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三上悠亚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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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高登突然将杨锐和杜强叫到他的办公室,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表,让他们赶快填好交给他。

    这是一张提拔县级干部的情况登记表。杨锐和杜强拿到这张表,先是一愣,丈二和尚一时摸不着头脑,然后各自便有了自己的想法。杨锐虽然一时搞不清高登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骗局,里面肯定有着可怕的杀机。杜强却想,前几年说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用不着枪杆子了,拳头里面不是照样出政权吗?他把功劳记在了前些日子对高登的一顿猛揍上。

    高登见两个人拿到表后表情复杂,便哈哈一笑说:“怎么了?你们觉得意外吗?其实,这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先将视线转向杨锐,“杨厂长,按你的学历,按你的资历,凭你的贡献,你早就应该提拔了。这些年,我也一直找市上领导,多次为你争取,为你在领导面前说的好话最少能拉一火车皮,可是总不见效。这一次,算是领导开恩,基本上答应了我的请求。”他又将目光转向杜强,“杜强,你这小伙子年轻有为,能力很强,是个很好的苗苗,是个难得的人才,发展前途无量,就是偶然有急躁情绪。我从前一直对你说,我不会亏待你的,你总是性急。那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有啥当头?你竟然为那么个毛毛官向我发脾气。发就发了,我不计较,毕竟是年轻人,火气大。”他复将视线对着两人,“能在我面前发火的同志才是好同志,说明你们心直口快,心胸坦荡,光明磊落。人常说,明枪好躲,暗箭难防。人最怕的就是钻在背后放暗箭,只要你们不向我放暗箭,就是好同志……”

    杨锐听着这话,心里一下明朗了:我就说这黄鼠狼怎么突然学起猫叫了,原来这老家伙是想借此化解我们的矛盾并收买我。

    杜强没等高登说完,早已热泪盈眶。她声泪俱下地向高登说:“高厂长,大人不记小人过。您是大领导,我想您不会和我这小人计较的。以前是我对您不好。我误解了您的一片好心。请您一定不要放在心上。从今以后,我愿为您效犬马之劳!”

    其实,高登说给杨锐的这些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他说他这些年一直找市上领导,多次为他争取,为他在领导面前说的好话最少能拉一火车皮是假的,可是他这一次找领导为杨锐说情却是真的。他曾提着礼品礼金找过市委书记、管组织的副书记、市长、组织部长等人。他找到这些人,一提起给杨锐要官,这些人无一例外地产生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的感觉。他是说过杨锐的一些好处,比如业务过硬啦,比如搞科研有一套,已经出了许多成果啦等等众所周知的优点。他最后说:“你们一定想办法把这个人提一下。这个人在厂里有一部分势力,闹得厂子不得安宁。我曾想将他处理掉,厂里生产这一块又离不开他……”

    几位领导都犯难了:按杨锐的人品,按他的能力和贡献,本应该让他当一把手厂长才合适。高登尽管问题很多,群众影响很坏,社会反响很大,本应该调整,可是人家上面有省委王副书记作靠山,谁还敢动他?尽管市上的领导们不知道高登和王副书记的关系究竟有多深,可是他们总感觉这关系不一般。他们不仅不敢动高登,甚至还想着某一天,如果需要,还得巴结高登,让他在王副书记那儿给自己打通某些个机关哩。杨锐本也可以不当玻璃厂的厂长,而提到市里的某个对口的机关,比如科技局呀,科委呀,科协呀,给个局长或主席,可是玻璃厂偏偏离不开这个人。这就让领导们为难了。

    还是高登聪明,他看出了领导的难处。他自己一身兼二职,既是厂长,又兼着书记。他原想将书记的位子让给杨锐,可是经过反复捉摸又觉得不妥,那样让杨锐的权过大,力量过强,很可能失控。他对领导们说:“杨锐这人,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是个狂妄之徒,不适宜当大官掌大权,只能给个嫌职,让他享受个县级待遇就行了。我的意见是,现在各单位不是都配备检察员、巡视员这些嫌职吗,干脆就给他个什么员让当着吧。”经他这么一提示,几位领导的心里一下有了数。

    过了些日子,组织部的红头文件下来了:杨锐被提拔为玻璃厂县级检察员,杜强被提拔为副厂长,接替杨锐的工作。原计财科的科长被提拔为市财政局的副局长。另外还提拔了几个科级干部:姚春被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和她丈夫一起掌管办公室的事务,人们都说玻璃厂办公室成了他们家的。办公室还增加了一名副主任,是原来的会计。原计财科的会计当了计财科科长,出纳当了副科长。还有前些日子与高登吵过架的几个骨干分子,也都给了车间主任等小官。

    杨锐得到这样个官,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清楚各单位的检察员都是嫌职,是专门用来给那些年龄偏大而又无法提拨的老人手们解决待遇的个官职,其实并不是个什么官,也没有任何权力。他才四十多岁,享受这待遇明显偏早。他自己也不期望当官,他只想着在研究领域能有新的突破,取得新的成果。他想找市上领导和组织部门辞掉加在自己头上的所有官职,一心一意地搞科研,搞生产。可是他又一想,玻璃厂的政权掌握在高登这样一个坏人手中,厂里的管理体制混乱,高登在厂里为所欲为,犯下了许多罪行,工人们对他恨之入骨。必须设法割掉这块恶瘤!检察员说起来是个嫌职,可是他的职责却是神圣的。按照法定的职责,他有权检查和监督厂里的一切事务,这不是为自己日后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吗?这样想着,杨锐便接受了这个职务。

    高登的这一招确实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这些分到大大小小官职的人,多数开始转变立场,开始对高登感恩戴德。他们想,高登这老头儿还可以,不计前嫌,自己和人家那样火爆地闹过,人家不仅不给咱小鞋穿,反而给咱官儿当。以后再也不能和人家闹了。人家贪污不贪污,贪污的是国家的,在咱个人手里能有多少?人家就是将整座城市搬回家里,与咱有多大关系?于是,这些人便先是提了礼品到高登门上去致谢,去宣誓,下来便在工作上紧密配合他,每天向他请示汇报两三次,差点没把他的门槛踏断。

    那些老老实实干工作压根儿就没想过当官的普通工人们想,谁当官都行,他们当多大的官都行,反正咱是个工人,不论谁领导,咱都得干活。所以这些事情似乎与他们无关。

    核心的问题是,整个玻璃厂,刚刚掀起的议论和咒骂高登的风波被这场大规模的提干给平息了。

    高登这些天高兴极了。他非常感激他的老婆苏菁菁,非常佩服她的高超的智商和卓越的决策能力。哭穷贷款策略的实施,使他摆脱了一场骇人的舆论压力;大规模提干策略的实施,实现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奇妙构想。这两大举措将他从火山口拯救了出来,而且做得天衣无缝。

    可是厂里总有一部分人对这次提干不服气。

    这天早晨上班时,工人们这边一簇、那边一堆地围着看墙上贴出的几张电脑打印的小字报。这些小字报上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是一段顺口溜。有人在大声朗读:

    光明玻璃厂,

    实在太黑暗。

    厂长是个大贪官,

    流氓无赖都提干。

    一夜提起一大片,

    是些啥人大家看:

    管钱的和厂长合伙贪,

    这次个个都升官。

    小情妇,真能干,

    两口子承包咱厂办。

    还有人,凭力气,

    拳头下面出政权。

    ……

    姚春这几天心里很矛盾。她明明清楚高登知道她将他的许多作恶事实透漏给了杜强,他们这些天也在许多场合将这些事说了出去,高登才给她官当,才将杜强提拔了。这是为了收买他们以堵住他们的嘴巴。论她自己在厂里的影响,是绝对没人拥护她当领导的。出现在厂院里的小字报,使她难堪了好些日子,工人们的议论又使她无地自容。她曾一个星期没去上班,她羞于见人,甚至连李大河每天下班回来他都感到无脸相见。她恨,恨自己从前和高登鬼混的那段耻辱的历史,恨自己竟然与这样一个禽兽不如的牲畜相好了那么长的时间,以致将自己的名声搞得那样糟那样坏。她怕,怕自己的处境。全国每天都有反贪的新闻爆出,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贪官落网,基本上每个贪官后面都随带着一个情妇。高登的覆灭是必然的,可能在明天,也可能就在今天。万一他覆灭时将我带了出来怎么办?我还有什么面目见人?

    于是她想到了死,甚至连死的方式也想好了。

    她曾跟随高登去过华山,华山的西峰有一个万丈深渊,那里的景致很好,让人流连忘返。她当时游到那里就有着想跳下去的冲动。她想,从这儿跳下去的时候,动作一定要优雅,双脚一定要轻轻地像要飘飞一样地离开地面。掉到空中一定要有几个优雅的滚翻。不能直直地掉下去,下落的轨迹要形成一条漂亮的曲线,让山涧的风将衣裙吹着飘起来。落下以后,那骨肉肯定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袭白色的裙子。裙子上染着一点很红很红的血,轻盈地在空中飘呀飘,最后才飘落在涧底的一个平台上,落成一朵花的模样。那滴血就在花的中心,和花一起绽放着。平台近旁有一眼山泉,泉水汩汩而出,卧石而行,在一些小坎上叮当成脆亮的琴声。平台上长着绿油油的柔草,柔草非常亲切地依偎着花。花的周围有无数的各色各样的蝴蝶围着她翩翩飞舞。这花就是她的灵魂,那涧水、柔草和蝴蝶就是陪伴她的精灵。她想那样的死是非常幸福的,比常人说的升天堂还要美丽诱人。所以,她一想到死,就很自然地想起了华山。她想在一个天高气爽风和日丽的中午,不要任何人陪伴,就她一个去登华山。她不坐缆车,徒步走着,或者轻松地攀登着。一边攀登一边领略着周围的风光。她不像其他的攀登者行色匆匆,她要保持很优雅的心态,显出很悠闲的样子,信步走着或者攀着。她要保证到了山顶却不出一滴汗。她要将华山的所有景观统统浏览一遍,然后走到西峰,走到那悬崖边。她要在那悬崖边上选好最佳的位置,然后理好自己的头发,再取出小镜子仔细的检查一遍,然后解开裙子上的钮扣和腰带,这个动作一定不能忘,因为她要实现自己设计的飘飞。这一切,她都要做得周密细致,没有任何遗漏,而且不让任何人发现。她不要让任何人发现自己的动机,以免干扰了她的精美设计。

    姚春在想到死的时候,想到了母亲。母亲在五年前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她要在临死前去母亲的坟头烧上许多纸。烧纸时她不哭,她要微笑着对母亲说:“母亲,我马上就来陪您了。”她也要去父亲的坟头烧上同样多的纸,说上同样的话。

    姚春在想到死的同时想到了她不满半岁的孩子。想到孩子,她的心便是一阵痉挛,一阵颤栗。这孩子尽管自己清楚那是高登的种,可是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己心上掉下来的肉,是自己的骨血养大的,自己舍不得他。孩子是无辜的,他还小,他也离不开母亲。

    她还想到了丈夫李大河。他可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前些年,自己和高登鬼混,给他的心灵造成了莫大的伤害,他只是默默的忍受着,暗暗的痛苦着,静静的煎熬着。自己对不起他。结婚这么多年,她没有在他面前尽过一个妻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反而伤害了他;他也没有从她身上享受过有妻有家的快乐,却从她身上得到了无尽的伤害与侮辱。现在,她终于摆脱了高登的魔掌,他打算真正地回到大河的怀抱,好好地认认真真地做他的妻子,将前些年欠他的加倍地还给他。他有病,为此她曾侮辱他,嫌弃他,责难他。为此,他很自卑,很伤情,很痛苦。这一下,他要领他去大城市找名医治疗,要千方百计治好他的病,修补好他的身体,让他过上正常男人的生活。

    这样想着,她又觉着自己不能死也不该死。

    最近一个时期,纠缠着她,煎熬着她的还有杜强。在她还没有认清高登真面目的时候,出于生理的需要,也由于自己的轻浮,她和杜强鬼混了。其实她与杜强的鬼混完全是由于作怪。是一种毫无感情基础的禽兽般的媾和,是极具表面性的肉体的结合。之所以选他为对象,唯一的原因就是他长得帅,你就是挖空心思也再找不出他的第二个优点来。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交往,她才算真正了解并认识了这个人:他是一个毫无骨气唯利是图的小人。以前,他极力地巴结奉迎高登。当李大河当了办公室主任后,他觉得高登没将这个位子给他,便揭高登的老底,并将他毒打一顿。可是当高登为了拉拢他将他提拔成副厂长之后,你看他这几天的表现,又对高登亲近有加,形影不离,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差点又会叫起干爹来。尽管高登很坏,她也背叛了他,并且反对他,憎恨他,可是她看不惯杜强那种墙头草。每当她看到杜强跟在高登后面屁颠屁颠的样子,心里总有老大的不舒服,总有想要呕吐的感觉。她一下觉得这是一个坏人,是个不可亲近的人,她决计要彻底的断绝与他的这种不正常的关系。

    姚春在想到自己不能了却残生的时候,她想到了逃离。

    想到逃离她便眼前一亮:我为何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玻璃厂除了给过我无限的耻辱与伤害,还给过我什么呢?我有什么留恋它的呢?我为何不离开它远走高飞呢?草挪一步死,人挪一步活!我要走!走得越远越好!

    姚春一想到出走,便很自然地想到了广州。她有几个大学的同学,都因为所在的企业不景气而下岗或辞职,然后结伙儿去了广州和深圳。他们在那里很快地找到了职业而且发展很快,其中的两个已经办起了自己的公司,当了老板。他们曾几次写信打电话勾引她,她一直拿不定主意。这一下,她决计去广州!

    有了这个想法,她便非常兴奋。晚上睡下,她将自己的想法说给丈夫,丈夫当然支持她。

    第二天早上刚上班,她便拿着两份辞职报告去找高登。一份是李大河和她分别辞去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职务的辞职报告,一份是他们夫妻辞去玻璃厂公职的报告。

    高登接过她的报告,看了一眼题目,心中一怔:这妖精在和我玩啥花招?随之强装出笑脸,拿出非常关切的声调说:“我说呀姚春,你在给我抽啥风?当时我就是因为太爱你才和杜强那小子吃醋,训了你几句。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难道就那么脆弱,因为几句话就情断义绝了吗?你生我的气我理解。你毕竟是女人家,气量小。我不会埋怨你的。你此后再也不理我,我也想得通,不理就不理吧,我怎能强逼你做你不愿做的事呢?可是我不能忘了你曾经给我的一切。我毕竟是这个厂的厂长,我手中有权。在我的权力范围内,我想我应该给你我所能给你的一切。这不,前几天不就让你当了副主任了吗?告诉你,这才是个开始,是为你将来的发展打个基础,以后,我还要……”

    “高登,你别巧舌如簧了!有这好话你说给别人吧,我懒得听!你肚子里有几根蛔虫我早已数得一清二楚。你是一个罪人!不仅仅是我的罪人,也不仅仅是玻璃厂的罪人,你是人民的罪人!你罪不可赦,罪该万死!我和你交往这么多年,我将我的一切都给了你,我心甘情愿地让你毁了我,这是我的错。我后悔,我后悔得要死,你知道吗?!今天,我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净你给我的耻辱。我决定逃离,离开你这个恶魔,离开玻璃厂这个是非之地。你就放了我吧!”

    高登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两口:“姚春,你可想好。你两口子的职务你可以不要,可是辞掉公职可不是件小事情。你没看看那些下岗职工,生活是多么艰难。你们两口子在厂里,每月拿一千多块钱,起码吃穿无忧。可是你辞了公职,怎么糊口?现在,你们都三十好几的人了,奥,大河都四十左右了吧?你们辞了职,如果年轻,还可以另找份儿工作,挣几个钱糊口,可是都这年龄了,谁还肯要你们呢?”

    “你少在那儿老虎挂念珠假装慈悲,,我们的事不要你管!我们死活与你无关!”

    “好,好,我办,我办。”高登说完,装出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在报告上填了字。

    当姚春走出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高兴得差点没笑出声来。他想,这下总算少了一个强有力的敌人。

    姚春的报告一级一级传上去,很快就批了下来。他们两口子的科级干部被免了,公职也辞掉了。按照有关政策,他们得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安置金和生活费。他们变卖了家里所有的财产。过了十多天,他们抱着儿子李三福去了广州。

    姚春在临走前,将一个装得鼓鼓囊囊的信封交给了杨锐,并叮咛他:“我和高登之间的事情,全厂人甚至全社会都知道。我要走了,可是人走事在。如果高登有朝一日出事了,上面一定要找我的。到那时,请你将这些东西交出去。”

    此帖最后由掉线掉得屁屁疼于2005-1-9 15:32:52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