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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有多种形式，其中一些比另一些对于幸福的妨碍更为严重。单纯体力上的疲劳，假使它并未过度的话，倒往往会成为幸福的原因之一。它使人睡眠充足、胃口大开，倍增假日里可能有的玩乐游戏的劲头。然而一旦它过度的话，它就会变成一种极大的危害。除了那些高度发达的地区，贫困地区的农民妇女往往由于过度劳累，刚到30岁便已是佝偻老姐。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初期，儿童的生长发育受到相当的压制，甚至常常因过度劳累而过早夭折。这种情况在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中国和日本也不难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美国南部各州。体力劳动，一旦超过了某一限度，便会对人造成残酷的折磨，而且常常使得生活本身变得不堪忍受。然而，在现代世界的一些最发达的地区，由于工业生产劳动条件的改善，体力疲劳已大大减轻。在这些地区，神经疲劳却变成了最严重的问题。这种疲劳，令人惊讶的是，最常见于那些富裕阶层，比起那些商人和脑力劳动来说，雇佣工人身上要少见得多。
如何摆脱神经疲劳，在现代生活中成了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首先，城市劳动者在全部工作时间内，甚至在上下班时间里，都被噪音所包围。虽然他确实学会了对大部分噪音有意识地不去注意，但潜意识中竭力去避开这些噪音所造成的紧张，反而使人更为疲惫。另一种我们并未意识到的疲劳是陌生者的连续不断地出现。人的自然本能，与别的动物一样，也习惯于对同类的每一位陌生者进行观察探究，以便决定用友好的还是用敌对的方式去对待他。这种本能在人们乘坐高峰期的地铁时受到了限制，这种限制的结果是，他们对每一位陌生者，对这些不是心甘情愿的，而是被迫挤在一处的陌生者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扩散性的愤怒。赶早班火车也得急急忙忙，而这又引起消化不良。等到赶到办公室，一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位职员的神经已经紧张劳累，从而把整个人类看成可恶的东西，他的雇主也带着这种情绪赶到办公室，对雇员身上的这种疲劳和厌恶置请不理。雇员由于怕被解雇，不得已装出温顺恭敬的样子，但是这种不自然的行为只会进一步加剧神经的紧张。要是允许雇员们一个星期有一次机会去捏捏雇主的鼻子，或是用其它方式表示对他的真实看法，他们紧张的神经也许会得到放松；但是从雇主的角度来说，他也有自己的烦恼，因而这样做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雇员怕的是解雇，雇主怕的是破产。确实，有些雇主已经足够富裕，根本用不着为此担忧。但是在他们取得这样的地位之前，他们一般都经过了多年艰苦顽强的奋斗，在这时，他们一定要时时警惕、关注着世界各地行情的变化，不断地设法击败敌手。这一切的结果是，当真正的成功来临之时，这个人的神经已经崩溃了，他已经如此习惯于焦虑状况，以至于在需要消除这种焦虑时，他仍不能摆脱它。是的，富人也有一些儿子，但是他们也多半给自己把来焦虑，而且这类焦虑同如果不是出身富家时可能遭受的焦虑几乎一样。他们聚众赌博，因而招致与父辈相同的烦恼；他们很少睡觉，通宵达旦寻欢作乐，弄垮了自己的身体。等到一切平静下来，他们也与自己的父亲一样，已经没有力气去享受幸福了。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选择或需要，大多数现代人过的都是这种神经高度紧张的生活，这种生活如此使人困乏，以至于没有酒精的刺激。他们就不能享受生活的乐趣。
对这些愚蠢的有钱人，我不想多加赘述。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那些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付出艰辛劳动的普通人，看看他们身上的更为常见的疲劳吧。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情况下的疲劳往往是由焦虑引起的，这种焦虑可以通过一种更为积极的生活哲学以及一定的心理控制而加以避免。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思想缺乏控制能力——我的意思是说，面对那些自己一时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的问题，他们往往不能阻止自己去想它们。深夜里，男人们上床睡觉，在他们本应该去好好恢复体力以便应付明天的问题时，却依然在床上翻来覆去、苦思冥想，为工作上的事情操心虚神。实际上，他们这时对这些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这样地苦思冥想，并不是找出一个明天可行的方案来，而只不过是一种半精神错乱的状态所致。这种状态正是失眠症所伴有的思维紊乱。黎明来临，半夜里的那种精神迷乱依然紧紧缠绕着他们，迷糊了他们的判断力；他们的脾气变得更加急躁，对每一个困难障碍他们都感到非常恼怒。聪明的人只是在有某种明确的目标时才会去考虑那些问题，平时则考虑别的事情，甚或，如果是晚间，他们就干脆什么也不去想。我并不是主张在遇到大的危机——譬如说破产——时，或者一个丈夫有理由怀疑妻子对自己不忠时，除了极少数的偶然的冷酷心灵外，由于没有解放的办法，就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当然，对少数头脑特别清醒的人来说，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麻烦，除了那些必须立刻处理的以外，可以把它们暂时搁置起来。在对大脑的思维进行系统的训练以后，人就能获得更多的幸福，又能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而不是不适当地、无间歇地去思考。在要作出一个困难而又劳人心神的决定时，一旦有关的数据信息收集齐全，就应该马上加以最充分的考虑并作出决定；一旦决定作出，除非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不要去随便加以修正，没有什么比犹豫不决更使人劳心费神，更无成效了。
通过认识到那些引起焦虑的事物的非重要性可以消除大部分忧虑。一生中我曾经作过多次演讲，开始时，每一位听众都使我恐惧万分，神经是如此紧张，以至于我讲得极不成功。我非常害怕这种情景，以至于常常在演讲之前，恨不得自己的腿被跌断。演讲结束后，往往因过度紧张而感到精疲力尽。后来，我渐渐地教会了自己。不管说得成功与否，都没什么大的关系，事情无论怎样糟糕，地球依然在运转。后来我发现，我对演讲的成功与否担心越少，演说得越好，神经的紧张随之渐渐减少到零了。许多种神经疲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治疗。我们的行为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样重要，成功或失败归根结底关系不大。再大的痛苦都可以忍受克服，那些似乎使人的幸福一去不复返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渐渐消失，以至于到后来人们都很难回忆起当时的困难有多么巨大了。除了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要记住，个人的自我并不是整个世界的最大的一部分。一个能够自我超越于自己的思想和希望的人，也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中为自己找到安静闲适之地，而这对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来说是不可能的。
所谓的神经卫生学并没有得到多少的研究和重视。工业心理学确实已经对疲劳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且通过详实的调查数据证实了：如果你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内连续地做一件事，最终你将会变得相当劳累——这种结果其实不需要许多科学知识也能猜得出来。尽管有一些疲劳研究是针对学校的孩子们的，但它的主要目标还是针对肌体的疲劳的。然而，这些研究，谁也没有触及到关键的问题。对于人来说，在现代生活中，情绪上的疲劳一直是主要的形式。纯粹脑力上的疲劳，同纯粹肌体上的疲劳一样，通过睡眼就能得到补偿。无论谁从事了大量的不需要情绪卷入其中的脑力劳动以后——例如，繁琐复杂的计算——都能在每天的结束通过睡眠消除日间带来的疲劳。工作过度带来的危害远不止这一点，而是某种形式的烦恼和焦虑。情绪性疲劳的麻烦在于，它能扰乱人的休息。一个人越是变得疲乏，他发现疲乏越难消除。这濒临神经崩溃的症状之一就是，认为自己的工作太重要了，哪怕是一天假期都会带来不可收拾的局面。如果我是一位医生，对那些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重要的病人，我开的药方将是：休假！看起来似乎是由工作引起的神经崩溃现象，实际上，就我所知的任何一个病例来看，乃是由于一些情绪上的困境所致，面对这些困境，病人往往试图通过工作来加以逃避。他之所以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工作，是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他将无以驱散解脱蔡绕他心头的不幸感，无论这种不幸是怎样的。当然，在他的麻烦是面临破产的时候，他的工作就与他的焦虑，直接地联在一起了，然而即使如此，这种焦虑也往往会促使他去长久地工作，这种长久的工作会模糊了他的判断力，结果破产比他工作少时反而来得更快。在任何情况下，是情绪性困境而不是工作，导致神经的崩溃。
焦虑心理决不是简单的东西。我早已讨论过心理自律的问题，这种心理自律主要是指在恰当的时候思考问题的习惯。这种习惯极端重要，首先是因为它能使人以最少的脑力付出完成日常工作；其次是因为它是治疗失眠症的良方；最后是因为它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和能力。然而这种方法并没有触及到潜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东西。当问题变得相当严重时，任何方法如果不能深入到人的意识层次之下，便不能产生什么作用。关于无意识对意识的作用问题，心理学家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但是有关意识对无意识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就少得多了。后者在心理卫生学上是一个极端重要的课题，如果要使理性的信念作用于无意识领域，就必须认识了解这一作用。这一点对于焦虑问题来说特别重要。一个人对自己说，即使这种不幸发生也没有什么可怕，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只要这种焦虑仍然停留在意识信念里，这种自慰术在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时就不会起作用，也不能防止恶梦的出现。我个人认为，如果给有意识的思维注入足够多的活力和强度，它就能深入到无意识之中去。大多数的无意识的东西是由本来高度情绪化的有意识思维组成的，只不过现在它们被深埋下去了。这种深埋过程有可能有目的地加以实现，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无意识思维做许多事情。例如，我发现，如果我不得不去写作某一较为困难的题目，最好的办法是，在几个小时或几天里，集中注意力——我所能够达到的最集中的注意力——予以认真思考，在这段时间结束时，即发出指令，比方说，要求这一工作转到地下进行。过了几个月后，我有意识地回到这个题目，发现这一工作已经完成。在我发现这种方法以前，我习惯于在以后的几个月内，由于工作没有进展而忧虑不止，但是我并没有因为忧虑担心而使问题得以解决，反而将这几个月的时间浪费了。现在呢，我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从事其他工作了。在解决焦虑问题上，也可以运用在许多方面与此类似的过程。当受到某种不幸事件的威胁时，先审慎地、有意识地思考一下，在可能发生的事情中，什么东西最糟糕的？在对这种可能的不幸作了表面的考察之后，给自己一个坚强的理由相信，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有什么极端可怕的灾难。这类理由总是存在的，因为，说到底，我们个人碰到的任何事情都并没有什么普遍的重要意义。在你对最坏的可能性作了长久的持续的审视，并且怀着确信对自己说：“嗯，毕竟这问题并不是那么严重紧要。”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焦虑已经消减到一种最小的程度。重复几次这一过程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到最后，如果你面对最坏的可能性也没有退缩逃避，你就会发现，你的焦虑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振奋激昂的情绪。
这种方法也是避免恐惧心理的更为普通的方法的一部分。焦虑是恐惧的一种形式，所有的恐惧形式都导致疲劳。一个人，如果他学会了不再恐惧，就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疲劳大大减少了。现在，在我们不希望危险发生的地方，恐惧便以其最有害的形式悄然降临。恐惧的情绪时而袭入我们的头脑；恐惧的对象每个人都会不同，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有某种潜在的恐惧。有的人怕得癌症，有的人担心经济上破产，第三个人担心自己不光彩的隐私被人发现，第四个人受着猜忌的怀疑心理的折磨，第五个人则在夜晚时想到儿时听到的地狱之火的故事可能是真的，而辗转反侧，思绪察绕，挥之不去。也许以上这些人用的是一种错误的对付恐惧的方法。无论何时恐惧进入了他们的头脑，他们都试图去想别的东西，试图用娱乐、工作或其他方式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种不敢坦然面对现实的做法反而加剧了各种形式的恐惧。转移自己思考目标的做法是由于对于鬼怪幽灵的恐惧引起的，人由此转移了自己注视的目光。正确的对付它的恐惧的方法是去理智地、平静地、全神贯注地思考，直到这种恐惧完全不再陌生。最后，熟悉削弱了恐怖可怕，整个对象因此变得令人厌烦，我们的思想由此而转移开去；但不是像以前那样由意志的作用引起，而纯粹是由于对该事物的厌恶所致，当你发现自己喜欢对任何事物都苦思冥想时，别担心。对付最好办法是，用比自己平时更认真的态度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直至最后它失去了令人恐惧的特征。
现代道德中最为缺少的东西便是对付恐惧的方法态度。确实，人在体魄上的勇敢，尤其是战争中的勇敢是社会对男人的期望。但是社会却并不期望他们具有其他方面的勇气，也不希望女子具备任何勇气。一个勇敢的女人如果她希望男人喜欢她，就不得不把这种勇敢掩藏起来。一个男人除了在身体上受到攻击时应表示勇敢以外，如果在其他方面也有这种表示，便会被当成坏毛病。例如，对公众舆论的冷漠态度，就被认为是一种挑衅，公众便会尽其所能对哪个敢于败坏公共权威的人予以惩罚。所有这些都与正常的情况相反。所有形式的勇气，不管是在男人身上还是女人身上，都应该像体魄上的勇气在战士身上一样，得到颂扬。年轻男人身上普遍具有的体魄方面的勇气就证明了，公众舆论可以激发并培养勇气。勇气越大，忧怨就越少，疲劳也就因之更为减弱，因为男男女女现在所遭受的神经疲劳的绝大部分，无论是意识层次的还是无意识层次的，都是由恐惧引起的。
疲劳的最为常见的原因是对兴奋的爱好。一个人如果把闲暇时间用于睡眠，他便会身体健康，但是他的工作却烦闷单调，他觉得在自由支配的时间里有一种娱乐放松的需要。问题在于，最容易获得的、表面看来最吸引人的娱乐活动，多半是一种消磨神经的活动。追求兴奋的欲望，过了某一极点后，就成了或是扭曲的本质或是某种本性不足的标志。在以前的幸福婚姻中，大多数男人并没有兴奋的需要，但在现代世界，婚姻常常被推迟如此长的时间，以至于当最终经济条件具备时，兴奋却变成了一种习惯，它只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抑制。如果舆论允许男子在21岁便结婚，而又不需负担如现代婚姻所要求的沉重的经济负担，那么很多人就决不会再去寻求与自己的工作一样使人疲劳的娱乐活动了。然而提倡这么做是被认为不道德的，这或许从林德森法官的命运就可以看出来。尽管他长期从事这一光荣的职业，却因为试图使青年人不再遭受由于他们的兄长的固执偏狭而导致的不幸，他因此受到了谴责。不过这一问题现在我打算不再谈下去了，因为这属于忌妒这一大题目下，这将在下一章中集中讨论。
对于单个人而言，他们不能改变他们生活干其下的法律和制度，因而很难对付那些专制的道德家们制造的、并极力维持的局面。但是，认识到使人兴奋的娱乐并非通向幸福之路，却是很有意义的，虽然人们会认为由于使人更满足的欢乐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而除非通过兴奋的刺激，否则生活就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谨慎的人唯一能够做到的是约束自己，不允许自己去寻求那种有损健康、影响工作的过份而又使人疲劳的快乐。治疗年轻人的烦恼的最根本的方法在于改变公众的道德观念。同时，年轻人也应该认识到，他最后总要结婚的，如果他的生活方式使得幸福的婚姻成为不可能的话，那将是不明智的，而神经的紧张和对更为文雅高尚的娱乐方式的能力缺乏，很容易造成这种生活方式。
神经疲劳的最为糟糕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是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一道障碍。可以说，它使人得到的印象模糊不清，悄无声息。这个人不再去注意周围的人，除非被某些小骗术和怪腐习气所激怒。从食物中或者从阳光中，他得不到任何乐趣，但却倾向于对少数几件事物表示强烈关注，而对其他一切视若无睹。这种精神状态使人坐立不安，以至于疲劳不断增加，到最后不得不求助于药物治疗。从根本上说，这一切都是对我们前一章谈到过的，与大地失去了联系的惩罚。但在今天城市人口大量集中的情况下，我们到底能与大地保持多大的联系，绝对不是一件能轻易看得明白的事。不过，这里我们又再次发现自己处于重大的社会问题的边缘上，但这类问题我不准备在这本小册子里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