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米兰·昆德拉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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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阿格尼丝的父亲五年前去世。再早一年,她先失去了母亲。那时父亲就已经病倒,人人都以为他命在旦夕。那时母亲好端端的,生气勃勃,好像命中注定她还将有漫长而平静的孀居时日。正因为如此,临了撒手而去的竟然是她,而不是父亲,反倒使他局促不安了,仿佛人们会因此而责怪他。“人们”指的是母亲家的人。他的亲戚分散在世界各地,除了在德国的远房表弟,阿格尼丝一个也不曾见过。相反,母亲家的人都住在一个镇上:姊妹呀,兄弟呀,表兄妹呀,还有一大串外甥、侄女们。母亲的父亲是山里的农民,为了孩子而苦了自己一辈子;他让所有的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又让他们舒舒服服地结婚成家。

    母亲与父亲结婚时,显然是爱他的。这也不奇怪,他相貌堂堂,三十岁时已是大学教授,而当时这是很受人尊重的职业。她有这个让人眼热的丈夫,当然高兴,但更使她高兴的是,她可以把他当个宝贝奉献给自己的家里。她按照农村生活的传统,与自己家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可是,阿格尼丝的父亲是个寡言少语、不善交际的人(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生性腼腆,还是别有心事,他的沉默究竟是谦虚还是冷漠也不得而知),于是母亲的这份礼物非但没有能让全家开心,反而令人尴尬。

    岁月流逝,两人年事日高,母亲越来越倾向于娘家。譬如说,父亲总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而她却渴望有人说话,于是她就整日价给她的姊妹、兄弟、表兄妹、甚至侄女们打电话,而且越来越愿意掺和他们的事。现在想来,阿格尼丝觉得母亲的生活画了个圆圈:她迈出自己的小天地,勇敢地同一个全新的世界打交道,但后来却转了回去。她和丈夫、还有两个女儿住一幢花园别墅,一年数次(圣诞节、家人的生日)邀来她所有的亲戚举行家宴庆典;她盘算着待丈夫死后(大家这么等着已颇有时日,甚至都以为他早就大限已过),她的妹妹带外甥女就可以搬过来往。

    但结果是母亲死了,父亲却活着。葬礼后两个星期,阿格尼丝和妹妹劳拉去看他,只见他端坐在一堆扯碎的照片前。劳拉捡起碎片,厉声喊道:“你为什么把妈的照片撕了?”

    阿格尼丝也俯身端详桌上的碎片:它们并不尽是母亲的照片:其中大多数都是他一个人的,有些是他俩的合影或母亲单独的照片。面对两个女儿,父亲始终一言不发,未作任何解释。阿格尼丝对妹妹嘘了一声:“别跟爹嚷!”可是劳拉仍嚷个不停。父亲站起身,走进隔壁房间,姊妹俩第一次争吵起来。第二天劳拉去了巴黎,阿格尼丝仍留在家里。直到此刻父亲才告诉她,他在城里找了一套小公寓,并打算卖掉别墅。这又让她大吃一惊。大家向来以为父亲是个书生,家政全由母亲掌管。他们以为他离了母亲没法活,不仅因为他什么都不会料理,而且,由于他早就把遗嘱托付给了母亲,人们觉得他恐怕连自己还要什么都不知道了。此刻,在母亲死后不几天,他突然义无反顾地决定搬走,阿格尼丝才恍然大悟,他正在执行一项早已制定的计划,他完全知道自己要什么。考虑到他不可能得知他会死于母亲之后,那城里的小公寓只是个梦想而不能成为现实,现在的一切就愈加不可思议了。他和母亲一直居住在这幢别墅里,和她一起在花园散步,招待她的姊妹表亲,好像专心地听他们谈话,可是,他的心却一直在别处,在那套单身公寓里。母亲死后,他不过是迁回那长期梦魂紊绕的居所罢了。

    直到这时阿格尼丝才觉得他有点神秘。他为什么要撕掉照片?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梦想一套单身公寓?又为什么违拗母亲的意愿、不让她妹妹带女儿搬进别墅?按说这更加实用,他的病早晚得请护士照料,而她们至少会比护士更加精心周到。她问他为什么搬家,回答却很简单:“我单独一人要住这么大的屋子干什么?”她不好意思让他接纳母亲的妹妹和她的女儿,因为很清楚,他不愿意那样做。她于是想到,父亲的一生也画了一个圆圈,他也回到了自己的初始。母亲:从家庭到结婚,又回到家庭。他,从孤独到结婚。又回到孤独。

    那还是在母亲去世前几年,他曾大病一场。阿格尼丝请假两周,回来陪伴。但她无法与他单独在=起,母亲总是守着他们。有一次,父亲学校中两个同事来探视。他们问他许多问题,都是母亲一一作答。阿格尼丝实在忍不住了:“好了,妈,让爸爸自己说吧!”母亲生气了:“你没见他病着吗!”两个星期快结束时,他的病情略有好转,阿格尼丝终于两次找到机会,同他单独出去散步。但第三次时,母亲又跟他们一起出去。

    母亲去世一年后,他的病情突然恶化。阿格尼丝去看他,同他呆了三天,第四天早上,他死了。一直到这最后的三天,她才实现了与他单独相处的梦想。她一直觉得他俩相互喜欢,却又始终不能真正了解对方,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唯有一段时间他们比较亲近,是她八岁到十二岁的时候,母亲那时一门心思照顾小劳拉。他俩经常在乡间久久地散步,他回答她提出的许多问题。也就是在那时,他说起造物主的电脑等许多事情。她现在仅记得一些简单的陈述,宛如古董陶器的残片,现在长大成人了,她想把这些残片再拼成原状。

    他的死结束了他俩甜蜜的三天独处。参加葬礼的全是母亲的亲戚。因为母亲不在,无人安排守灵,众人匆匆散去。再说父亲已卖掉了别墅,搬进单身公寓,亲戚们觉得这本身就是断交之举。现在他们想到的只是摆在两个女儿面前的遗产,因为别墅一定卖了个好价。谁知公证人告诉他们说,父亲把一切都留给了他帮助创立的数学家协会。这一来,他们更觉得他是个怪人。仿佛他想通过他的遗嘱告诉他们,最好把他遗忘才是。

    他死后不多日,阿格尼丝发现她的存款数额大增。她这才明白了一切。她那表面迂阔的父亲其实非常精明。十年前他第一次生命垂危时,她曾呆在他身边两个星期,他说服她在一家瑞士银行开了一个帐户。就在他临终之前,他几乎将所有的存款转到这个户头,剩下一个零头捐给了数学家。如果他在遗嘱中说把一切都留给阿格尼丝,那就会毫无必要地伤害另一个女儿;如果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所有的钱都转到她的帐上,却没有特别为数学家留下象征性的一笔,那么人人又都会心急如焚地打听他钱财的去向。

    起初她觉得必须与妹妹分享遗产。她比妹妹年长八岁,她从来都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感。可是她临了也没有告诉妹妹。这倒不是贪婪,而是她不愿出卖父亲。他的这份礼物清楚他说明他想告诉她什么,要表示点什么,给她一点他生前不能给她的劝告。现在,她把这一点看作是仅仅属于他俩的一个秘密。

    5

    她停放好车,信步朝大街走去。她又累又饿,但一个人上餐馆很乏味,于是她决定上她看到的第一个小吃铺吃点心。早先这一带有许多不列塔尼人开的小餐馆,价廉物美的卷馅薄饼或荞麦粉烘饼,就着苹果汁,味道极好。可是不知何日,这些小店铺都不见了,代之以专卖所谓“快餐”的现代餐馆。她忍住心头的厌恶,朝一家餐馆走去。透过店面橱窗,她看见人们坐在餐桌前,面前尽是油渍斑斑的纸质食盘,一位肤色白皙、嘴唇鲜红的姑娘吸引了她的目光。她刚用完午餐,可口可乐的空杯推在一旁,只见她仰着脖子,把食指深深地伸进喉咙,这么掏了半天,两眼直瞪着天花板。邻座一个男人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目光注视着街面,张着大嘴。一个无始无终的呵欠,宛若瓦格纳的旋律一样没有止境。有几次,他的嘴行将闭上,但终不彻底;它于是一而再地张大,而他盯住街面的双眼,则随着嘴巴开合的节奏时睁时闭。其实,同时打呵欠的还有好几个,他们的牙齿、龋齿补斑、金属牙冠、还有义齿,都暴露无遗,谁也不抬手稍作遮挡。一个身穿粉红色罩衫的小孩,手拎一只玩具熊的腿,在餐桌间蹦蹦跳跳,那熊也咧着嘴,当然那算不得是打呵欠。小孩手中的这只玩具熊时不时地与顾客碰撞。餐桌相互靠得很近,即使隔着玻璃窗也可以看清,客人们用餐时一定捎带吞下了邻桌的汗臭。丑恶和污浊通过视觉、嗅觉、味觉等各个渠道,劈头盖脸地向她袭来(她立刻想起油腻腻的汉堡包浸泡在甜水中那种味道),她当即转身,决定另找地方填饱肚子。

    便道上人群熙攘,行走很不方便。她前面是两个白人大个儿,金发北方佬,他俩在人群中推搡开路,这一男一女比周围的法国人或阿拉伯人要高出一头一肩。他俩每人背一个粉色帆布包,胸前各兜着一个孩子。但转眼间这两人就不见了踪影。现在她面前冒出一个穿齐膝肥裙裤的女人,这是那年的流行式样。这装束使她的臀部愈加肥大,几乎坠及地面。裸露着的白净的腿肚子,好像一对粗瓷水罐,上面暴突的青筋宛如一条条盘成圆球的小蛇。阿格尼丝暗自思忖:这女人明明可以找到十多种式样的外套,把她的青筋遮住,让她的臀部别那么招摇,可她为什么不呢?人们出门与众人在一起时,非但不想让自己更加引人注目,怎么连起码的遮遮丑也不肯去做呢!

    她打定主意,一旦丑恶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她就上花店买一枝勿忘我,只买一枝,那纤细的花茎上开一串小巧玲珑的蓝花。她将这样上街,把花举在自己面前,死死盯着它,让自己只看见这个美丽的蓝点,在这个她已不爱的世界上,这蓝点是她唯一愿意保留的东西。她将这样走遍巴黎的每条街道,她很快将化为人们熟知的一个形象,孩子们将尾随她身后,嘲笑她,朝她扔东西,整个巴黎将称她为手持勿忘我的疯女人

    她继续朝前走。她右耳灌满了音乐声浪,商店、发廊、餐馆中传出有节奏的打击乐器的鼓噪;她左耳在分辨马路上的声音:轿车的低声哼唧,公共汽车起动离站时的嘎嘎声响。突然,一辆摩托车尖厉的轰鸣声劈面而来。她不得不探寻这恼人噪音的来历:一个身穿牛仔裤的姑娘,乌黑的长发飘在脑后,她僵直地跨坐在一辆小摩托车上,像坐在打字机前,摩托车的消音器被卸去,发出刺耳的噪音。

    阿格尼丝想起几小时前桑那浴室里的那个年轻女人。为了让大家认识她的自我,接受她的自我,她进门便宣布厌恶热水淋浴、厌恶谦虚。阿格尼丝确信,这位黑头发姑娘也出于同样的考虑而卸去了摩托车的消音器。发出噪音的不是机器,而是黑发姑娘的自我;为了让人听见,为了穿透他人的意识,她把废气排放的鼓噪与她灵魂相连。阿格尼丝目睹那咆哮灵魂的飘散头发,意识到自己恨不得看到这姑娘立刻死去。倘若此刻一辆汽车从她身上轧过,她倒在一汪血泊中,阿格尼丝既不会感到恐惧,也不会为她难过,她只会感到满意。

    她突然为自己的仇恨心理感到惶恐,觉得世界位于某个交界点上,一步迈过,一切都将化为疯狂:人们或者手捧勿忘我走上大街,或者互相残杀。酒杯稍加一点就会溢出,也许只需一滴;也许多一辆车就大多了,多一个人,多一个分贝,也会这样。事情总有一个数量界线不得越过,可是没有人把关,甚至没有人意识到界线的存在。

    她继续前行。人行道上越来越拥挤,谁也不给她让道,她只好走下道沿,紧贴着人行道边,躲着迎面来车往前走。她过去就习惯这么做,因为别人不肯让道。她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觉得很倒楣,总想克服:她想鼓起勇气,勇往直前,沿着既定的路线,让迎面来人给她让道,但她从来没有成功过。在日常这种无聊的较量中,她总是输家。有一次,一个大约七岁的孩子朝她迎面走来,阿格尼丝想不给让道,可是最后,为了不与孩子相撞,她仍旧不得不屈服就范。

    她又想起一件往事:大约十岁时,有一次与父母去山间散步。他们沿着一条宽宽的林中小道往前走,突然跳出两个村里的男孩,他俩伸展双臂双腿站在路中央,其中一个斜拄着一根树棍,挡住他们的去路。“这是一条私人小路!留下买路钱!”他一边喊一边还用树棍轻轻碰了碰父亲的胸口。

    这很可能只是一场孩子气的恶作剧,至多只需把孩子们推搡到一旁,要么,他们是想讨钱,父亲只需掏个硬币也就能打发。然而父亲闪到一旁,另捡一条小道继续往前走。当然这也没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毫无目的地散步,走哪条道都无所谓,可是母亲却对父亲大为光火,她忍不住抱怨说:“连对两个十二岁的毛孩子也认输服软!”阿格尼丝也为父亲的表现感到失望。

    又一阵噪音打断了她的回忆: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正用汽锤钻挖柏油路面。而在这喧闹声中,又夹杂着演奏巴赫的一首赋格曲的钢琴声,那琴声来自头顶上方,仿佛从天而降。一定是顶楼上什么人打开了窗户,将音响旋钮开到了最大,巴赫的质朴无华之美对于已然扭曲的世界不啻是一种警告。但是,巴赫的赋格曲不敌汽锤和汽车;或许恰好相反,汽车和汽锤将巴赫内化为它们的赋格曲的一部分,阿格尼丝只好双手捂住耳朵,并保持这一姿势继续往前走。

    就在这时,对面走来的一个过路人瞪了她一眼,并用手拍打他自己的脑门,按照国际通行的手语,这意指对方疯了,思想开小差,或者脑子不好使。阿格尼丝注意到他那一瞥,那憎恶的目光。她顿时怒火中烧,停下脚步;她想扑向那家伙,想揍他。但是不行,人群在推着她往前,又有人跟她撞了个满怀,这人行道上根本停不下三秒钟。

    她必须不断前行,但心里总忍不住要想他:他俩都被同一噪音包围,而他却觉得有必要让她明白:她没有理由,甚至没有权力捂住双耳。那人是责备她的动作失误。正因为人人平等,所以要严厉地申斥她,因为她不肯忍受人人必须忍受的事情。正因为人人平等,所以不允许她在我们都生活其中的世界中别出心裁。

    杀掉那男人的想法并非一时的冲动。最初的激动平息后,这念头仍拂之不去,稍有不同的是其中夹杂了一点惊诧,惊诧她怎么会产生如此的仇恨。一个人手拍脑门的样子堵在她心头,像一条充满毒汁的鱼在慢慢腐烂,但就是吐不出来。

    她又想起父亲。从她看见他对那两个十二岁孩童退让以后,她就常常想象他在这种境况下的表现:在一条沉船上,救生艇有限,不可能人人都上,甲板上一片惊慌。父亲起初与众人一齐奔跑,但他突然发现,人们都在你推我搡,试图将别人踩在脚下,一个急了眼的女人正向他一个劲地槌打,说他挡了她的路,于是,他停下脚步,站到一旁。最后,他眼睁睁看着超载的救生艇在叫喊咒骂声中,慢慢地放到波涛汹涌的海面上。

    对这种态度怎样命名呢?怯懦?不对。怯懦是怕死,并不顾一切求生。高尚?毫无疑问,如果他的行为的确出于对同伴的关心。但阿格尼丝不相信这是他的动机。那又是什么呢?她说不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在一条沉船上,如果要拼搏才能登上救生艇,那么父亲宁愿提前接受未日的审判。

    是的,这一点可以确定。但又有一个问题:父亲仇视船上的人吗?正像她此刻仇视那摩托车手,仇视那嘲笑她手捂双耳的男人?不会,阿格尼丝不能想象父亲会产生仇恨。仇恨把我们与敌人联系得过于紧密,结果把我们也拉入陷阱。这就是战争的污秽:两败俱伤的密切关系,两名怒目相视、以刺刀搏杀的士兵淫荡的接近。阿格尼丝断定:正是这种密切关系,父亲感到讨厌。船上这种混战令他恶心之极,以致他情愿被淹死。人与人之间拳打脚踢,互相残杀时的肉体接触,在他看来,远不如在纯净的大海中孤独地死去。

    关于父亲的回忆使她从仇恨心理的控制下解脱出来。那手拍脑门人的恶毒形象一点点消失,她脑海中渐渐浮现出另一句话:我不能仇恨他们,因为我和他们毫无关系;我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

    6

    阿格尼丝将她未能成为德国人的原因归结为德国的战败。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败者不准有任何的炫耀,哪怕是痛苦地炫耀灭顶之灾也不行。战胜者不满足于一般的胜利,它要对战败者审判,对整个民族审判,因此,那时候要说德语或做德国人是很不容易的。

    阿格尼丝的母亲祖上是住在瑞士德语区与法语区交界地带的农民。尽管从行政区划说他们属法语区瑞士,但是他们两种语言都说得很好。父亲的父母是定居匈牙利的德裔,他从小在巴黎念书,所以法语说得也还可以。结婚以后,德语自然成了他俩的共同语言。而只是到了战后,母亲才重操她父母的官方语言,阿格尼丝也被送进了法国公立学校。父亲只被允许保留一项日耳曼传统乐趣:用原文向他的大女儿背诵歌德的诗。

    这是一首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德语诗歌,所有的德国儿童都会记得:

    群山之颠

    一片静溢,

    所有的树顶

    你听不见

    一声叹息。

    林中鸟儿无语。

    只等着,很快地

    你也休息。

    诗的内容很简单:树林中一切都已睡去,你也要睡了。诗的目的并不是向我们炫耀某种令人惊羡的思想,而只是某一时刻的存在变得不可忘却,值得作不堪忍受的回首。

    经过逐字翻译,诗已不成其为诗,只有当你用原文诵读时,才能发现它是多么美:

    uberallengipfeln

    istruh,

    inallenwipfeln

    spurestdu

    kaumeinenhauch;

    dieuogeleinschweigenimwalde,

    wartenur,balde

    ruhsetduauch。

    每一行的音节数量不等,韵律也不断变化,扬抑格,抑扬格,扬抑抑格,第六行则出奇的长,全诗虽然由两个对句组成,第一句按照语法不对称地到第五行才结束,这样形成的旋律,是以往任何诗中都不曾有过的,看似平常,却美妙无比。

    阿格尼丝的父亲在匈牙利时就记住了这首诗,他在那里上过德国人的公立学校,阿格尼丝从父亲口中听到这首诗时,正好同他当年一般大。他们一起散步时背诵这首诗,故意对每个重读音节夸张强调,让走路合着诗歌的节拍。由于诗歌的韵律不规整,这么做并不容易,直到最后两行war-tenur-bal-de一ru-hestdu一auch!才能成功。最后一个词auch他们忍不住总要高声喊出,响得数里之外也能听见。

    父亲最后一次给她背诵这首小诗是他去世前两三天。起初,她以为他想试着重操母语,回归童年;后来发现他亲切地凝视着她的双眼,希望唤起她对当年他们一起快活散步的回忆;而最后她才终于意识到,这首诗说的是死亡:他要告诉她他在死去,而且他自己知道。她过去从来不曾想到,那些天真浪漫的诗行,学童们喜爱的诗行,竟然会有这一层意义。父亲躺在病榻上,额头因发烧沁出虚汗,她紧握住他的手;为克制自己的眼泪,她和他一起哺哺背诵:wartenur,balderuhestduauch。不久你也将休息。她听出了正一步步逼近父亲的死亡的声音:那是树顶上无声无息的鸟儿带来的平静。

    他去世后,平静的确降临。那是她灵魂中感到的平静,美极了;我想重复一遍:那是树顶上无声无息的鸟儿带来的平静。随着时间推移,父亲的遗愿越来越清晰地从寂默中透出,宛如森林深处传来的猎号声。他的馈赠要告诉她什么呢?活得自由。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他自己从未敢这么做。为此,他给了女儿放胆去闯荡所需要的一切。

    自从结婚后,阿格尼丝便失去了一切独处的乐趣:工作时,她一天八小时与两个同事呆在一间屋里;回到家,那是四间一套的公寓,但是,没有一间屋属于她:一大间起居室,夫妻俩的卧室,布瑞吉特一间,还有保罗的小书房。每当她抱怨,保罗就说她可以把起居室看作是她的屋子,他答应(其诚意不可怀疑)他和布瑞吉特都不会去打扰她。可是,在这间摆放着一张餐桌、八把椅子,专供宴请宾朋的屋子里,她如何能感到踏实自在呢?

    也许现在该明白为什么那天早晨保罗离家之后她感到非常高兴,而且为什么她走过客厅时要轻手轻脚,以避免布瑞吉特的注意。她甚至喜欢那反复无常的电梯,因为它能使她有片刻的独处。她还盼着开车,因为汽车里没有人同她讲话,也没人看她。对,最重要的是没人看她。独处:甜蜜地摆脱一切目光。有一回,两个同事都歇病假,她独自在办公室干了两星期。她惊奇地发现一天下来竟轻松得多,此后她懂了,外人的目光是将她压至地面的重荷,是吸吮她力气的吻,是在她脸上镂刻皱纹的钢针。

    早晨醒来,她从新闻广播中得知,一名年轻妇女因实施麻醉不慎而死于极其简单的手术。三名医生受审,一个保护消费者协会已经建议将来一切手术都应录相,电影胶片永久保存。人人欢呼这一建议!我们每天都被成千上万的目光刺中,但这还不够:最后总有一道目光一刻不停地盯着我们,跟我们上街,到树林里,看医生,上手术台,上床;关于我们生活的实照,直到最后一个细节,将被存档备用,随叫随到,供法庭调查,或供公众消遣。

    这些想法重新唤起她对瑞士的向往。实际上自父亲去世后她每年都要去两三次。保罗和布瑞吉特说到她这种情感保健方面的需要总带着宽容的微笑:她去清扫父亲坟上的落叶,在瑞士旅馆中,通过宽敞的窗户呼吸新鲜的空气。但他们错了:即使那里没有她的情人,瑞士之行也是她深刻而系统的背叛他们的行为。瑞士:树顶鸟儿的歌。她梦想有一天能呆在那里永远不回来。好几次甚至已去看过出售或出租的公寓,甚至已想好给他们写的信,告诉女儿和丈夫尽管她仍旧爱他们,但她已决定独自生活,离开他们。不过,她恳求他们经常给她写信,因为她希望他们万事如意。这一点是最难表达、最难解释的:她想知道他们的情况,即使她毫无看他们或与他们住在一起的愿望。

    当然,这些只不过是梦想。一个理智健全的女人怎么会放弃幸福的婚姻呢?可是,远处传来一个充满诱惑的声音,不断打破她婚后生活的平静:这是独处的声音。她双目紧闭,聆听来自遥远的森林深处的猎号声。那些林中小路,她父亲正站在一条路上,微笑着,招呼她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