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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农村，就想起农民。一提起农民，就有面向黄土背朝天，与大自然顽强抗争的形象浮现眼前。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而且实实在在做过四年半的农民，对农村，对农民有一种割舍不断地深情。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我才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国家干部。但那段在农村的人生历程在我的脑海中是永恒不灭的。
那是一个激情岁月，动荡的年代，城市知青下乡，农村知青回乡，风行一时，风起云涌。1974年5月底，我怀着一颗对未来美好憧憬的赤子之心，告别了十多年的校园，回到生养我的故乡，从此和父老乡亲同享一片蓝天。
我做农民的第一职业是担任生产队195柴油机手，兼大队通讯报道员，也是全公社六名重点报道员之一，曾于1974年和1975年连续参加了两届全县通讯报道员学习班。作为柴油机手，1975年春曾参加全县柴油机手培训班。虽称不上多么“崇高”的职业，但和同伴们相比，也是满自豪的。春夏秋冬四季无闲时，除冬季在村里粉碎粮草，其它三季大部分时间在田间机井旁，小河水岸边渡过。日夜听机器的欢歌，看小苗的成长，庄稼的成熟，也完成了人生向成年的过度。
我还兼任生产队的记工员，每两天利用晚饭后的时间记一次。还担任土广播员，每天晚上和几个伙伴带着提灯和广播资料，爬上房顶，一个在灯下念，一个用纸剌叭喊，开场白天天如此：“社员同志们，今天晚上又开始广播啦，今天晚上广播的题目是”
我们村在生产队大集体的时候是全县农业生产模范村。工值曾达两块多钱，比一个科级干部的工资标准还高。但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十八至六十岁的男社员为整劳力，一个工十分，十八以下六十以上的女社员一个工六分，其他的均为八分。到达十八岁的男社员必需参加“出夫”（挖河、打堤）以后才能长到整劳力的工分标准。所以七四年冬我参加了公社组织的水利工程，但刚到驻地就被调到公社工程指挥部做文字工作去了，结果一天活也没干。七五年冬，县里组织的水利工程挖河，却实实在在干了半月。驻地在甲马营乡的王小屯，正赶上那段身体不适，天天晚上倒汗，虽是严冬季节，清晨醒来衬衣却被汗水浸透，弄的被褥潮呼呼的，身体当然是十分虚弱，有时头晕目眩，确是带病坚持，工程结束后人又黑又瘦，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我们国家的三个顶级领袖在半年多的时间相继去世，我虽说离开生产队调为大队工，也是几经变换。春天在大队种子田，夏秋在大队部，冬季又到大队粉房作会计。那时春节期间有个口号：“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那年我村的确如此，我倒落了个清闲。1977年春节后的一个正月，我就是清理粉房的外欠帐，别无他事。出了正月又去了种子田，时隔不久，大队修粮仓，我又负责购买建筑材料，主要任务是组织各生产队派马车到公社窑场拉砖，也曾用拖拉机到百里以外的河北王曈拉白灰等。那时是计划经济时期，各种物资的供应都有计划，且很紧张。买砖也要先报计划，再按计划每天付给多少，而切还要给付砖员送个“小礼”——递支香烟。那情景，付砖员一到场，拉砖的顿时将其围作一团，简直犹如百鸟朝凤一般，争先恐后的递着香烟，这个说：“师傅，先批我的”那个说：“师傅，先给我付”总之，谁递的那支香烟被付砖员师傅接过去，谁就有了希望。
那时为了普及中学教育，人口多的村子都自办起了初中班，我们村的学校也成为中小学一体的学校。1977年8月，我又被安排到学校任校长兼初中班的物理和语文课的教学工作。语文还不太担心，可物理当年在校学习时基础就差，而且已有六七年没有接触过，早已荒废殆尽，只能是“现发现卖”也就是先自学再教学，自己虽然苦一点，倒也没有误人子弟的事情发生。
1977年底，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起初人们还不大相信，许多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名，报名费就五毛钱，而且还可一人多报，且对社会青年的年龄放宽到三十多岁（主要是“老三届”的）。我那年就是花五毛钱报了两门，一是美术学院，二是文科大专。12月1日，先在德州师专考的美术，分初试和复试。考生有三百多，而且还有许多在县文化馆、电影公司搞专业的人参加，我们这些从没有参加过专业培训，纯属业余爱好美术的考生，初试即被淘汰了，后来听说只录取了一名。12月9日，大中专开始考试，我却因感冒高烧而放弃了大专的考试。1978年2月份，录取通知单纷纷下发到考生手中，这才激起社会上许多有志青年的复考热情。
1978年春节后，我开始重整旗鼓，在做好学校及教学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备考复习。因为那时的城乡差别较大，农村的孩子主要目的就是考出去脱离农村，至于是考大专还是中专无所谓，关键是考上转为非农业户口。为了稳妥起见，我把目标也降到了中专。集中精力复习了三个月，6月份开考。由于“文革”期间打乱了高考秩序，社会上的考生资源较多，每个公社都设立了考场，我们那个小公社就设了十几个。当时中专考试一共四门，包括语文、数学、理化和政治。半天考一门，凭准考证入场。平时我就和报考的学生讲，考试时要先易后难，做完要认真检查，我当然坚持这个原则。会的就做，并且一定要做对，不会也不空耗时间。第一场考的语文，有些题根本就不会，捡着会的做完以后，离规定时间还一个多小时，我就第一个交了考卷，离开了考场，没想到却给我们考场的监考老师留下了很深刻地印象，结果以后三门的考试从入场到交卷竟成了免检、免监对象，连看都不看。
1978年8月的一天傍晚，我从学校回家后不久，母亲正在准备做晚饭，同村一名在社中上学的学生给我从公社中学捎来了中考成绩单。他一进院子就大声喊：“刘老师，你的成绩单”我赶紧迎了出去，从那位学生手里接过一片64开的黄色草纸成绩单，注目细看：手工刻板油印的表格，用钢笔添写的各科成绩，总分一栏填写的是265三个阿拉伯数字，左上角写着我的名字，右上叫写了一个“4”也就是全社排名第四的意思，此时眼睛不由因激动而湿润了。捧着那张小小片纸，却感觉沉甸甸的，看了一遍又一遍，竟然不知那位学生已悄悄的走了，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向他说。我回到屋里，第一个向母亲报告了好消息：“娘，成绩下来啦，我考了个第四名”娘在灶间回头说了一句：“孩子，总算考上了”话虽不多，却饱含着母亲对我的期望和担忧。因为我自高中毕业那天起，就立志要脱离农村这块祖祖辈辈开垦的土地。当同学们都娶妻生子以后，我还默默地等待属于我的机遇。就是参加高考以后，还曾亲耳听到过别人背后对我考学的一段议论：这个以怀疑的口气说：“能考上吗”那个说：“也许鸡窝里能飞出凤凰来”乡亲们尚且如此关注，何况做父母的呢？
又等了一个多月，终于盼来了山东省商业学校录取通知书，通知说：“请于1978年10月17日准时来校报到”这个日子，是改写我人生轨迹的日子，也是我梦想成真的日子，更是父母引以自豪的日子。从此，结束了我的农村生涯，走进了从未体验过的省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