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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商报3月24日报道，45岁的山西籍农民工，因为干活受伤住进医院，经诊断其颅底骨折、颅内血肿，病情危重。但就是这样一位重病患者，因为拖欠医院不到9000元医疗费，他竟不顾生命危险，在老乡和家属的帮助下，趁夜逃离友谊医院。据院方表示，该患者伤情严重，突然终止治疗随时都可能危及生命。而在两年前，四川金堂县农民付利松，因为得了绝症无钱医治，在家用炸药将自己炸死。因为无钱看病困难群众不得不放弃治疗，甚至是自杀。然而类似的悲剧却每天都在发生。
十多天前，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高强4日表示，1997年的医改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只是操作上出了问题。这里，笔者不得不问问卫生部长，既然医改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那老百姓为什么仍然看病难、看病贵？为什么中国农村仍然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呢？为什么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仍然高达60％—80％呢？浙江大学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即便是在农村经济最发达的浙北地区，仍然有30%—40%得了绝症的农民，因为无钱医治而死在家里。难道医改的成果就是富人看得起病，穷人就不得不放弃治疗等待死亡？难道医改的成果就是药价越来越高，医院收费越来越高，医生收的红包越来越多，穷人的生命安全保障却越来越低？
笔者看来，97年医改是失败的，方向是错误的。首先，97年医改的结果导致两极分化严重，公平性大大降低。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4位。而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更多的贫困患者有病不医，有病不治，富人独享国家的卫生资源。
其次，97年医改的结果就是放任医院进行市场化经营，使政府失去主导地位。90年代以来，我国对卫生系统公共的投入不足，减少了医院的财政补贴，将大批公立医院推向市场。长期以来我国采取“以药养医”的政策，医院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必然会抬高药价和检查费用。而这样的结果只能造成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不得不举债看病，甚至放弃治疗等待死亡。
第三，国家监管不利，造成药价虚高。目前医院囊括了药品销售的8－9成。而我国现有药厂6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约1。6万家。药厂不得不动用医药代表，层层公关。而患者要得到药品，必须经历从厂家到自己手6－9个环节，而每个环节都要利润，这才造成高折扣、大回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也因此得以大行其道。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患者不得不为这些环节完全的买单。要追究责任，国家难逃其职，赋有监管不利的责任。
第四，国家对困难群众的医疗补助投入不足。最近几十年，国民的收入显著的增加，但是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却远远高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而国家对困难群众的医疗补助不到40%，这就意味着困难群众不得不负责大部分的医疗费用。但是困难群众对于如此高的医疗费用只能选择举债看病，甚至是放弃治疗面临死亡。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像医院制度不合理性，医院实行工资与医生使用的药品费用挂钩相挂钩的制度，这样使更多的医生给患者选择价格高昂的药品，而不是既实用又便宜的药品。而这样只能加重患者的负担，使老百姓面临“看病难。看病贵”的窘境。
国家要想彻底的消除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现象，卫生部长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承认医疗改革的失败，医改的方向是错误的，而不是居庙堂之高，在不了解民情的情况下发表不和实际的言论。国家必须改革国家的卫生体制，当然，不仅仅是对医院进行改革，还要对医疗保险、药品、医疗器材、公共卫生等进行改革，需要综合考虑，同步前进。国家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医疗补助，同时为没有能力看病的患者完全买单。更重要的是，国家必须加快实行全民医疗保险，保证全民都能够看的起病，能够看病。笔者看来，新一轮的医疗改革必须惠及全民，彻底的消除以往臃肿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