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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工干到俩月头上。一天，库里又有货物铁路没有批准发运，这是常有的事！有人解释铁路运力不足，有人猜测也许到站临时封闭，也有人嘀咕和铁路的关系了差。我并不关心这些，一心只惦着谁尽快把这货物清走，腾出场地。
一会儿，科长王兵山带着两个帮手走进库房，和刘森招呼了一嗓子，脱掉上衣，露着膀子码起包来。我猜，他们一准要将这些包件倒腾到院外，搁着。
这种不能直接装车拉走的周折，确实挺烦人的。我曾请教过刘森。他说：“谁也没有太好的办法，铁路的运力就那么点，现在又是改革开放，到处需要运输。按说我们和广站协作多年，关系一直很好。这事还要跑站的去疏通，再不行，出版总署会找铁道部协调。”也许是缺少社会经验，刘森的回答，我还是一知半解。不过，我知道他说的广站是指广安门火车站；而跑站的，则是指公司专门与铁路联系业务的人。这人叫什么名字我不晓得，文明人一般称他老董，没正形的人则喊他“董杂毛”；一个干巴瘦的前辈，嘴角伶俐，顶着灰白的头发，老是驾着摩托，工作基本不在院内，羡慕他的人好像不在少数。
也就两小时的功夫，停发的货物就被清光。我们紧忙清理场地，把新的包件分拣在地上。王兵山立在出货门旁，擦汗、喘气。叉车组长张连成探着细长脖儿，在车上冲着他玩笑：“怎么样？老东西，还扛得住吧？”王兵山瞪眼回应：“好好铲你的货吧，小心放错了地方，我整你。”
说完，他扭头看看我和李友仁这边，挥手示意我过去。科长找我一个临时工干嘛？我想，放下分包车，赶过去。“王师傅，找我有事呀？”我问。这时我们之间已经不是那么陌生。他穿好月白色的确良上衣，挺直长腰板，探问：“胡，有个事情跟你商量。你来这里也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观察，你肯吃苦，好学，师傅们反映也很好。我提个建议，你考虑，能不能转正，留在这里工作？公司的现状就是这样，活儿累，条件一般。”见我犹豫，他补充：“不过，我们可是中央直属单位，不是任何人想来就能来，这可是个机会。”我毫无准备，低头寻思：不知这工作的将来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只答应回家再想想。
建议来的突然。老实说，我压根没想过参加工作的事，上大学的梦还缠绕着我。疾病剥夺了我报考大学的资格，这是怎样的打击！是母亲担心我消沉，劝我来这里的，说环境改变心情。眼下的拼命干活，与其说热爱，不如说是对痛苦的宣泄。
又要我想起那场恶梦。高中毕业时，国家恢复高考，这种突然的政治变革，震撼着每一个青年，兴奋、热望、后悔，抉择交织在一起。我们惊讶：人生原来还有这样光辉灿烂的前途！但是，这路似乎不属于我们这些动乱年代长大的孩子。她门槛高贵，把守森严，同时需要具备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五张门票，通过的几率不足百分之二。绝大部分同学犹豫了，痛恨自己一张合格的门票也木有，只好无奈选择放弃，听从命运的安排——去插队，他们抱怨那个曾经成长的年代，也悔恨自己虚度年华。
由于患有严重的夜盲症，学校没有命令我去插队。我面临着前行的选择。一位同伴的成功触动了我：他竟然在恢复高考的当年被北大法律系录取；当然，他是幸运的，全年级独此一列。羡慕同伴的同时，我也萌生了上大学的梦，心想：既然国家给了我们高考的机会，为何不去挑战？于是，经考核我参加了学校举办的高考补习班。
补习是艰苦的，但却充满着迷人的动力。背着沉重的书包，每日急速往返于家与校园之间，旁无他物。白天瞪眼听讲、速记；夜晚躲在家中自建的小屋里温习、苦读；捧着书本倒下，梦里还在解方程。有时真想睡去，可是不行，一想起班主任私下的鼓励、称赞；想起步入大学校门，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想起成为科学家，像陈景润、华罗庚那样为世人所瞩目，那是怎样令人神往！于是，从床上爬起来，开启那盏疲劳的灯，再战。
命运有时并不听从人的安排，在临近成功的时刻，厄运也许在伴随着你。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春季，家中的菜窖填平了，埋在地里的葡萄枝杈早已盘在架上，吐着芽，期待着果实的到来。这是我在小屋的窗前偶然看到的景色。填报志愿的时刻终于等来，我憧憬着考入北大和清华的美好，紧张与兴奋在循环，却不知厄运正在向我袭来。那天，刚刚做完模拟考试，感觉特爽，我信心满满。这时，班主任迎面走来，脸上不见了笑容，在我耳边低语：“裴校长要你到她那里去一趟，找你有事。”说完她就走开，好像不愿解释。
我胡乱的猜想，走进四楼的校长办公室。里面只有裴校长一人，这个身材矮小，面色白净，满头银发的长者正阅读着什么。见我进来，她去掉眼镜，要我坐在她的桌前，询问：“你是胡友田同学吧？”我点点头。她直视着我：“班主任向我谈起过你，团圆，热爱学习，正在准备高考，很好。今天找你来有个不好的情况，班主任不忍亲口对你讲，我想还是由我对你说吧。按照教委的规定，身体不合格的人不能参加高考。你没有去插队，学校是按照病留处理的，医院的证明就在我这里。学校不能批准你高考，我们不能违反规定，你理解吧。老实说，班主任和我都不希望这样。”我心里起急，忙说：“裴校长，这可怎么办呢？我为高考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她解释：“我们知道你的刻苦，成绩也很好，为你惋惜，但今年肯定不行。倘若你的眼病能够治愈，又有大夫做证明，明年也许可以试试。”
回家的路突然变得漫长，肩上的书包仿佛山一样沉重，而身体却软的像棉。回到家，我倒在小屋的板床上，委屈、绝望、落泪。母亲推门进来，问我为什么还不去吃饭，见我不应，再问：“怎么了，看你这样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我终于转过脸坐起，把校长的谈话告诉了她。母亲停顿片刻，没有安慰，静静的离开，好像默认我继续下去。其实，我明白，母亲的痛苦并不亚于儿子的悲伤，但是她不能把内心表露在儿子面前，加重孩子的苦，她是理智的、坚强的。她知道，儿子的眼疾，是遗传，根本无法治愈。起初她并信从大夫的鬼话，为什么五个孩子，其他的都没有这病？她坚守自己的判断，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十几年来，她带我走遍北京所有的大医院，不知要我吃了多少胡萝卜，羊肝、维生素a，还有托人求到的偏方。但是，我却始终未见好转，事实要她相信了科学，这是命。“看来只能等等，劝儿子另做打算。”她想。
是二姐晚上下班，拉扯我去吃饭，她嚷嚷：“不就是上不了大学吗？这有什么。我没上过大学，现在不是活的好好的。你们现在是赶上了这样的机会，我们中学那会儿相都不敢想，整天不是上街游行，贴标语，喊口号，就是开批斗会，要么是搞大串联；老师谁敢鼓励学习，否则就是走资派；想学习都难。你懂吗？人生哪能没有挫折，可走的路也多着呢，活人还能要尿憋死。走跟姐去吃饭。别这样没出息。”母亲端上炸酱，用笊篱成碗面放到我跟前儿。二姐跟着坐在小板凳上，发牢骚：“哏，要说这事是够倒霉，早知道这样，当初就应把这病瞒下，果真考不上大学，插队去，我们认。”母亲一旁紧忙阻止。我觉得二姐说的有理。
转眼到了夏季。期间，我失去了理智，像个无所事事的流氓。我开始吸烟，偷家里的酒喝，然后蒙头大睡；我不愿与任何人接触，性格越来越孤僻；骑着辆燕牌自行车四北城游荡，巷漫无目的，或是到八一湖、护城河去游泳，一千米、两千米，死命的游；有一次，大院一个讨厌的孩子看我，我竟然大打出手，用武装带将其头部打破，是母亲带着他到医院缝补，带我赔了不是，我却没有受到任何的责怪；后来，我索性把自己关在屋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看书，但绝不是那些毫无曙光的课本，而是些动乱时收藏的手抄本。
一个星期，天气已经到了火一样热的时刻，树上的枝聊鼓足了气在天鸣，我依然躲在闷罐似得小屋里憋着。母亲推门进来，后面跟着隔壁的刘阿姨，我只好起身。母亲坐定，开口说：“儿子，妈叫刘阿姨来，有事跟你说。你不能考大学，心里苦，妈知道，可总是这样下去，也不是法子。你知道刘阿姨在办事处工作，妈托阿姨给你找了个临时工的活儿，你看咋样？换个环境也好。”见我不语，刘阿姨一旁劝导：“是呀，孩子，总这样憋着身体会夸的。上大学固然好，可没上过大学的人照样能够成为天才。你看人家高尔基，小学都没有读过，却成为伟大的作家；还有那个叫李三辈的，就是木匠，技术好，不也成为国家的青年突击手。俗话说，只要勤奋行行出状元。阿姨跟你说，这单位是新华书店，文化单位，临时工每月三十元，比其他的地方给的都高，多好的机会！要不然这样，你先干着，也不要放弃补习功课。我想，国家既然给青年敞开上大学的门，以后定会有很多的机会。听阿姨的，没错。”我服从了，这也许正是母亲的高明。
王科长的提议，我没有马上回复，思想还在斗争：倘若就此真的上了班，学习的时间一定很少。不工作呢，专门在家复习功课，可来年若是再没有高考资格，时间和辛苦搭进去不说，岂不更加悲惨？看来只能这样：边干边学，等待机遇。可果真要我选择将来干点什么？我觉得应该去当技术工人，——制造、使用机械是本领；或是去一个像图书馆那样的单位，清闲，有时间读书。半截，我曾私下向刘阿姨打听，她说：“眼下找理想的工作很难，办事处可以推荐的只有两个，一是施工队的泥瓦工，再有就是小卖铺的服务员。你看？”我打消了其他的念头，一个月后主动找科长，答应他希望我留在书店工作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