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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年头是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的。我先前还不信，但现在却相信了——湖南浏阳市委书记易佳良先生率领领导干部集体租地种田，不能不说是件小小的怪事的。据各媒体的报道，虽然易书记一再强调种田只是自己的爱好，除了靠着种田来锻炼身体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目的。然而这在咱们中国究竟算是怪事，也就难免引起大家的争议了。
易佳良书记当“农夫”的原因和目的究竟是不是如他所说的那般，我不敢妄下结论。一向的我，稍稍地分析了别人的心理而得出什么结论，就难免遭遇正人君子者流及其麾下叭儿狗们的嘲骂的，何况我和易书记素不相识，他的任何一丝的心理我都无从分析起；弄不好我只怕还要得着“嫉妒之心昭然矣”的高帽子，以为区区在下窥视着那顶乌纱帽呢。我所感兴趣的，只是我所听到和看到的不同的人们对于书记当农夫事件所发表的那点看法。
书记租种的稻田位于湖南浏阳市溪江乡福田村。因之我觉得首先有必要了解当地农民对于此事的看法。人民日报报道得很清楚，福田村村民胡济兴先生说“书记能来种田是个好事。他可以亲自体会农民的不容易，深入农村了解情况。”颇使我觉得浏阳市市民有幸，拥有着这样的一个好书记；福田村村民更有幸，能得书记和自己一块种田，真是福田之所以为福田也。
浏阳市市民自然也有说法。某张先生是这样说的“市委书记的个人爱好变成了一种‘长官意志’，下属投其所好，难免会变成‘集体作秀’。利用上班时间插秧，也值得商榷。”真是市民所以为市民也；单单这用的词语就不是作为农民的胡济兴先生所说得出来的。同时其观点比之农民则要深刻得多，不像农民般只觉得庆幸，而是颇有点怀疑的精神了。易书记或者确是爱好种田无疑，但其下属是否屈从于“长官意志”而最终演化为“集体作秀”则就很难说了。“长官意志”、“集体作秀”这些词语出现于市民的意见之中，我们不能不佩服市民思考问题之全面。
还有则是知识阶层了。北京大学教授夏学銮先生以为“在其位，谋其政。市委书记的主要职责是为全市人民谋福祉，而不能为个人爱好而花费太多时间。”这观点则含有明显的批判的意思了。夏学銮先生是哪一学科的教授虽然没有说明，但我们姑且以为是研究社会问题的，想来也不会有太大的谬误。研究社会问题而关注市委书记之甘为农夫，借用夏先生的话则正可谓“在其位谋其政”从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夏教授看来，易佳良书记的当“农夫”自然算得是“不务正业”的，批判正是理所应当。此教授之所以为教授，是北京大学也值得庆幸的。
从农民的庆幸到市民的怀疑再到教授的批判，恰恰与其各阶层的身份一样，是有一个过渡存在的。当然，我们是一贯宣扬着我们的社会的平等的，这里的“各阶层”只怕就会得着雅人们的批评。其实不然。在我们的社会里，相比于农民，市民是雅人；他们的歧视农民是公开化的。市民们也一贯呼吁着叫嚷着平等，让你农民一听而觉得是位仁厚君子，你能够与他平等。但一旦他们相遇，则市民立马会高人一等。这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常态现象，倘有某市民以为不然，那只因为他还没有与农民相遇，我建议他赶快找位农民去体验下那高高在上的感觉。
市民相比于农民是雅人，但一旦遇到教授，那角色只怕就得互换了。这话可能会得着市民与教授两方面的批评。市民高高在上惯了，并不以为教授就比自己“雅”是要批评的；而教授呢，他们一向叫嚷着自己的待遇过低，也不会以为自己就真的比市民雅，也是要批评的。浙江大学公认的学生最喜爱的先生郑强教授就说了，在一个社会里，教授的地位应该比其他所有的人都高。正因为中国教授的地位不如郑强先生的理想，他就钦佩着日本社会对于教授的全民性的尊重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学生最喜爱的先生”尚且如此，则其他教授如何，就不难想见了。
中国的官员有着“长官意志”这是市民得出的结论。而在我们漫长的文明史中，有着“长官意志”的中国的官员一向宣称农民是“刁民”则就有点冤枉我们的宽厚的农民了。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只要官员们稍稍地有着点为农民着想的意思，甚而至于不过是在“集体作秀”而已，在我们的农民看来都“是个好事”官员也都是个好官，农民自己也就很是值得庆幸的了。
在我们当今，专门针对农民阶层而施的“惠民政策”足以让农民觉得“是个好事”然则，农民的受歧视，都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毫无疑问是在市民阶层。然而，关于这个以前谈论得太多，这里自然从略了。
这就是我对市委书记当“农夫”一事所有的感想。倘若一定要问我对于此事的看法，则我也愿意说一声——孔夫子云“学而优则仕”我们的市委书记仕而优了，来当当“农夫”却也是个不错的主意“是个好事”的。当然“仕而优”、“行有余力”是大前提。我的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也不过如此简单——我自己恰恰算得个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