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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朋友常常感到不可思异的是，一方面，中国人对“性”禁忌得厉害；另一方面，作为一国表率的皇帝却又有着三宫六院的“性自由”。
这的确是一种文化怪圈，它是由汉文化中“政治”与“性”的孪生关系决定的：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关系，有助于君主与统治阶层建立多渠道的政治关系，从而在帝姓宗族的基础上发射性地构造了一个个外姓支族，让他们如行星般地围着皇旋转，以共同维持宗族统治秩序。
但总的说来，在汉晋时期，“性”的自由度还是较大的，它不仅表现在正常的男女性爱关系上，也表现在人们对同性恋的认可程度。
比方，在《世说新语》中就记载嵇康与阮籍有可能是同性恋关系。
据司马迁笔下暗示，刘邦有同性恋事实。他的男宠叫籍孺，刘邦就经常与他同寝。
西汉宦官赵谈为汉文帝男宠。汉代人相信“美男破老”的邪说，认为与美男子搞同性恋可以长生不老。
汉哀帝与男宠董贤进行“断袖之欢”时，还令董贤穿起女人的轻衣窄袖。
宫中妃嫔见董贤获宠，竟纷纷效仿董贤所穿的女装。
这个时期的女性地位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低下，她们不仅要求自己的丈夫有责任和义务在“性生活”上给予满足，而且还有更高的要求。例如，《宋书》中就讲到山阴公主向她的哥哥废帝刘子业说：“皇帝哥哥，你有三宫六院，佳丽上千，可我只有一个丈夫，太少了！”
堂堂一国的公主抱怨她不该只有一个丈夫，它不单说明这一时期的性观念很开放，而且反映了女性有为自己的“正当要求”“鼓与呼”的合法权利。
这个时期的房中书也比较多。特别是葛洪的《抱朴子》记载了不少的性生活内容，并认为：房中术只要行之得法就有助于延年益寿之功效。
而在叶德辉的《医心方》卷二八中，他引录了《隋书》的“经籍志”，即《素女经》——包括《玄女经》、《素女方》、《玉房指要》、和《洞玄子》——这些书被认为是公元八世纪写成并流传的。
但它们都是一些指导夫妇性生活的参考书。
国外有学者认为，这些参考书对百姓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古代中国一夫多妻（或有钱人纳妾）的家庭中，男性一定要懂得房中术，因为那时提倡不断更换性伙伴，既是从健康方面考虑，也是出于家庭中性关系的平衡——避免妻妾之间的争吵。其次，这些书强调男子对女子性需要和性体验的理解，以保持性生活的和谐及女子的性满足。
这些书中也提到过两性人的现象，被笼统地称为“人妖”。
书中甚至还谈到一些性变态行为，它主要指性虐待，同性恋，淫具与手淫，兽交，对于人体排泄秽物的癖好，以及男人由女子陪伴如厕的习俗等。
简言之，这个时期的人活得舒坦自由，张扬着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独特体验，淫糜之风较为盛行。正因为此，一些着名学者出于维护皇权的考虑，纷纷上谏奏章，陈述淫风之害。如西汉大学问家刘向目睹赵飞燕等淫乱之状，认为后宫应倡兴王教，遂着《列女传》，以戒天子。
而东汉女大学问家班昭总结经验，竟写出了两千来字的《女诫》，其中《妇行篇》对女性道德制定了全面而又具体的规范：“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辨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为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织，不好嬉笑，挈齐课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就这样，女人们自己戴上了“紧箍咒”，言行举止都有了“规制”。
后来有反叛者毫不犹豫地将这笔账记到了班昭的头上，想来也不会冤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