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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转瞬间父亲已去世一周年了，而在我的记忆里，仍翻腾着过去的岁月，眼前还是父亲慈祥的微笑，好像父亲不曾离开我而去，他就生活在我的中间，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我的每一个脚印。
今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怀念父亲。因为我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几乎很少，在我经历了岁月沧桑和饱尝艰辛之后，进一步懂得了父亲那时的苦难，才明白隐藏在他内心的父爱。
父亲姐弟七个，上边是一个姐姐，五个哥哥，父亲是最小的一个。等父亲长到成年，家竟已没落到生活潦倒，家徒四壁，十分贫寒。他十八岁结婚的第二年，就开始去运庄子、古河等财主家做长工，以维持生活，直到解放后一九四七年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才回到自己的家。那个年月，他披星戴月，含辛茹苦，名符其实的成了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可是奔波一年也挣不到全家人的吃喝，哪里还有疼爱子女的时间呢？记得解放前的一年，物价暴涨，眼看一年的工钱买不到一口袋（八斗）粮食了，在父亲的紧急催促下，才从老东家手里讨回欠了一年的工钱。父亲拿着这些工钱到市上一打听，仅能买下二斗半红高粱。顿时，全身的血液从脚底一下撞到头顶，眼冒金花，昏倒在地上，忘记了是哪位好心人相助，护送父亲回到家。从此，留下了“迷魂根儿”只要遇到意外，特别是酷热的夏季，就会晕倒在地上，直到1950年麦收季节，我记得清清楚楚，父亲在南邱子地里拔麦子，中午已过，父亲还没回家，妈妈不放心，到地里一看，父亲已晕倒在麦垄上，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把没有薅下来的麦子。父亲的一生就是这样伴随着劳累、坎坷和奋争。
父亲是一个心直口快而又吝于感情外露的人。我小时候，很少记得他亲过、吻过，背过或抱过，记不清他对弟弟妹妹们疼爱的举动，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心胸狭隘、冷漠无情的人。记得1976年初冬，当时我正在师范学校上学，一个中午，忽听传达室老范来教室喊我的名字，我到传达室一看，是父亲背着一条口袋，步行八十多里，给我送来一件紫色的绒衣，父亲把绒衣递给我，没问上一句冷暖，却说：听老师的话，好好念书，别跟人家打架闹意见。说完，连饭也没吃，就回家了。后来我听妈妈说，那是卖了几个葫芦瓢攒下的钱买的。那时我才真正感到父亲的爱，是没有表现出来的真爱。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那次父亲因我掉在水里受到惊吓而落泪的情景。那是1949年，那年洪涝灾害，颗粒不收，说话到了种麦的季节，为了抢种，不知父亲又从谁家借来一辆手推车，借着昏暗的月光，父亲和我每人推着一辆往张家坟送粪。那时我才十二岁，当时地里的水刚刚下去，可道沟里还是沟满壕平，道边只有一尺来宽的人行小道。别说装着粪，就是空车也够我招架的，刚上路不远，遇到一个小水沟，车子蒙地一颠，突然失去平衡“扑通”一声，连人带车一起倒在二尺多深的水沟里，全身湿透了，脚也崴了，疼得不能站起来。是父亲把我抱出水，背到家。煤油灯下，我看出父亲满脸惊慌的神色，一句话也没说，就哽咽了，两行泪水从脸上流下来。那是在我记忆里留下父亲的一个特写镜头。
父亲在农村算是个有点文化的农民，念过私塾，因此父亲特别喜欢书，向诗经、易经、论语、孔子、孟子、史记等等他保存在一个红色木箱里，一遇阴天下雨天呆在家里就拿出来看看，他九十三岁那年，还给孙子们唱读李白“远看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的诗句。父亲就是把从私塾先生那里学来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人生理念铭记在心，从自己的痛苦磨炼中找到了原因，只有多读书才会有出息，才不会受人欺负，才不会被人小瞧。尽管他自己的理解是肤浅的，但我觉得他的方向没有错。他常说;：人要长本事，要出人头地，就要多念书。这是父亲一生的价值取向。
父亲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只上了冬仨月。他说，你们好了，你们要好好念书。只要能考上学校，我就供你们，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我知道，上学才是父亲心中一个永远未圆的梦。还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夜间他不顾一天的劳累，扒在油灯下耐心的教我打珠算，加减法、乘除法、归除，一步一步地教，直到学会为止。我十分清楚，父亲是把自己读书的梦想寄托在儿女的身上了，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让他的儿女都能成为知书达理的文化人。因此，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从不放松，从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们兄弟姐妹的求学时间长达三十五年之多，这三十五年间，每个孩子的升级升学，成家立业，每一步都是踩着父亲的肩膀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前进，况且这三十多年中正是我国农村最困难的时期，家庭收入微薄，时常靠卖鸡蛋攒下几个钱支持我们上学，在父亲的支撑下，有的读完了高小，有的读完了中专，这其中父母付出的心血和辛劳是难以用数字来计算的。
儿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每一个为人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而在子女的教育上都寄予深情的厚望。一个常年为生活奔波，而又有点文化底蕴的父亲，更知道对子女的恩宠。父亲告诉过我，他二十岁那年，得了头大的儿子之后，心里高兴得一夜没有合眼，可“地主老东家”听说生个小子，却讥讽地说：“好，你又多了一个小扛活儿的！”这句话就像锋利的尖刀，刺痛了父亲的心窝，伤透了他的心。从此，立志再也不能让下辈儿孙再给人家扛活了，为祖上争气。1949年他真的忍痛割爱，把刚刚十六岁的哥哥送到天津，在广文二哥的帮助下，去一家私人织带厂当了徒工，圆了自己的梦想。
父亲作人，向来是与人为善，村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脱坯、盖房，特别是盖房打地脚这样的累活，总是离不开父亲，父亲个子不高有劲，是掌舵的硬手。俗话说“好心才有好报”那是1947年大秋前夕，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我家分到村西许家坟三亩已经成熟的玉米，收玉米时，父亲套上四家合用的红色骡子车往家拉玉米，走到西坑嘴时，那头骡子看到水洼里有大车的影子来回晃动，它一惊，猛然拉着装满玉米的铁轴车奔跑起来，父亲用力拽进缰绳，力图使它站住，哪知它越跑越快，带着父亲跑出有五六十米，直到老张家坟地前，连车带牲口一起翻到壕沟里才停了下来。父亲被压在车辕子底下，幸好被沟边的一棵柳树把车厢挡住，大车才没有往下再翻。我跟着大哥急忙跑到村里叫来了几个人，才把父亲救了出来，幸运的是，父亲竟一点伤痕也没有。这是父亲的福气，也是全家人的福气。如果没有父亲的“善有善报”可想而知，这个家如可维系至今呢？
父亲粗浅的文化底蕴使他养成了豁达、开朗、心胸开阔的优良品质。记得1954年，除哥嫂在天津，家中还有六口人，与大伯合住着一层祖传四破五的正房，大伯住东屋，父亲住西屋，住房非常困难，那时我已经17岁。父亲找住对面屋的哥哥商量，现有房屋合理作价，由一家搬出去在前边园子里另建。哥哥说，他盖不起新的，他拿两间东厢房换父亲的两间正房。父亲二话没说，哥俩君子协议达成了。待扒了那东厢房以后，连一块整砖都没有，更没有一根可使用的檩条。母亲不愿意了，想找大伯论理。父亲说，别去了，去了又怎么样呢，他又没钱贴现给咱，想开点，吃点亏就吃点亏吧！这样，哥俩简单的财产交接方式，比以后我见到的正式场合写合同、论协议的交易都令我难以忘怀。
父亲的善心我是理解的，他是一生都在为儿女着想的父亲。进入八十年代，儿女们相继成家立业，父亲也已进入耄耋之年，也是他最愉悦的年代，我们多次劝他让出土地，搬到城里，享享清福。可是父亲不肯，父亲说只要能活动，他就不连累我们！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来没向儿女们提出任何困难，没向儿女要过钱，除非是主动给他。记得那年我大哥回家，父亲本想跟他说说照顾父母的事，可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我明白，父亲是宁把困难留给自己，也不给儿女们增加负担的人。
父亲的一生，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8年，父亲曾带领本村的十几个人，同全县的大队人马出征东北参加辽沈战役的担架队，土地改革时期当过民兵连长，合作化时期当过生产队长。这虽是一些平凡小事，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也没有气壮山河的壮举，但这也是寄托着众多乡亲们的信赖。
2007年1月4日（农历正月十六日）深夜，父亲吃了最后一顿阳间晚餐，平静地睡去，安详地离去了。
一位九十五岁的老人没有任何痛苦和遗憾，驾鹤西游了。父亲走了，他曾给予我们的关爱和恩泽，他的劳动人民纯真的品德和纯朴的人生价值足以使我们挂齿难忘，受用今生。
今天是父亲去世一周年祭日，我挥毫抛墨，怀念父亲，将对父亲的哀思诉诸笔端，以悼念父亲的在天之灵。
父亲，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