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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荒凉的南宫迎来了新的主人——太上皇朱祁镇和他的妻子钱皇后，说他们是主人也并不贴切，因为事实上，他们都是当今皇帝朱祁钰的囚徒。
朱祁钰对这个意外归来的哥哥有着极大的戒心和敌意，虽然朱祁镇已经众叛亲离，失去所有的一切，只想过几天舒坦日子，朱祁钰却连自己哥哥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也不愿意满足。
景泰元年（1450）十二月，胡濙上书要求带领百官在明年元旦于延安门朝拜太上皇朱祁镇，希望得到朱祁钰的批准。
朱祁钰的答复是不行。
然后他还追加了一条：“今后所有节日庆典都不要朝拜（今后正旦庆节皆免行）！”
为了确实搞好生活服务和安全保卫工作，他还特意挑选了一些对朱祁镇不满的宦官来服侍这位太上皇，派出锦衣卫把南宫内外严密包围。同时，朱祁钰也周到地考虑到了环境噪音问题，为了让自己的哥哥能够不受打扰地生活，他命令不许放任何人进去看望朱祁镇，他的所有生活必需品都由外界定期定时送入。
王直、胡濙曾来此看望朱祁镇，被这些忠实的保卫者挡了回去。他们这才意识到，这位所谓的太上皇实际上只是一个囚犯。
朱祁钰把事情做绝了。
他虽然迫于压力，没有杀掉自己的哥哥，但也做了几乎所有不该做的事情，给他的哥哥判了一个终身监禁。
那个原本和气亲善的好弟弟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六亲不认、心如铁石的陌生人，这虽然是悲剧，却也是皇权游戏的必然规则。
住在里面的朱祁镇反倒是十分平静，对他而言，活下来就已经很满足了，他老老实实地过着弟弟给自己安排的囚徒生活，从来也不闹事，唯一的问题在于朱祁钰割断了他和外界的联系，甚至连他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也不能保证。
朱祁镇并没有去向朱祁钰提出要求，因为他知道，就算提也是没有用的，可是他又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无奈之下，钱皇后只能像普通民妇一样，自己动手做手工活，托人拿出去换点吃穿用品（钱后日以针线出贸，以供御食）。
只要不是黑牢，即使是囚犯，吃饭也应该不是个问题，逢年过节加个餐，没事还能出去放放风透透气，可是朱祁镇连这种基本待遇都没有，他每天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抬头看天，和自己的妻子说说话。
所谓的太上皇沦落到这个地步，也算是千古奇闻。
可就是这样的生活，他的好弟弟也不愿意让他过下去。
南宫没有纳凉的场所，所以每逢盛夏，朱祁镇只能靠在树荫下乘凉，这也算是他唯一的一点可怜的奢侈享乐。
不久后一天，他如往常一样，准备靠在树下避暑，却惊奇地发现，周围的大树已不见了踪影，他询问左右，才知道这是他的好弟弟所为。
他苦笑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说，便回到了酷热的住所。
他已经失去了一切，现在连自己的一片树荫也保不住。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朱祁钰之所以要砍掉那些树，是因为大臣高平对他说，南宫的树木太多，便于隐藏奸细。这一说法正好合乎朱祁钰的心意，他立刻下令砍掉南宫的所有树木，以便监视。至于朱祁镇先生的树荫，当然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朱祁镇终于明白，他的好弟弟是一个比也先更为可怕的敌人，也先虽然文化不高，行为粗鲁，但还算是个比较讲义气的人，说话算数，而自己的这个好弟弟却为了巩固皇位，一心一意要把自己这个已经失去一切的人往死里逼。
朱祁钰，你太过分了！
但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继续这么过下去，毕竟能活一天就是一天。
所以他默默地忍受了下来，依然以他诚恳真挚的态度去对待他身边的人，慢慢地，那些被安排来监视他的人也被他的真诚和处变不惊打动，成为了他的朋友。
这其中有一个人叫做阮浪。
阮浪是个比较忠厚的宦官，他永乐年间进宫，不会拍马屁，也不搞投机，只是老老实实地过他的日子，在宫内待了四十年，却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少监而已，没人瞧得起他，这次他被派来服侍朱祁镇，也是因为这份工作没有人愿意做。
朱祁镇倒是如获至宝，他平日也没事，正好可以和这个他从小就认识的老太监聊聊天，有一次聊得开心，他便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金绣袋和一把镀金刀（注意，是镀金的）送给阮浪。
此时的朱祁镇已经身无长物，这些所谓的礼物已经是他身上为数不多的值钱的东西，由此可见朱祁镇确实是个诚恳待人的人。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金绣袋和那把不值钱的刀送掉了阮浪的命。
阮浪是个比较随意的人，全然没有想到这其中蕴藏着极大的风险，他收了这两件东西，觉得没有什么用，便又送给了他的朋友王瑶。
这个王瑶和阮浪一样，只是个小官，他想也没想就收下了。如果事情就此了结倒也没什么问题，偏偏这个王瑶又有个叫卢忠的朋友，他时常也会把这两样东西拿出来给卢忠看。
卢忠是王瑶的朋友，王瑶却不是卢忠的朋友。
卢忠是锦衣卫，当他看到这两件东西的时候，其特务本能立刻告诉了他，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于是他勾结自己的同事锦衣卫李善，去向朱祁钰告密，罪名是阴谋复辟。根据就是绣袋和金刀，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两件东西是朱祁镇收买阮浪和王瑶的铁证。
朱祁钰终于找到了借口，他立刻采取了行动。
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王瑶和阮浪被抓进了监狱，严刑拷打，酷刑折磨，只为了从他们口中得到一句话——朱祁镇有复辟的企图。
卢忠亲自参加了拷打和审讯，并威胁如果供出所谓阴谋，就放了他们，因为卢忠认为即使本无此事，阮王二人也会为了自保，供出点什么。可事实告诉他，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那么无耻。
阮浪和王瑶虽然官不大，却很有骨气，受尽折磨也不吐一个字，直到最后被押送刑场处决，他们也没有诬陷过朱祁镇。
朱祁钰的企图落空了，卢忠的升官梦也破灭了，阮浪和王瑶虽然人微言轻，其行为却堪称顶天立地，光明磊落。
朱祁镇又一次从悬崖边被拉了回来。
而当他得知那个和蔼的老宦官已被自己的弟弟杀害，再也不能和他聊天的时候，他已经明白，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没有弃权这一说法，只有胜利者，才有活下去的资格！
朱祁钰的绝妙计划
朱祁钰越来越不安了，自从他的好哥哥意外归来后，他一直都处于担惊受怕的精神状态之中，他已经习惯了被人称为皇上，已经习惯了文武百官向自己朝拜，他害怕自己已经得到的一切再次失去，所以他囚禁自己的哥哥，并寻找一切足以置其于死地的机会。
金刀案的发生，更加深了他的这种恐惧，自此之后，他的行为越来越偏激，越来越过分。
为了斩草除根，免除后患，朱祁钰已经打定主意，就算不杀掉朱祁镇，也要废掉他的儿子，当时的皇太子朱见深，把帝国未来的继承人换成自己的儿子朱见济。
是的，只有这样，我才能安心在这张龙椅上坐下去。
可这件事情不是一般的难，因为早在朱祁钰被临时推为皇帝之前，老谋深算的孙太后早已立了朱见深为太子，并言明将来一定要由朱见深继承皇位，当时朱祁钰本人也是同意了的。虽说朱祁钰本人可以翻脸不认账，但他眼前还有一道难关必须要克服，那就是得到大臣们的支持。
可是自古以来，废
太子之类的事情都是不怎么得人心的，要大臣们支持自己，谈何容易！他苦苦思索着方法，却始终不得要领，正在这时，他的亲信太监兴安为他出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
不久之后的一天，朱祁钰召集内阁成员开会，当时的内阁成员共六人，分别是首辅陈循、次辅高穀、阁员商辂、江渊、王一宁、萧鎡，这六个人就是当时文官集团的头目。
他们进宫拜见朱祁钰，行礼完毕后，等着听皇帝陛下有什么吩咐，可是等了半天，坐在上面的这位仁兄却始终一言不发。
过了好一会儿，皇帝陛下终于支支吾吾地说话了，可讲的内容都是些如你们工作干得好、辛苦了之类的话。
这六位大臣都是官场中久经考验的人物，个个老奸巨猾，一听朱祁钰的口气，就明白这位皇帝有很重要的话要说。他们面带笑容，嘴上说着不敢不敢，脑子里却在紧张地盘算着。作好了应对的准备。
可朱祁钰说完这些套话后，竟然宣布散会，搞得他们都摸不着头脑，难不成这位皇上染了风寒，神志不清，说两句废话，存心拿自己开涮？
但不久之后，他们就知道了答案，散会后兴安分别找到了他们，给他们每个人送钱。具体数额是：首辅陈循、次辅高穀每人一百两银子，其余四位阁员每人五十两银子。
只要具备基本的社会学常识，你应该已经猜到那位太监兴安给皇帝陛下出的“好主意”就是行贿。
皇帝向大臣行贿，可谓是空前绝后，而行贿的数额也实在让人啼笑皆非，竟然只有一百两！
这就是兴安先生尽心竭力想到的好办法，千古之下，仍让人匪夷所思，感叹良久。看来小时候好好读书实在重要，这样将来即使做太监也能做个有文化有见识的太监。
这六位仁兄拿着这点银子，着实是哭笑不得。虽然明朝工资低，但这些重臣们自然有各种各样的计划外收入，怎么会把这点钱放在眼里。但他们明白，别的钱可以不收，这笔钱不能不要，这可不是讲廉洁的时候，不收就是不给皇帝面子。
收下了钱，他们得知了皇帝的意图：改立太子。
不管是谁的钱，收下了钱，就要帮人办事，这条原则始终都是适用的，更何况是皇帝的钱，六位大臣就算再吃黑也不敢黑皇帝陛下，于是他们纷纷表示同意，并建议马上再立太子。
兴安搞定了这六位大人，便继续在群臣中活动，具体说来就是送钱，当然数额和之前差不多。出乎他意料的是，事情竟然十分顺利，群臣纷纷收下了钱，同意了改立太子的倡议。这自然不是因为收了那点钱的缘故，只是大家都知道朱祁钰的目的，不敢去得罪他而已。
倒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装糊涂，吏部尚书王直就发扬了他老牌硬汉的本色。他万没有想到，皇帝竟然出此下策，公然向大臣行贿，所以当别人把他那份钱拿给他时，他拍着桌子，捶胸顿足喊道：“竟然有这种事，我们这些大臣今后怎么有脸见人啊！”
有没有脸见人都好，反正事情最终还是办成了。景泰三年（1452）五月，朱祁镇的最后希望——皇太子朱见深被废，朱祁钰之子朱见济继任太子。在朱祁钰看来，千秋万世，就此定局。
但他想不到的是，就在他风光无限的时候，一股潜流也正在暗中活动，而这股潜流的核心是一个满怀仇恨和抱负的人。
八月十八日，另一个人的命运
让我们回到四年前的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八日，就在那一天，于谦挺身而出，承担了挽救帝国的重任，为万人推崇，并从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最为光辉的历程。
但就在那一天，另一个人的命运也被彻底改变。
“而今天命已去，唯有南迁可以避祸。”
这就是那一天徐珵的发言，接下来他得到的回应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建议南迁之人，该杀！”
这两句话就此决定了于谦和徐珵的命运，于谦在众人的一致称赞推举下成为北京城的保卫者，荣耀无比。
而徐珵得到的是太监金英的训斥：“滚出去（叱出之）！”
然后，他在众人的鄙视和嘲笑中，踉踉跄跄地退出了大殿。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竟然会因为这句话被群臣耻笑，被看做贪生怕死的小人。
他很明白，自己的政治前途就此终结了。
其实很多人都想逃走，我不过是说出了他们心底的话，为何只归罪于我一个人？
受到于谦的训斥，被众人冷眼相待的徐珵失魂落魄地离开宫殿，向自己家走去。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
可他想不到的是，还没等他到家，另一个打击又即将降临到他的身上。
因为当他走到左掖门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江渊。
江渊是徐珵的朋友，也是他的同事，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二人平时关系很好，而江渊见到徐珵如此狼狈，便关心地问他出了什么事。
徐珵十分感动，哭丧着脸说道：“我建议南迁，不合上意，才落得这个地步（以吾议南迁不合也）。”
江渊好声安慰了徐珵，让他先回家去好好休息，凡事必有转机，自己也会帮他说话的。
然后，江渊在徐珵感激的目光中走进了大殿，他朝见朱祁钰后，便以洪亮的声音，大义凛然地说道：“南迁决不可行，唯有固守一途耳！”
几个月后，江渊被任命为刑部侍郎、文渊阁大学士，成为朱祁钰的重臣。
这真是精彩的一幕。
徐珵绝望了，并不只是对自己的仕途绝望，也对人心绝望。当时无数的人都在谈论着逃跑，而自己的这套理论也很受支持，可当自己被训斥时，却没有一个人帮自己说话，那些原本贪生怕死的人一下子都变成了主战派，转过来骂自己苟且偷生，动摇军心。
这出人意料的戏剧性变化给徐珵上了生动的一课，也让他认识到了世态炎凉的真意。
这之后，每天上朝时，很多人都会在暗地里对他指指点点，嘲讽地说道：“这不就是那个建议南迁的胆小鬼吗？”而某些脾气大的大臣更是当着他的面给他难堪。
这些侮辱对于一个饱读诗书，把名誉看得高于一切的读书人而言，比死亡更让人难以忍受。
但徐珵每天就在这样的冷遇和侮辱中按时上班上朝，因为他要活下去，生活也要继续下去，不上班就没有俸禄，也养不活老婆孩子。
窝囊地活着总比悲壮地死去要好，这就是徐珵的人生哲学。
人生中最难承受的并不是忍，而是等。
徐珵坚持下来，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工作成绩终归会被人们所接受，自己总有翻身的那一天。可是事实又一次让他失望了。他工作成绩很好，可总是得不到提升，无奈之下，他只好去求自己的仇人于谦。
于谦确实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并没有因为徐珵建议南迁就不理睬他，而是主动向朱祁钰推荐此人，可是朱祁钰一听到徐珵的名字就说了一句重话：“你说的不就是那个主张南迁的徐珵吗，这个人品行太差，不要管他。”
于谦没有办法，只能就此作罢。而徐珵并不知道这一切，他误以为这是于谦从中作梗。从此在他的心中，一颗复仇的火种已经播下萌芽。
被人侮辱和嘲讽，辛勤工作也得不到任何回报，只是因为当时说错了一句话，对于徐珵来说，这确实是不公平的。
他想改变自己的窘境，却又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冥思苦想之下，他竟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改名字。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难道你换个马
甲就不认识你了吗？
可是在当年，情况确实如此。毕竟皇帝陛下日理万机，徐珵改名字也不用通知他，更不用通告全国，到户籍地派出所备案，而只要到吏部说明一下就行。到提交升迁的时候，皇帝陛下也只是大略看一下名单而已，绝对不会深究有没有人改过名字。徐珵抓住了这个空子，将他的名字改成了徐有贞。
瞒天过海后，徐有贞果然等来了机会，他被外派山东为官。徐有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且具有很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外派几年干得很好，之后凭借着自己的功绩被提升为左副都御史。
对此我曾有一个疑问，因为左副都御史是都察院的第三号人物，有上朝的权力，也是皇帝经常要见的人，那朱祁钰为什么会认不出这所谓的徐有贞就是徐珵呢？
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想来是皇帝陛下太忙了，早已不记得徐珵的模样了。
无论如何，徐有贞的人生终于有了转机，但在他的心中，一刻也没有忘记过自己所受的侮辱和讽刺，他在静静地等待。
等待着复仇机会的到来。
疯狂的朱祁钰
朱祁钰得偿所愿，立了自己的儿子为皇位继承人，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在这场皇位归属的斗争中，他获得了胜利。
可是这场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年（景泰四年，公元1453）十一月，朱祁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儿子，帝国的未来继承者朱见济去世了。
这下问题麻烦了，儿子死了倒没什么，问题在于朱祁钰只有这一个儿子，到哪里再去找一个皇位继承人呢？
而更为麻烦的还在后头，很多大臣本来就对朱见深被废掉不满，便趁此机会要求复立，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反正你也没有儿子了，不如另外立一个吧。
可是朱祁钰不这么想，他已经和朱祁镇撕破了脸，要是复立他的儿子为太子，将来反攻倒算，置自己于何地！
可问题是太子是一定要立的，偏偏自己又不争气，生不出儿子。这儿子可不是说生就能生的，就算你是皇帝，这种事情也不能随心所欲。
一来二去，朱祁钰急眼了，加上由于国事操劳，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想到将来前途难料，他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疑心也越来越重。
可是破屋偏逢连夜雨，怕什么来什么，不久之后，两个大臣的公然上书最终掀起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暴。
这两个大臣一个是御史钟同，另一个是郎中章纶。这二位仁兄职务不高，胆子却不小，他们各写了一封奏折，要求复立朱见深。其实这个说法很早就有，朱祁钰也读过类似的奏折，就算不批准，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坏事就坏在此二人的那两份奏折上。
这二位仁兄的奏折有什么问题呢，摘抄如下：
先看钟同的：“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太子薨逝，遂知天命有在。”
这句话如果用现代话说得直白一点，可以这样解释：老子的天下应该传给儿子，现在你的儿子死了，这是天命所在，老天开眼啊。
而章纶先生的更为厉害，他不但要求复立，还要朱祁钰逢年过节去向朱祁镇请安，中间还有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上皇君临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
这句话的意思就不用解释了，地球人都知道。
说话就好好说话嘛，可这二位的奏折一个讽刺皇帝死了儿子是活该，另一个更是提醒皇帝注意自己的身份。把皇帝不当外人，也真算是活腻了。
后果也不出意料，朱祁钰看过之后，暴跳如雷。当时天色已晚，朝廷也都已经下班了，按规矩，有什么事情应该第二天再说，可是朱祁钰竟然愤怒难当，连夜写了逮捕令，从皇宫门缝递了出去（这一传送方式紧急时刻方才使用），让锦衣卫连夜抓捕二人。
此两人被捕后，被严刑拷打，锦衣卫要他们说出和南宫的关系以及何人指使，想利用这件事情把朱祁镇一并解决，但这二人很有骨气，颇有点打死我也不说的气势，一个字也不吐。
这两个人的被捕不但没有消除要求复立的声音，反而引起了一场更大的风潮，史称“复储之议”。一时间，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复立，朝廷内外人声鼎沸，甚至某些外地的地方官也上书凑热闹。
朱祁钰万没想到，事情会越闹越大，他已经失去了儿子，现在连自己的皇位也受到了威胁，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他的情绪已经近乎疯狂。
为了打压这股风潮，他动用了老祖宗朱元璋留下的传家之宝——廷杖。
他使用廷杖的原则也很简单，但凡说起复储的人，一个也不放过，个个都打！
一时之间，皇城之前廷杖此起彼落，血肉横飞，惨叫连连，应接不暇，大臣们人人自危，这股风潮才算过去。
当时复储的大臣几乎都被打过，而这其中最为倒霉的是一个叫廖庄的官员，他的经历可谓是绝无仅有。
廖庄不是京官，他的职务是南京大理寺卿，在景泰五年（1454），他也凑了回热闹，上书要求复储，不知为什么，后来追查人数打屁股时竟然把他漏了过去，由于他也不在北京，就没有再追究了。
一年后，他的母亲死了，按照规定，他要进京入宫朝见，然后拿勘合回家守孝，这位仁兄本来准备进宫磕了头，报出自己的姓名，然后就立马走人，没有想到朱祁钰竟然把他叫住了：
“你就是廖庄？”
廖庄顿感荣幸，他万没想到皇帝还记得自己这个小人物，忙不迭地回答道：“臣就是廖庄。”
朱祁钰也没跟他废话，直接就对锦衣卫下令：
“拖下去，打八十杖！”
廖庄目瞪口呆，他这才想起一年前自己凑过一次热闹。
朱祁钰不但打了他，也给他省了回家的路费，直接给他派了个新差事，任命他为偏远地区定羌驿站的驿丞（类似官方招待所的所长，是苦差事）。
打完了廖庄，朱祁钰猛然想起这件事情的两个罪魁祸首钟同和章纶，便询问手下人这两个人的去向，得知他们还关在牢里后，朱祁钰一不做二不休，决定来个周年庆祝，连这两个人一起打。
为了表现他们的首犯身份，朱祁钰别出心裁，他觉得锦衣卫的行刑杖太小，不够气派，便积极开动脑筋，自己设计了两根大家伙（巨杖）。专程派人送到狱里去并特别交代：“这两根专门用来打他们，别弄错了！”
说实话，那两根特别设计的巨杖到底有多大，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这一顿板子下来，那位钟同先生就去见了阎王，而章纶估计身体要好一些，竟然挺了过来，但也被打残。
朱祁钰这种近乎疯狂的举动震惊了朝野内外，从此没有人再敢提复储一事。
朱祁钰本不是暴君，就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和他的哥哥相敬如宾，感情融洽，但皇权的诱惑将他一步步推向黑暗，他变得自私、冷酷、多疑、残忍。囚禁自己的哥哥，废黜自己的侄子，打死反对他的大臣，谁敢挡他的路，他就要谁的命。
但他的这些举动并没有换来权力的巩固，不断有人反对他的行为，他唯一的儿子也死去了，却没有人同情他，那些大臣们只关心下一个主子是谁，而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撑不了多久了，他很明白，一旦自己死去，朱见深很有可能继位，而朱祁镇也会再次出山，清算自己的所作所为。为了权力他六亲不认，做了很多错事，可事到如今却回天乏术，欲罢不能，面对着隐藏的危险和潜流，他唯有以更加残忍和强暴的方式来压制。
权力最终让他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