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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三十年前的一段往事。每当我看见家里那款老式的相机，就想起那段快乐时光。
和现在的追星族一样，我们年轻的那会，也特别热爱幻想，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好像有了理想一切都不是问题，就是主宰世界，也未尝不可。
可后来才发觉，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实现理想的路，真远，真难！没有勤奋、天赋、和机遇的人，根本没戏；当然，如果遇到一个有权有势的老爹，也成；否则，收获的只有遗憾，而且还有可能是遗憾中的a货，因为谁的梦想越多，遗憾也就越多。
我不敢自喻是遗憾中的a货，但好歹也在这圈里生活过，而且感觉还挺美，因为有理想总比没有理想的人要强，即使理想未能成功，可她毕竟是人生的经历，至少可以给晚年的孤独带来一些有趣的回忆。
记得我年少那会，也曾有过几样可笑的理想。小学还未毕业，就迷恋台上的男演员——能和那样多的美女站在一起；借来一把提琴，没日没夜的拉弓，以为这样就可以成为盛中国似的；特意请过一位导师，老先生也不会客气：“孩子，你拉的这叫什么呀？指法一点也不对，好像乐感也有问题，”直接就把我送入了地狱。上中学那会，报纸上宣传，陈景润是个数学家，研究出了“古德巴赫猜想”应该以他做榜样。于是又迷恋起数学，甚至盼望成为华罗庚一样的人物。可高考不认这个，数学好，英语不好，照样没戏，结果大学的门槛都没进去。连微积分的影子都没见过，还研究什么“猜想”呢？又是一场春梦的破灭。赶到上了班，一边补习英语，一边又开始胡思乱想，特别羡慕陈建功、王安忆、铁凝，这样的文学新秀。躲在自建的小黑屋里，想着当作家的光荣，一整天写不出三百个像样的文字。也是，一个毫无生活阅历的毛头小子，恋爱是啥滋味都没尝过，那里会有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呢？又一个是望洋兴叹故事。“还是跟我一起学摄影吧。”一位同事这样劝我。仔细想想，感觉这事容易：不就是拿着相机满世界的拍照吗，兴许会产生一两张惊人的作品。
首先是相机的选购。每月二十几元的收入，名贵的‘单反’想都不敢去想；大盒子‘红梅120’倒是便宜，80元一台，感觉有点跌份；最后终于豁出120元血本，买了一台酷似进口，但绝不是进口的‘海鸥205’。哪知投入刚刚开始，放大机、上光机、胶卷、相纸、显影粉接踵而来，那样都要钱。但是不管怎样，第一张照片冲洗出来，我还是兴奋的睡不好觉。
说来也巧，出版局团委，举办摄影培训，更增添了我的勇气。每周两次，吃过晚饭，骑上“飞鸽”就往人美出版社跑。学员都是和我一般大的青年，但人家的“设备”实在叫我害羞，一水的“单反”镜头长的惊人，据说也有“猫眼”心想：“专业的就是牛逼！”只好把自己的相机藏在包里，专心琢磨老师，一字不拉地笔记。什么镜头呀、结构呀、光圈、景深、主题等等，糊里糊涂记了一大本子。
课程两个部分。李老师讲“技术”著名摄影评论家荻原沧讲“技巧”这人我至今无法忘掉，一个矮小而又单薄老头，满腔的激情，嗓门高的出奇；兴奋的表情不亚于希特勒的狂热。他说：“要想成为摄影家，首先要成为诗人！要有诗人的眼光，激情，和智慧；要像诗人那样——在平凡之中发现不平凡的美！因此，手法、构图、用光“主题”最重要！你们必须。”当时觉得可笑：既然能做诗人，何必要做摄影家呢？
单身的生活也挺快乐。每逢休假，单位的“影友”凑在一起去拍照。周一开始计划，周六做好准备。周日天还未亮，七八个人早已骑上单车奔向城外，就像打鬼子的游击队似的。我们热衷寻觅偏僻的名胜，较远到过大兴的团河行宫、房山的云居寺、海淀的大觉寺，甚至还跑到西山脚下的瑞云俺——考察“尼姑”的生活；当然，较近的地方，像大保台汉墓、卢沟晓月、圆明园等地，一年四季数不清要探望几次。到达景点，端起相机，横七竖八，一个劲的猛照；据说一盒胶卷之中能有一张“成功”的就不错。累了，哥几个取出自带的食品，围坐在一起开斋。无限的风光、优良的胃口、众多的菜品，伴着高举的美酒，真是无比的畅快。夜晚赶回家中，迫不及待地冲入“暗房”次日拿着“片子”到单位，大家相互比对，赞扬，或者嘲笑，然后筹划下一步的行动，感觉特有意思。偶尔发现一两张得意的作品，偷偷寄给报社，却始终不见回音，好像石头抛向大海。
比较有趣的一次，是拍摄火烧圆明园。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太阳眼看就要落山，我们从遥远的凤凰岭赶回这里，已是又饿又累；来到“大水法”前，忙着支好三角架，先把被烧的景物摄入照相机内，焦急地等待夜晚来临后的二次曝光。老实说，圆明园是我年轻时的迷恋，它占据我那时不少的时光。我热爱这里的偏僻、荒野和幽静。每一个精美的残埃，都让联想起古人双手的智慧；落日下的荷塘，又让我可以触摸朱自清的“月色”
夜来得太慢！蚊子开始围攻上来，疯狂地闯入你的衣裤，吃你。尽快逃避这幻想带来的灾难吧！我们不停地蹦跳起来，自嘲的大笑，仿佛一群疯狂的痴人。拍摄时刻，快门开启，七八只闪光灯围绕着“大水法”齐闪，仿佛燃烧的火焰。“总算完活了！”一个哥们悲哀地说。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家，可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摄影也有风险，传说有位大师，为了选择最好的角度，不惧艰险，不慎断送生命。今日中国杂志社的编辑晓砷，知道我爱摄影，热情邀我给该社帮忙，甚至还为我准备了“临时记者证”又激起了我的梦想。开头情况还好，拍出的照片果然在刊物上发表，稿酬虽然不济，抵不过投入的十分之一；按现代人的说法，这也算是“风险”可当时还是心潮澎湃。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却把我吓的不轻。社里计划歌颂地铁发展，约我搞张“火热”的片子。在西单工地考察了一周，现场全都用铁板围住；感觉最好采用“偷拍”而且要在傍晚，因为那时的光线最美，施工也很热烈。选择好角度，正要按下快门，身后突然有人高喊：“住手！干什么的？”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个带着袖标的保卫，急忙拿出“记者证”说明情况。“你不知道这是国家的保密工程吗？”那人更加严肃“这里是严禁拍照的！谁知道你是不是坏人？走，跟我走！”就把我带到一间小黑屋里。“有工作证吗？”那人继续提问。“有，”我又把工作证递给了他。审讯了半天，那人最后说：“这样吧，你先回去。记者证、工作证、胶卷我们扣留，等我们调查清楚后处理。”我心惊胆战地等待判决。几天以后，单位人事处长喊我过去，出版社的社长也在那里，安慰我说没事。那社长还鼓励要再接再厉呢！我想：谁知道我这几日的煎熬？打那以后，我的热情巨减，就好像总有一盆凉水顶在头上。
后来？你可能也想知道后来。后来，我安静了许多，一门心思投入“卑微”的工作，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单位让我脱产去上大学，要我从一个普通的工人，晋升为组长，科长，处长。正是这平凡工作，改变就了我“多梦”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