难道一定要深处九重宫内便说是没有祸患，巡游的时候就应验祸乱的吗？”
梁襄由于这件事而以直言闻名。他被提升为礼部主事、太子司经。选为监察御史，因为漏察宗室弈事而受牵连获罪，被罚一个月的俸禄。世宗指责他说：“监察，是君王的耳目，有了传闻即行弹劾是可以的。等到朕亲自发现了那件事，还要你监察干什么？”调梁襄任中都路都转运户籍判官，不久，迁通远军节度副使，因丧事离职。服丧期满，被授予安国军节度副使，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回避他父亲的忌讳改震武军。太常卿张日韦、曹州刺史段铎举荐梁襄学问广博，熟习典故，可以出任礼官。转任同知顺义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因为簸扬去俸粟中的糠皮杂物后责令仓典使赔偿，被按察司所弹劾，处他拿财务赎回俸粟。历任阝奥州刺史，直至迁升保大军节度使，逝世。
梁襄精通春秋左氏传，以至于对于地理、氏族，无不贯通。自少年成才至晚来尊贵，衣食常年简单平淡，然而舆论者却讥笑他太节俭了等等。
路伯达，字仲显，冀州人。他性情沉厚，有远见，博学能诗，考取正隆五年(1160)进士第，调任诸城主簿。他由泗州榷场使补任尚书省掾，任兴平军节度副使，进朝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1184)，世宗皇帝准备到上京，路伯达上书谏说“：人君以四海为家，难道仅仅思念旧地，让京城空虚而远行，这不是慎重的道理。”奏章被送上，但没批复。一年后，路伯达改任秘书郎，兼太子司经。当时章宗才开始上学，路伯达因为文章而知名，被选为侍读，不久因为父亲去世而离职。适逢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举荐路伯达为行义，他出来后任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皇帝命令他与张行简进朝读陈言文字。
先前，右丞相完颜襄上奏把天寿节移到九月一日去庆贺，路伯达论述了它时间的不妥，平章政事张汝霖、右丞相刘玮及台谏也都说那样不行，下到尚书省议论，路伯达说：“皇帝初即位，应当施行正直、信用之道，今天改变生辰不正直，因为哄骗四方没有信义。况且祝贺又不适时，这是轻礼而重物。”因此陈述正名从谏之道。路伯达升为尚书刑部郎中。皇帝世宗问群臣“：方今用什么方法能使人民务本业、广储蓄？”路伯达回答说：“从现在开始宣布德行流传教化。请罢免境内打猎，扩大农业以督促本职，轻币重谷，去奢存俭，遵从时节耕种，像这样就不会有农不勤的人、粟不广的地。”此时，采捕禁严，从京郊至真定、沧、冀，北到飞狐，几百里内都为禁地，老百姓有捕杀狐兔的人有罪，所以路伯达逮捕他。路伯达多次升迁为刑部侍郎、太常卿，授予安国军节度使，不久，改为镇安武。
路伯达曾经出使宋朝回来，上交所得的二百五十两金，一千两白银以助边疆，上奏请求退休，还未来得及呈上就去世了。路伯达的妻子傅氏说到此事，皇帝表扬他的忠诚，赠授太中大夫，仍把金银还给他，傅氏哭着请求献给国家，未得到批准。先前傅氏因为路伯达曾在冀州进修学习，于是卖信都、枣强的田以供应他学习，有司全部把这件事告诉了皇帝，皇帝认为她很贤惠，赐号“成德夫人”
路伯达的儿子路铎、路钧。路钧，字和叔，登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第，终于莱州观察判官。路铎最知名，另外有传。
张大节，字信之，代州五台人。提为天德三年(1151)进士及第，调任崞县丞。改任东京市令。世宗让他兼任留务，非常喜爱看重他。海陵修汴京，用大节主管此工程。世宗在辽东登位，有人劝大节去跟他，富贵荣华即刻可以到手。大节说：“命运注定，何必着急呢！”按例补为尚书省令史，升秘书郎、大理司直。正好遇上左警巡使空缺，世宗对宰臣说：“我得到任此职的人了。”于是授职给大节。不久因为杖杀恶霸被有司弹劾，削一级官职。没过多久，授予同知。。州防御使事。
大节入朝后担任太府丞、工部员外郎。卢沟水侵蚀安次，奉命护视城堤。提为修内司使，编排东京路户籍，人们信服他的公平。升工部郎中。那时阜通监铸造钱币的方法有弊病，大节和吏部员外郎麻皀管理这事，见堆积的铜都粗劣有毛病，有人想收回原先付给百姓的钱。大节说“：这是有司收进的过失，老百姓怎么能参与呢？”把这事报告了上去，终于免于追究。随即改任户部郎中，定襄的辞职官吏捏造说县民藏铜的有十八村，大节查访到事实情况，判吏有罪，百姓刻石歌颂他。皇帝召见并授予他工部侍郎，又改任户部。世宗东巡时，任太府监，对他说：“侍郎和太府监同品，因随行供给与应付要凭借你办罢了。”不久担任宋生日使，回来授予横海军节度使，经过皇宫到东宫拜谢，显宗安抚慰问很久，说“：一切事只要中就行了。”因而把“惟中”写在自己公堂的匾额上。郡内有大盗长久没被捕获，大节用计擒住了他。后来黄河在卫决口，横流向东，沧境内有不少黄河故道，大节立即相应采取修补河堤的措施，使洪水没有造成灾害。
章宗即位，大节升为中都路都转运使，就说河东赋重应减，商议的人有的不同意，大节用其他路的田赋标准质问他们，于是章宗命令减少它。大节请求辞官退休，皇帝不允许，任知太原府，因为并、代是他家乡的郡，所以优待他。有次，靠城墙一男子被杀，大节听他妻哭声不悲痛，叫来审问，果为奸夫所杀，百姓把他看作神。西山有晋代叔虞祠，原来祠中施舍来的钱交公使库，大节还给寺里用作供给、建造和修缮的费用。他被选任河东路提刑使，未赴任，留当知大兴府事，他治理能力很有名。
经过几年，改任知广宁府，又请求告老辞官，授予震武军节度使。辖区内有银矿可冶炼，有司认为争斗抢劫由此产生，交给河东、西京提刑司和州官一同商议，都认为官府专营有利，大节说“：山川河泽的利益应当和百姓一起分享，况且贫而无业的人严惩能禁止他们偷拿吗？应明确告诉百姓，给他们地交纳赋税，那么那些游惰无法从事生产的人有了生活的保障，对官府也有利。”皇帝听从他的建议。他再次请求退休，被允许了，仍然提拔他儿子尚书刑部员外郎严叟为忻州刺史，以便有官俸供养。承安五年(1200)，张大节去世，享年八十岁。
大节一向廉洁勤奋好学，能鼓励后辈，自以为从任倜那里得到学问，对待任倜的儿子比亲生的还好。又善下棋，当世推为第一，曾被召与礼部尚书张景仁下棋。世宗曾对宰臣说“：人们大多说王袺是有才能的官，依我看，他凡事不肯尽心，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罢了。张大节禀性刚强正直，参与政事果断，远在王袺之上，可惜用他太晚。”又多次告诉近臣说“：某某不是没有才干，然而赶不上张大节忠实。”世宗对大节的了解就是这样。
韩锡，字难老，他的祖先从析津迁移到蓟州的渔阳。祖父贻愿，是辽宣徽北院使。父亲秉休，归附朝廷，任忠正军节度使。
韩锡因为先代当官补任。。门祗候。天会中，讨伐宋朝，锡随军掌管礼仪，不久因母亲年老于是成了监差。过了较长一段日子，授神锐军都指挥使，入朝为宫苑使。天德元年(1149)，提拔为尚书工部员外郎，管理燕都的建造修缮。特别赏锡他为胡砺那一榜进士及第，四次调动为尚书户部侍郎，因为母亲去世而解除。
随后起用恢复原来的职务，给金牌一面、银牌十面，到山东登记水手。当时苏保衡为水军都统制，赶到杭州，让锡统率三百战船在广陵会合，恰好保衡战败回来，丧失船只过半，命令韩锡补足数量。当时水浅，船只不能前进，海陵派使者加急责问他，众人稍有逃亡，锡召见各部有威信的人告诉他们说“：现在连坐法很严，逃跑后将要到哪里去？即使一人偶然逃脱，那把妻子儿女怎么安置？”众人醒悟，逃跑的慢慢停止。
世宗在辽东改元大定，锡跑到世宗所在地方，下诏恢复原先的职务。第二年，授予同知河间府事，世宗在香。。接见他，告诫他说：“听说皇族住在那儿的十分放纵，你应当依法纠正他们。”锡下车宣布皇帝的话，之后没有打扰政事危害百姓的人。升任孟州防御使，累进拜为绛阳军节度使，改任知济南府事，告老，允许他辞官。明昌五年(1194)死，享年八十三岁。
刘仲洙，字师鲁，大兴宛平人。大定三年(1163)，考中进士。历任龙门主簿、香河酒税使，再调深泽令。县城靠近滹沱河，当时是秋天庄稼成熟时，河水忽然暴涨，仲洙竭力护堤查堵缺口，终于没有造成灾害。有强盗夜间出现，居民震惊，仲洙率领县卒活捉其中一个，其他歹徒于是散逃，白天乘其不备进行搜捕全被抓获。随即因廉洁有才能升官一级，升任河北西路转运司支度判官，入朝为刑部主事，第六次提升为右司员外郎，不久转到吏部。世宗对宰臣说“：人有说话敏捷动听却平庸不正直的，有言辞笨拙迟钝而才智通达、一心向正的，像刘仲洙颇因才能品行突出被赞许，可是说话不善表达。”右丞张汝霖说“：人中像这样的人多了，希望皇上深层地观察。”二十九年(1189)，出任祁州刺史，用六善来教育民众，百姓被感化。
章宗即位，授予刘仲洙为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前，田珏等因为结党的罪名被黜废禁止做官的有三十多家，仲洙知道他们冤枉，上书极力申辩，皇帝听从他的意见，于是恢复了田珏的官爵，并解除了对这批人的禁令。明昌二年(1191)，授职并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不久改任平阳，调任德州防御使。转运使郭邦杰、节度使李晏都推荐刘仲洙代替自己。升为定海军节度使。这年饥荒，仲洙上表请求开仓济民，没等答复，先行救济出借粮食，有司弹劾他，判他用财物赎罪。当时仲洙兄仲渊因罪被责罚到石州，仲洙上书请求用莱州换石州，朝廷议论了没有同意。过了较长一段日子，因为年老请求辞官，多次上表才被接受。泰和八年(1208)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仲洙性情刚强正直，参与政事果断，尤其善长治理百姓，任职的地方都有功绩，是当时的能吏。
移剌益，字子迁，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鲁土猛安人。因祖上当官补任国史院书写，累积功劳后调为徐州录事，接着召任枢密院知法，第三次升为翰林修撰。当时北边有紧急情况，皇帝诏令百官在尚书省商议，太尉克宁力主用兵，益说天时不利，应等待以后再谋划。御史台推荐益刚强正直可担重任，于是兼监察御史。没多久，改为户部员外郎。
明昌三年(1192)，京城地区饥荒，提拔任命益为霸州刺史，同授刺史的有十一人，不久入朝谢恩，下诏告诉他们说：“亲近百姓的职务只有郡守县令，连年百姓饥荒，所以派你们前去安抚养育他们。你们中的资历有超过的有没有达到的，我不考虑这些，只按照才能选用，你们应知道这些。”不久移剌益到达霸州，首先拿出俸禄中的粮食给饥饿的人吃，于是副职以下和郡中人依次拿出粮食来帮助饥民，而且命令属下县视之为法，多处地方百姓全活了下来。郡东南有河堤长久坍塌，大水多次成灾，益加修了它，百姓生活变为安逸，为益建立祠堂。升任辽东路提刑副使。五年(1194)，宋主刚登位，皇帝下诏说泗州处在使臣经过的地方，防守的官员应挑选好，宰臣拟定几人，都不合皇上心意，皇上说“：特末阿不在什么地方？这人可以。”马上授予防御使。
移剌益被召任尚书户部侍郎，不久转兵部。隶属的众牧人反叛，命令益和殿前都点检兖前去招降他们。承安二年(1197)，边疆不安宁，皇帝亲临便殿，召集四品以上朝官来商议，益提出：“防守有利。天子的军队应取得绝对安全，如果我军轻易出动，稍遭受不利，不只损害大国的威严，恐怕引发敌人轻视及侵犯之心。”他出任山东西路转运使。有皇帝的使者在山东试鹰，益进言说：“请求只在都城郊外训练，何必惊动远方人呢？”听到报告，皇帝命有司惩处使者。升任河东南北路按察使。原先制度，在职的官员有不胜任的，委托他的上司据实查访。州府的正副职和幕府官员，允许互相举报申述。益上言认为“：这损害礼让之风，也恐怕同官为此不和，另外生出弊病来。请求仅令按察司纠正揭发，似乎更为恰当。”又说“：随路点军官和富人饮酒聚会，公开通报进献赠送，应得到准许由监察官在所部内追究当事人的犯法行为。”皇上都采纳了。泰和二年(1202)，在官任上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