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后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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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2月春节后,父亲一直感到身体不适,吃饭下咽困难,随即到长治市职工医院检查,经张医生透视诊断为食道癌晚期。尔后到专医院,医生看了片子,答案是一致的。这期间我们一直瞒着老人,随即我和四妹陪同父亲前往北京检查治疗,住在北京二妹兴荣家。当时,二妹在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任职,二妹托人找到301医院对父亲进行检查,诊断结果也同样如此。几天后开始化疗、烤电等。十几天后(两个疗程),我返回长治,四妹继续留京陪伴。

    当时父亲身体情绪各方面都好。每天中午还思想着喝点酒,买点肉、灌肠等食品,二妹也时常到总后食堂端点好菜回来。

    两个月后(5月份)父亲身体好转返回长治。在那一段时间,父亲情绪很好,每天早上到北郊公园转一圈,挖回几株花草栽上。白天逗孙子大广玩一阵子(刚一岁),时不时还抱抱,非常亲热。

    大概有一两个星期,父亲非要上班,于是又上了几个月班。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调工资或者其他原因吧)和别人怄了气,身体又不行了,于是在11月初二次赴京治疗。临走前还特意到我岳母家看了自己的两个孙子——一岁半的大广和刚出生13天的二广。

    这次看病由母亲陪着,仍在301医院治疗。医生的意见不能再电疗了,吃了一段药,好了点不大疼了,这时父亲早已知道了自己得的病。正好妻子的本家大哥松水到北京为他女儿看病,回来说我父亲病痊愈了,就是有点咳嗽、低烧。我不大相信。实际上,这只是个表面。

    12月中旬,我到天津、上海等地出差,路过北京看了正在住院的父亲,觉得还不太要紧。

    在天津办完事后我便赶到上海,靠二妹的关系,住进了南京军区后勤部工厂管理局招待所(黄浦路)。大概一个多星期、上海的事情将要办完时,二妹来电话说父亲病重,我马上返京,在天津又办了一天单位的事情,到北京已是12月28日了。

    这时,父亲已经出院住在二妹家,一直发高烧、巨痛,情绪非常低落。第二天(12月29日)我们到301医院,医生已没办法,那一段时间只能靠止痛针剂(杜冷丁)抑制。情况十分危急,我觉得无论如何得赶快回家。

    当天晚上,凭着二妹在总后勤部开的一纸介绍信,我在北京火车站军代表处硬磨到三张次日晚(12月30日)北京——西安的火车快车卧铺票,回到二妹家已是晚上12点多了。

    知道我买到了车票,躺在外间床上的父亲很不高兴,马上把脸扭到里面,什么话也不说。我知道父亲是多么想把病看好了再回家啊。当晚,病痛又发作了两次。

    第二天(12月30日),医生来家给父亲打了两次止痛针,晚上临走前又打了一针,另外医生还给带了几支,以便回家后备用。二妹叫了部队吉普车,我和二妹夫把父亲弄上车安顿好,汽车便顺着长安街由西向东一路飞驰赶到火车站,并从专门通道直接开进站台停在最后一节卧铺车厢门前。上了车,安排好父亲,妹夫下车后,列车启动了。那天晚上,二妹因身体累赘未能到车站送行。

    这一年来,二妹也真不容易,拖着个有孕之身,既要上班,又要伺候父亲看病,还要招呼家人,真难为她了。我们走了,让她好好歇歇吧。

    在车上,父亲还硬撑着上了一次厕所。第二天(12月31日)早上4点多钟,火车到达新乡车站。由于需要转车,我和母亲赶紧把父亲和行李弄下车。让父亲先坐到行李上。父亲畏缩成一团,记得那时的天特别冷。为了尽快转移到长治方向的侯车站台上,拖着父亲和一大堆行李,我只好多次往返穿越多道站台和轨道,先掂过一件行李放到远处对面的站台上,再把父亲抱过去坐好,再让母亲过来,招呼着父亲,我再一件件的把行李倒过来。父亲在地上蜷伏着坐了两个多小时,那时我真的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无助和无奈。7点钟后,我们终于登上开往长治的火车。

    父亲一路躺着,下午2点多,火车终于抵达长治车站。四妹的男朋友李忠找了来车接。父亲已经站不起来了,车到家赶快让父亲躺下休息不提。我回到纤维板厂家里已是1978年最后一天的深夜。

    1979年元旦一大早,父亲情况不好,我们全家立即赶了过去,并叫来橡胶厂徐厂长和妻哥德祥。

    徐厂长赶来看父亲时,父亲哆哆嗦嗦地拿出医院诊断,给领导说自己真是病了,病好后一定早日上班。厂长劝父亲安心养病,不要想得过多。

    妻哥德祥叫来他的朋友——专医院刘医生,刘医生给父亲作了检查和紧急处理,插上氧气管呼吸,安慰父亲说没事。

    中午刚过(1点多点),我正在里间,姐姐跑进来叫我,看爸爸怎么啦!我赶忙过去,只见妻子紧张地守在父亲身旁,父亲面部痛苦地抽搐着,嘴里吃力的吐着气。儿女们大声叫着,爸爸!你怎么啦?父亲没有回答,长喘一口气,吹出一些吐沫,与世长辞。临终前一点交代都没有。

    他,就是我们的父亲—程丙森,四川省广安市人。1910年阴历8月13日生,1979年元月1日去世,享年69岁。

    父亲出生在广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岁起只身一人到重庆学徒谋生,自此、再未回过广安老家。1942年父亲和母亲结婚,并把我爷爷从老家接到重庆一起生活,到1950年,哥哥、姐姐、我以及二妹姊妹四人陆续出生,此时的家庭俨然成为一个6口之家的大家庭了。1952年,为支援内地建设,父亲从重庆长安兵工厂调到山西长治淮海机械厂,我们举家6口搬到长治,之后5年里家里又舔了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父亲辛劳一辈子,养育了我们姊妹7人,试想一下,7个子女个个要生存、要上学、要进入社会、要成家立业,这对于仅靠父亲每月80余元收入的9口之家来说谈何容易,但父亲挺过来了。日子再难再艰辛,我从未听到父亲的哀声叹气。在这个家里,他老人家的功劳无人能比。如今就要过上好日子了,却没能躲过病魔这一关。苍天啊,睁睁眼吧,但愿父亲在天之灵能得到安息!

    事后,我曾多次设想,如果我们晚一天从北京出来,父亲可能会有两种情况:或许还能撑几天,也说不定会在半路上咽气。天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