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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学校门口的大街上永远都是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从一处来，到另一处去。有许多次，我站在这里，看来来往往的人、形形色色的脸和缤纷各异的衣裳，因为数量的巨大，眼花缭乱。
是这个城市著名的大学路，除了一座又一座的大学，这里充斥着无数银行、书店、理发店、小吃店路不宽，然而交通总是很拥堵，那些无奈而焦躁的司机习惯了按喇叭企图驱散行人，而行人总是视若无睹地在车流中横冲直撞。林卡说：在这条路上，两条腿的比四个轮子的要更有力量。
林卡是与我同寝室的姑娘，川妹子，嗜辣，皮肤却透明般晶莹闪光。在2000年之后，师兄们总是叹息着说：“戏剧系的美女绝种了，现在的主持人流行特型演员。”可是因为林卡，师兄们笑靥如花地抢先表达：“林卡是女超人，拯救戏剧系沦落的审美。”于是，入大学两年，林卡是当之无愧的“校花”而与“校花”形影不离却又相貌平平的我便沦为当之无愧的“校叶”——红花总要绿叶衬的。
然而，好在我的高考成绩高——我以超过文化课分数线110分的绝对高分成为戏剧系历史上最“牛”的学生。我似乎终于意识到这个真理：假使你无法改变自己的容貌，那你唯有以更加丰富的内心支撑自己的灵魂，以使其更加强大。
就比如现在——我依然不漂亮，大型校级文艺晚会、省级演出我永远不能担纲主持，然而每逢演讲比赛、辩论赛或者知识竞赛，我又是当之无愧的一号人选，因为我可以随时随地引经据典，而这又恰恰不是所有人可以具备的。
生命，似乎正在绽放它最动人的笑脸，以近乎玄妙的方式，昭示种种的可能与不可能。
我生活了两年的艺术学院是个让我无法形容的地方，因为太多的矛盾词充斥其间。比如：校园面积很小、舞台天地很大；外观楼宇陈旧、内里设备昂贵；总有人夜不归宿，住宿制度之严格却冠绝省城高校；很多年轻的人们走来走去，面容单纯宁静、阅历丰富纠杂是最简单的大学时代，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早早成熟，心理素质突飞猛进。渐渐地，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对于这里，我总是不可扼制地怀有深深感激：因为我很多次这样想过——假使没有艺术学院，现在的我会在哪里、在做些什么？
隐约，还是可以记起一张脸，那样白皙的皮肤、清秀的面容，目光里有深深的冷。伴随着那样鄙弃、不屑的声音，响彻我的记忆：
“陶滢，你不漂亮，成绩又不好。”
“你毕业后能干什么？能做公交车售票员？”
“或者，你可以去环卫局做城市清洁工？”
是记忆的碎片，然而清晰凌厉。仿若一些细小的刀片，貌不惊人的小，飞过去，甚至看不见伤痕。要过一小会，鲜血喷涌而出、筋脉悉数断裂，英雄倒地，惊惧着死亡——惟其小，才能够杀人于无形。
那么，或许正是因为了这些沉在记忆深处不欲怀想的岁月，我对今天所能拥有的一切，才怀有真诚的感念。
秋天的时候我把头发剪短了。
我似乎从未剪短过自己的头发，即便是在曾经那些最不修边幅的日子里。剪短了的头发柔顺地贴服在我的耳际，起风的时候会细细地飘动。我的头发软而细，一丝丝一缕缕地缺少坚硬的固着感。因为软与细，扎起来的时候就汇成那么小的束，任何小号发夹都可以将其固定，只轻轻一挽，便是孱弱纤瘦的髻。戏剧系和舞蹈系的女生大多长发飘飘，于是我剪短头发后很是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先是老师们很惊讶地看着我：陶滢，你这是实话实说还是开心辞典？
然后是关系不错的师兄，这个系的、那个系的，看见了，惊讶很久，然后清一色带着惋惜感叹：陶滢，其实你还是长头发好看。
再后来连几个常常在餐厅里帮我占座位的小师弟都要说：师姐，你失恋了吗？
我终于无言以对：是谁说头发只能和爱情有关？
我的爱情，或许和左手有关。
我是个左撇子女生，从3岁学用笔、拿筷子，到今天，17年间，我用的都是左手。
吃饭、写字，主持节目拿话筒，都是左手。
在我16岁的时候，便有一个男生预言：“陶滢，你的左面要么不能坐人，要么就得坐一个甘心一辈子弯腰捡筷子的人。”
因为如果不这样，吃饭的时候，他的筷子便会掉到地板上很多次。
筷子，或是钢笔，掉落的时候溅出极其轻微的响，在我的记忆中，代表尴尬、委屈、惶恐、歉疚我曾经，是从最尴尬、委屈、惶恐、歉疚的岁月中一点点跋涉出来，很努力才做到昂起头，在灯光明亮的舞台上，镇定自若地讲话。
为此，几乎付出了我整段少年时光作为代价。
不能再回忆。
因为假使真的要回忆，我不知道，那个为我预言的男生、那些生动如斯的画面，随着岁月的流淌，沉淀到了何方？
心里会有浅浅的疼，挟裹着那些再也无法重走的时光，起起伏伏。
想起一阕一剪梅，最后一句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或许，岁月是最无情的手，任时光催红了樱桃、染绿了芭蕉，更是把韶华人生抛在后头，然后，抚过去，覆上细细流年的尘埃。
多么巧，16岁，我的绰号便是叫作“大樱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