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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一篇有关万科老总王石的文章：王石登山：是“精神领袖”还是“不务正业”，文中提到，王石把自己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登山、跳伞，玩极限运动，引起不少人的非议，说他这是不务正业，缺乏职业道德，对股东和股民不负责任。
不知哪位哲人说过，世上最容易的事是自己亲自去做，最难的事是通过别人去做。对于两种不同的做事方法，人们似乎对前者评价更高。“事必躬亲”在许多人眼里是一个褒义词，因为在他们看来，能够“事必躬亲”的人就是身先士卒的人，就是富有责任心的人，因而就是一个优秀的人。与此相反，万科老总王石不仅没有做总经理的事，还把自己作为董事长的一些事授权给了总经理，以便于自己从事登山探险之类的爱好。在“事必躬亲”方面，王石实在是一个反面典型，引起非议便不难理解。但在笔者看来，王石却以自己的另类行为为业界老总们树立了一个标杆，因为他做了一件国内老总们普遍做不到的最难的事：通过别人来为自己（当然也包括其它股东）做事，而且还能让别人把事情做好。他在国内企业普遍盛行“人治”的时候，却提早实现了企业的“法治”使自己能够从企业“走出来”做这样的事并不比他登顶珠峰更容易，而他一年能有那么多时间逍遥，无疑是对他完成这一绝难之事的丰厚回报。
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就忽然想到：何不写篇文章，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一下“事必躬亲”这种行为。因为，尽管在许多企业老板的头脑里，可能模模糊糊地知道“事必躬亲”的危害，却不一定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知道自己一天忙得团团转，却不一定知道忙本身就是他忙得团团转的根源；他们知道“将熊熊一窝”的道理，却不一定知道事必躬亲也能“熊一窝”因此，笔者决定以那些成天忙得团团转，没有他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老板们为“靶子”来分析一番，一来为那些习惯于什么事都大包大揽的父母们，为那些麻雀虽小，五脏却总想俱全的企业们等等之类的人与组织提供一篇供借鉴与反省的剖析资料，二来也可使学了多年的一点经济学知识有些用武之地。但愿不是用错了地方。
王石称：“创业到一定程度仍不能脱身的人，有两个原因：一是心态问题，就是不想出来；二是能力问题，就是出不来，一离开企业就乱了。”在笔者看来“出不来”倒很可能是“不想出来”的结果之一，另一个结果是导致企业各级管理者“不守本分”作用无从充分发挥，企业经营成本加大。为什么这样说，听我慢慢道来。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里，任何商品都是有价格的，而价格是价值的体现。在企业里，各级管理者及其员工的工资、亦即劳动力价格即是其劳动力价值的体现。不同的工作岗位，具有不同的工资水平，这种工资水平上的差异实质体现的是不同性质工作所具有的不同价值。企业之所以给张三二十万年薪而只给李四两万元年薪，是因为对企业而言，一些相对更具有价值的工作张三能做好而李四做不好。企业把张三放在某个职位上，是让张三做其下属做不好的那些更具价值的工作而不是那些张三能做好李四同样也能做好的那些价值相对较低的工作。如果张三弱化自己的职责，拿出相当的精力去做李四能够做好的那些工作，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里，我们需要引入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就是为了得到某种东西所必须放弃的东西。设想一名企业职员年有效工作日为全年天数减去双休日，即：365－54x2＝257天。那么对于一名年薪为20万元的管理者而言，其日平均工资为：200000元/257天＝778元/天。对于一名年薪为两万元的员工来说，其日平均工资为：20000元/257天＝77。8元/天。如果这名管理者花一天时间来做这名员工同样能够做好的工作，他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将是778元，而其收益仅为77。8元。成本与收益相减，总收益为负值700元。再设想一下，如果这名管理者是企业老板，其年收入远远高于20万元，与下属的工资差别要大得多，那么他付出的机会成本也将会大得多，总收益也相应地会变为更大的负值。
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老板的越俎代疱，其下属可能无所事事，也可能再去做自己下属的工作，显然又增大了成本。更何况，这种“事必躬亲”的行为还破坏了企业科学的职责权限划分，极易形成双重指挥的混乱局面，同时降低各级人员工作的挑战性，使各级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受到压制。
也许作为企业老板的你会为自己辩解：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需要我履行的职责我仍然在做呀！这种辩解是说不通的，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你在一些工作上花费了精力，在另一些工作上一定是要少花费精力的，哪怕你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睡觉也不例外。最高领导的主要职责是什么？毛主席说：一是定路线，二是用干部。具体到企业，就是定战略与用人两件事。如果你在其它非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上花费了过多的精力，你在最重要的两件事——战略决策与用人方面做得就往往不如全力以赴那样深思熟虑、科学有效。所以1979年尼克松来访中国，会见毛主席的时候，要谈具体的外交问题。毛主席大手一挥：“这个问题让恩来去谈，我只与你谈哲学问题。”可见毛主席是很善于把握自己的“职责”的，要不然，这么大一个国家，凡事都要自己过问，还不累死？
以上的分析中，我们暗含了一个假定，那就是：企业老板能够做好属下的工作。但事实上，正如韩愈所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相当多的企业老板可能只是个帅才，在多数情况下是做不好下属的一些具体工作的。原因之一是全才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只是在某一、两个方面具有优势。也许你像比尔盖茨一样是个天才，在具备超凡的管理才能的同时，还精通某些领域的专业知识，但你无法精通涉及企业工作的所有领域的专业知识。就像毛主席是个伟人，能文能武，但在具体的外交谈判方面就不一定胜过周恩来总理一样。如果毛主席一定要做，也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但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企业里，都是成本大于收益的事。
更深入地谈论这个问题，还需要引入经济学上的另一个概念——比较优势。经济学理论已经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当中，一个人只有从事相对于自己（注意：不是相对于别人）各种劳动中最具优势的劳动，并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拿到市场上交换，他得到的收益将会最大。两个以上的人这样做，彼此交换劳动成果，实现的将是双赢以至多赢。具体到一家企业，企业中的每个人只有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优势，企业所获得的总收益才能最大化。如果企业老板自身的职责契合其自身最大的优势，而他自己却偏偏要去做下属职责范围内的事，势必抑制了下属个人优势的发挥，而老板自己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其结果必然是成本的增加与收益的减少。即使老板做下属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会比下属做得更好，也不会使成本的增加小于收益。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特点：哪怕一个人无论在哪方面能力都比另一个人差，如果这两个人都发挥了相对于其自身来说是最大的优势，他们通过分工合作所完成的劳动成果，总收益将会最大。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企业强调分工，强调团队精神的道理所在。美国通用公司ceo杰克威尔奇在开始致力于让电子商务成为通用公司的基因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不会使用电脑的人。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他发挥了自己战略决策方面的最大优势，具体的工作让懂技术的人去做，同样体现了收益的最大化。
在以上的分析中，笔者指出了“事必躬亲”所导致的收益损失。在笔者看来，这种收益损失只能算得上是直接损失，事实上“事必躬亲”所导致的间接损失可能更大。正如笔者在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出不来”倒很可能是“不想出来”的结果之一。因为从长远来看，一个乐于“事必躬亲”的老板，最初可能就是有“一杆子插到底”的爱好，不想出来，时间长了，导致的后果就是后继乏人，想出来也出不来了。历史上的诸葛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蜀国前中期，可谓人才云集。刘备死后，诸葛亮秉政，其“事必躬亲”的致命弱点便暴露无遗。拿李严来说，在刘备眼中是仅次于诸葛亮的人物。刘备临终时“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督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目的很清楚，刘备是让诸葛亮在成都辅刘禅主政务，让李严屯永安拒吴并主军务。诸葛亮秉政，本应充分发挥好李严等人的作用，然而却是“事无巨细”皆要自己拍板，惹得李严不高兴，两人矛盾日益加深。后诸葛亮以第五次北伐为借口，削了李严的兵权，调汉中负责后勤工作。因运粮事件，诸葛亮抓住了李严的把柄“乃废严为民，徙梓潼郡。”废了李严，诸葛亮就亲自抓起了运粮事宜，耗费了无数精力。五丈原对峙，旷日持久，士兵中有些松懈，确需整顿军纪，本应授权众将管理部属，可诸葛亮却是军中打三十杖以上的事就要他签字，结果搞得自己“食少事烦”忙得没日没夜。司马懿闻后断言：“亮将死矣。”果如其言，不久，诸葛亮就累死在阵前“出师未捷身先死”时年仅54岁。由于诸葛亮事必躬亲，管得太多，总怕手下人做事不如他，有负先帝嘱托，却使得人才得不到锻炼，手下尽出一些谨小慎微、不致出错的人，国家被搞得“蜀中无大将”
“人才有用不好用，奴才好用没有用”是人才，就会有脾气，就希望有意志自由发挥的舞台“事必躬亲”必然会扼杀人才的自主性与创造力，导致人才不是出走，就是浑浑度日，能力退化。这对一个企业来说，不仅是人才的浪费，更使企业面临着后继无人的严峻局面。所以，当一个企业充斥着“管家型”、“守摊型”领导，而老板自己却忙得一天到晚电话不断的时候，老板首先要反思的是自己的做事方式，反思自己是否把主要精力用到了决策与用人方面，而不是简单地把下属做不好的事情拿过来自己去做。
为什么中国的企业里会充斥着乐于“事必躬亲”的老板？也许因为有的老板天生闲不住，爱做具体事儿，见到事情就想掺合一把；也许因为有的老板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严重，喜欢突出个人作用；也许因为中国还缺乏富于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阶层，老板对下属不放心；也许还因为有的老板自身能力不足，担心权力失控，局面不好收拾总之理由可以举出很多，但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通过别人来做事可能是最难的，但往往也是收益最大的，企业要发展壮大，就必须过这一难关，而王石的经验则表明：这样一件最难的事与珠峰登顶遇到的困难一样，是可以克服的。同样，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要想最有效地做事，或者做一番大事业，这一难关也是无论如何不能绕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