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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乾隆年间文士蒋士铨所写的“鸣机夜课图”记，是一篇歌颂母亲功德的著名散文。作者从母亲的相夫、教子、事亲、为人、处事等方面颂扬了母亲的高尚品格和操。
作者刻画的物形象活脱，可说是形神兼备，以微不足道的小事彰显出凡人——母亲的伟大！全篇以事显德、以口颂德、寓理于事的写作技巧令人佩服！
母亲钟氏“出南昌名族，幼与诸兄从先外祖滋生公读书，十八归先府君”点明母亲是出于南昌有名望的家族，从小受封建礼教的熏染，十八岁就嫁与父亲为妻。
在父亲面前，她是“贤妻”由于父亲“任侠好客，乐施与”致使“囊箧萧然”为了成全父亲，母亲毫不犹豫地（脱簪珥，治酒浆）把自己的首饰卖掉，换回酒浆，使“盘罍间未尝有俭色”委曲求全，为自己的丈夫顾全脸面。作者出生后，家境日益衰落，即使是“历困苦穷乏人所不能堪者，吾母怡然无愁蹙状”难怪亲戚和同族人，争着夸她贤惠（“戚党人争贤之”）。当父亲计划出游时，作为妻子的母亲为支持丈夫的事业，带着幼小的儿子寄食外祖家，并承担教育孩子的义务。母亲相夫并不是无原则地“顺从”当丈夫有过时“必正色婉言规，或怒不听，则屏息，俟怒少解，复力争之，听而后止。”丈夫逝世，她痛不欲生“哭而濒死者十余次，自为文祭之，凡百余言，朴婉沉痛，闻者无亲疏老幼，皆呜咽失声。
在外祖父母面前，她是孝女。她为自己的父亲的诗作指疵，以增加外祖父的酒兴“母每指一字，先外祖则满引一觥；数指之后，乃陶然捋须大笑，举觞自呼曰：‘不意阿丈乃有此女！’”外祖母病且笃，她亲侍汤饮食“历四十昼夜，无倦容”；外祖母辞世“母哀毁骨立，水浆不入口者七日”
在作者面前，母亲是启蒙导师兼良母。自作者四龄起，母亲就教其读书识字，六龄则执笔学书，九龄又受以礼记、周易、毛诗，并录唐宋人诗。母亲不仅根据各年龄阶段改变教学内容，还采取了不同的教学方式。四龄时“用竹枝合而字，既识，即拆去。训十字，明日，令铨持竹丝合所识字，无误乃已。”授句读时，儿怠，则少加夏楚。九龄时，要求授书成诵。十龄，则“令跪读至熟乃已”
当儿子应童子试归船山时，她“略无离别可怜之色”儿子到京师参加会试，她“念儿辄有诗”可又怕儿子看后会分散精力，影响考试，故“未一寄也”思子之情，深藏于心。
作为“严师”的母亲，在生活中又体现“慈母”的温暖。为了伴儿读书“至夜分寒甚，母坐于床，拥被覆双足，解衣以胸温儿背，共铨朗诵之；读倦，睡母怀，俄而母摇铨曰：‘可以醒矣！’铨张目视面，泪方纵横落，铨亦泣。少间，复令读；鸡鸣，卧焉。”当母亲得病时，仍想着儿子的学业，只要“儿能背诵所读之书，斯解也”“由是母有病，铨即持书诵于侧，而病辄能愈。”
正是有这样一位慈祥的严师，蒋士铨才得以才。
母亲在为人处事上，也堪称典范。在大荒之年，数口之家安全度荒，连小奴也无褴褛状，全靠母亲“纂绣组织，凡所为女工”出身名门的母亲，在优裕的生活中长大，在艰苦的环境中与困苦穷乏人家一样，做女红以维持生计，实在是难能可贵了。母亲待儿媳如亲女，全然没有传统的婆媳之间的矛盾“训以纺绩纴事，一如教儿时”
从母亲的为人处事教子中，还可以看出母亲多才多艺。对名门的外祖父的诗作，亲居然能指其疵，借外祖父之口“不意阿丈乃有此女”而赞颂母亲的才学深渊。母亲对礼记、周易、毛诗、唐宋诗都学得很深透。否则，何以教子？！母亲的手工艺术也不错，那些“纂绣组织”品“小奴携于市”后“人辄争购之”即使母亲教儿读书时“组绣纺绩之具，毕置左右；膝置书，令铨坐膝下读之。手任操作，授句读”可见，母亲不仅勤劳，而且对组带、刺绣、绩麻、纺纱之技全会。
更使人敬仰的是，己巳年间，作者请画师为母亲写小像时（当时没有照相设备），母亲先是不为，后经作者再三请求，才答应。当问母志未得致，请寄斯图时，母曰：“苛吾儿及新能习于勤，不亦可乎？鸣机夜课，老之愿足矣，乐何有焉！”其实，当时的蒋士铨已中举并任内阁中书两年。仅凭这一点，母亲完全可以享清福了。但她仍然保持勤俭的高尚操，鸣机夜课，坚持劳作！
尽管蒋士铨笔下的母亲形象带有封建时代的局限，可其勤劳、节俭、严于律己和育人的风格至今仍值得赞颂。
蒋士铨笔下的母亲形象，又何尝不是中华女性的真实写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