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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我的姨家的二哥说给我听的。那是前几天我上他家所在的地方办事，晚上，吃饭时，他拿出一瓶酒，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说家长，在酒至半醉时，二哥心情激动，就说起了下面的这件事情，为了表达二哥酒后的那种激情，我就以他的口气入文，照录如下：
当年，我在中学教书的时节，学校里有两个老师是夫妻，男的叫赵轶民，女的叫杜秀红。夫妻二个大学时是同学，毕业回县分配的时候，由于没有当领导的亲戚为他们跑关系，虽然两人是毕业于自治区最好的那所师范大学，又一块儿找过教育局长，但也没能留在县城，一起被分配到了离城二十多里的城南乡中学。
结婚以后，两人看看回城无望，就以照顾年事已高的老人为由向教育局提出申请要调回离城一百二十多里的银边中学。往城里调不好调，往偏远处调那真是太容易了，他们只去找了那一回领导，事情就办成了。
银边中学，是离县城最远的一所乡中学，紧贴在阴山山脉的山脚下，地处县城的西北部，本县人戏称此地为“西伯利亚”意为此地属本县最荒凉的地方。凡是被分配到这儿工作的人，都自嘲为“流放者”象我和赵轶民夫妻就属这样的“流放者”
赵轶民的家还在离乡政府所在地有近三十里的一个村子里。赵轶民当年能从这么偏远荒凉的地方考入自治区最好的师范大学，我们可以想见他当时在学习上是多么的用功，多么的不容易。
他们俩个在学校后面租了一个一间的土木结构的平房住着。
我晚上经常上他家去看电视，是因为能享受到他们家那种和谐的气氛，他们两口子的关系特别好，性情都很温和。
经常的，我们合伙了要吃饭，喝酒，也总是备了料上他家做去。凉菜摆好，赵轶民陪了我们一起喝，杜秀红就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一边照看着锅里的肉，一边为我们加撤桌上的东西。酒足菜后，吃杜秀红做的那一锅面片儿，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享受。面片不论做多做少，总是连锅里的汤也喝得一点儿不剩。
我和赵轶民既是聊友，酒友，还是棋友。下面这件事儿能看出我们的这种关系。
那是在我离开银边中学的最后一学期的一天中午，吃了饭后，赵轶民没有回家，他是在学校食堂吃的饭。
记得我们是在吃饭的中间就聊起了一个话题，饭吃完了还没有聊完，又相伴着来到我的宿舍兼办公室接着聊。
后来，我们就拿着象棋到门前那棵两人合抱的大柳树的树荫下去下棋。
那天，正是初三毕业生开毕业座谈会的那一天。座谈会是在中午一点钟的时候开始的，快开时，就有初三各班的班长来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班的座谈会。
按照当时学校的惯例，初三的毕业座谈会上是准备有酒的，学生和老师都可以平等地喝，能喝白酒的喝白酒，能喝啤酒的喝啤酒，都不能喝的可以喝饮料。
几个班主任平常就是我们的酒友，座谈会又要持续到晚上十点钟左右，考虑到我们早早进去，几个班主任会故意鼓动学生给我们敬酒，凭往届的经验，用不了一个小时，总会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了。
这样，我们就对初三来请的学生说等一会儿会去的，你们先活动着。渐渐地，我们把棋一直下到下午的六点半，才收拾了，一起进去参加初三的座谈会。
果然不出所料，一进门就被班主任鼓动几个学生拉到了最里面的座位上，接着，班主任便新开了一瓶白酒，让学生们开始敬酒，说些让你爱听的话，说些让你非喝酒不可的话，也就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两个已经把一瓶52度的二锅头喝进了肚，赶快找了个机会出来了。
进了第二个教室，学生们正在做游戏，游戏是“击鼓传花”一位同学被蒙了眼，敲响一面腰鼓，然后突然把鼓声停下来，鼓声响起的时候，有一朵红色的纸花从一个人的手里递到另一个人的手里，鼓声一停，花在谁的手里没有送出去，谁就得表演一个节目，不能表演节目的就喝酒来代替。
我们进门的时候，先就喝了班主任和班长每人一杯的敬酒，然后也参加进他们的活动中去，事情很明显，他们是想让我们俩个多喝酒，班主任早开了一瓶52度的二锅头在那里，花也总是传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停下来。我还能唱两句歌，朗诵一首小诗应付，赵轶民却是什么也不会，只能饮酒。
没一会儿，又有差不多三四两酒进肚，我就见赵轶民在凳子上渐渐地有些摇晃，忙拉了他要出来，学生们在班主任的鼓动下还要留下来与他们联欢。我一再说赵老师喝不多酒，怕不行，就硬是拽赵轶民出了门。
出门没走几步，我一手还拉着赵轶民的一个胳膊，他的脚下还是不由自主地滑了一下，要跌下去，我忙一把将他抱起，架着进了我的宿舍，放在床上让他睡。
那晚，我去通知了杜秀红一声，赵轶民便在我的办公室里与我同睡了一晚。
晚上他出了一回酒，难受地在床上翻来覆去的。
那一学期结束的以后，我调到了另外的一所学校工作。
一年以后，我听人说赵轶民因饮酒过量，引发了胸膜液。把酒给戒了。我听了既为他可惜，又为他庆幸。
可惜的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得了病了呢！想想他一向为人实在，喝酒实在豪爽的脾气，喝出点毛病，也是可能的。
庆幸的是毛病并不很严重，更庆幸的是他能从此把酒戒了，不再受那份醉酒的罪了。
后来，又是好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再听到有人说起他，说是他已经当了银边中学的副校长了，很为他高兴。
其间，我因多次变换工作，直到离开了那个县城。这样，知道他的消息几乎成为不能。
最近，恰好到地区参加一个会议，遇到我们那个县“人大”来的一个熟人，问到县里近来有什么新闻，他便给我讲了几段儿，其中一段竟有赵轶民作主角。
说的是县教育局搞工作创新，以不通知学校的方式突然到访银边中学，正校长恰好外出不在，检查完工作，由副校长主持宴请局里领导，杀了两只羊，上了好酒，酒席当中，副校长因饮酒过量，突然从凳子上倒地，当场死亡。
这死了的副校长，就是赵轶民。
听说这事，虽然是在炎热的夏季，我还是感到了一股冷森森的感觉袭击了我的全身，一种说不出的悲哀在我的心间笼罩。
一时间，我同赵轶民最后一起参加初三毕业联欢那一天的情景在我眼前一遍遍闪现。
我想如果不是为陪局长们喝酒，他怎么会英年早逝呢？！
那么好的一对儿夫妻，现在只留下了一个杜秀红，她将如何来度过以后的生活？！
又想，他不是已经戒酒了吗，怎么又会喝起来了呢？是谁让他喝了起来？
最后，我想说，这种小领导陪大领导喝酒的工作作风，在我们的各级机关里何时是个头呢？
在我国，有多少小领导为陪大领导饮酒，弄得浑身是病，有的住院，有的象赵轶民这样淬死酒场？
遥想中国政坛酒林，每年有多少人这样英勇献身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