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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说，“生活也包括人一整天内的所思所想。”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生活就只是一截大肠，我不仅整天想着吃的，晚上做梦也梦到吃的。
可是我并不希望回美国去，去受双份罪，去做单调无味的事情。不，我情愿在欧洲做一个穷人。大家都知道，我真够穷的，只剩下做人所必需的东西了。上个星期我还以为生活问题就要解决了，以为我就要能自己养活自己了。我凑巧碰到了另一个俄国人，他名叫谢尔盖，住在叙雷讷，那儿住着一小群流亡者和潦倒的艺术家。俄国革命前谢尔盖是沙皇禁卫军中的一名上尉，他穿着袜子量身高足有六英尺三，喝起伏特加像牛饮水一样。他父亲是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海军将领之类的要人。
我同谢尔盖相遇的情形有些古怪。那天快到中午了我还在“疯狂的牧羊女”歌舞场一带嗅来嗅去想找点儿东西吃，也就是在那条一头装着铁门的窄小胡同后面。我正在舞台入口处闲荡，希冀同某个女演员不期而遇，这时一部敞开的卡车在人行道上停住了。那个司机正是谢尔盖，看到我两手插在兜里站着，他便问我愿不愿意帮他卸下车上的铁桶。听说我是美国人而且生活无着，他差一点高兴得哭起来，看来他一直在到处寻找一个英语教师。我帮他把装杀虫剂的桶子滚进去，我尽情看着在舞台两侧到处奔跑的女演员。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怪诞的印象——空旷的房子、女演员像填装着锯未的洋娃娃似的在舞台两厢横冲直撞、一桶桶杀菌剂、战舰“波将金号”——而最难忘的是谢尔盖的温文尔雅。他是一个大块头，十分温柔，是一个十分地道的男子汉，却又生了一副女人的柔肠。
在附近的咖啡馆里——“艺术家咖啡馆”——他马上提议为我安排住宿，说他要在走廊地板上铺一张床垫。作为上课的酬劳，他说叫我每天免费吃一顿饭，一顿丰盛的俄国饭，如果由于什么原因没有吃上这顿饭他就给我五法郎。我觉得这主意很妙——妙极了。唯一的一个问题是，我每天如何从叙雷油赶到美国捷运公司去。
谢尔盖坚持马上就开始，他给我车费，叫我晚上到叙雷讷来。我带着背包在吃晚饭前赶到了，目的是给谢尔盖上一课。已经有些客人到场了，看来他们一贯是一起吃的，大伙儿凑钱。
饭桌旁一共是我们八个，还有三条狗。狗先吃，它们吃的是燕麦片，然后我们才开始。我们也吃燕麦片——作为一种提胃口的佐餐食品。谢尔盖眨眨眼说，“在我们国家这是喂狗的。
在这里却是给绅士的，这样行吗？”吃完了燕麦片便上蘑菇汤和蔬菜，过后是咸肉蛋卷、水果、红葡萄酒、伏特加、咖啡和香烟。俄国饭还不错，每个人说话时嘴里都塞得满满的。饭快吃完时谢尔盖的老婆——一个很懒的亚美尼亚婆娘———屁股坐在沙发上啃起夹心糖来，她把肥胖的手指伸进盒子里去摸一块，啃下一点点看里面是否有果汁，然后就把它扔到地板上喂狗。
饭一吃完客人们便匆匆忙忙走了，他们仓皇逃走，仿佛怕瘟疫降临。最后只剩下谢尔盖、我和狗——他妻子已经在长沙发上睡着了。他满不在乎地走来走去，替狗收集残汤剩饭。他用英语说，“狗喜欢吃这些东西，喂狗好得很。那条小狗它有虫子……它还大校”他弯腰仔细察看在狗两只爪子之间的地毯上爬着的一些白虫子，他试图用英语解释这些虫子，但是他的词汇不够用。最后他查了查词典，欣喜地抬头望着我道，“哈，是绦虫！”我的反应显然不那么明显，谢尔盖有些迷惑不解，于是便跪在地上，双手撑着地更仔细地察看它们，还捉起一条放在桌上的水果旁。“畸，它不太大，”他用英语嘟哝道。“下一课你教我各种虫子，行吗？你是个好老师，我跟你学了不少……”“大”、“教”、“好”都发错了音。
躺在走廊里的床垫上，杀菌剂的气味叫我喘不过气来，这种刺鼻的辣味儿似乎钻进了我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刚才吃过的东西又在口中散发出气味——廉价燕麦片、蘑菇、咸肉和煎苹果。我又看到躺在水果旁的那条小小的绦虫和谢尔盖向我解释狗出了什么毛病时摆在桌布上的各式各样的虫子。我看到“疯狂的牧羊女”歌舞场的空乐他，每一条裂缝里都藏着蟑螂、虱子和臭虫。我看到人们疯了似的搔自己身上，搔呀搔，直到搔出血来。我看到这些虫子像一支红色蚂蚁大军一样在布景上到处爬，吞下它们看见的一切。我看到合唱队的姑娘抛开薄纱外衣，光着身子跑过走道。我还看到正厅里的观众也脱掉衣服互相搔痒，活像一群猴子。
我试图叫自己平静下来。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我找到的一个家，每天有一顿现成饭吃，而且谢尔盖无疑是个热心人。可是我无法入睡，这简直如同在陈尸所里睡觉一样。床垫已被散发出香气的液体浸透，已成了虱子，臭虫、蟑螂和绦虫的陈尸所。我忍受不了。我不愿忍受！毕竟我还是一个人，不是一个虱子。
到了早晨我等着谢尔盖装车，我叫他把我带到巴黎去，却不忍心告诉他我就要走了。我把背包留下了，还有他给我的几件东西。我们到佩里埃广场时我跳下来了，在这儿溜掉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我是自由的——这才是最要紧的……我像小鸟一样轻松地由一条街飞奔到另一条街，仿佛刚从牢房里放出来。我用全新的目光看世界，万物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甚至包括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在布尔索尼尔街站下看一家体育用品商店的橱窗，里面有一些照片展示“史前及史后”人类的标本。全是法国佬，有些人光着身于，只戴一副夹鼻眼镜，留一缕胡子。真不明白这些姑娘怎么爱上了双杠和哑铃。一个法国佬应该有个微微腆起的大肚子，像查露斯男爵那样。他也该蓄胡须，戴夹鼻眼镜，不过不该光着身子让人拍照。他该穿双闪闪发光的漆皮靴，短便衣口袋上应该别一条白手帕，露出来四分之三英寸。如果有条件，他还应该在上衣翻领上系一条红缓带，穿过纽眼，上床睡觉时还要换睡衣。
傍晚我走近克利希广场时从那个装着一条假腿的小婊子面前经过，她日复一日地站在戈蒙宫对面。看起来她还不到十八岁，可我想她已有固定的客人了。午夜过后她用黑假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身后是一条小胡同，里面像一座地狱一样灯火通明。如今我心情轻松地从她身边经过，不知怎么搞的她使我联想起一只拴在桩上的鹅，一只肝上患了病的鹅，这样世人才得以享用它的鹅肝馅饼。带着那条木腿去睡觉一定很古怪，人们会联想到各种各样的事儿——木刺啦等等。行啦，各人对自己的口味就行！
沿着圣母街往前走，我碰到佩克奥弗，另一个在报社工作的穷鬼。他抱怨说每夜只能睡三四个钟头觉，因为早上八点就得起来到一家牙医诊所去干活。他干这个活并不是为了钱，他解释道，这只是为了替自己买一副假牙。他说，“困得直打瞌睡时看清样可不容易，可我老婆还以为这差事像吃饭一样容易呢。
她说，我若丢了工作她们咋办？”可是佩克奥弗对这个工作根本不感兴趣，这个工作甚至不允许他花钱。他只好存起香烟蒂，把它再填进烟斗里抽。他的外套是用别针别在一起的。他有口臭，手上总出汗，可是一夜只睡三个钟头。他说，“不该这样对待一个人，还有我的那位老板，若是我丢了一个分号他便会把我骂得尿裤子。”说起他老婆，他又补充道，“我的那个女人，我告诉你，她一点儿都不知道感激我。”
分手时我设法从他那儿骗了一个半法郎，我想再榨出五十生丁，可是办不到。不过我弄到手的已足够喝一杯咖啡，吃一块月牙形蛋卷了，圣拉扎尔车站那儿有一家供应降价食品的酒吧。
碰巧，我在盥洗室里找到一张音乐会票，于是便像一只轻松愉快的鸟一样奔戈韦音乐厅去了。引座员脸色难看极了，因为我竟没有给他一点小费。每次从我身边经过时他都要征询似的看看我，希望我会突然想起这件事来。
我已很久没有同穿着考究的人物坐在一起了，心里不免有几分忐忑不安，直到现在还闻得到那股甲醛味。或许谢尔盖也往这儿送货，不过谢天谢地，这儿没有人搔痒。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儿……非常淡。音乐会尚未开始众人脸上便显出百无聊赖的神情，这音乐会真是一种礼貌的自我折磨。指挥短短的指挥棒敲响后大家紧张地全神贯注了一阵，随即便是寂静无声——一种单调沉闷的、被管弦乐队奏出的沉着、不间断的轻微乐声反衬出的寂静。我的头脑出乎意料地清醒，好像脑壳里镶了一千面镜子。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十分激动，音符像玻璃球在一百万股水流上跳跃。以前我从不曾饿着肚子去听音乐会，没有任何声响能逃过我的耳朵，甚至最细小的别针落地的声音也听得见。好像我没有穿衣服，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是一只窗子，所有的窗子都敞开着，光亮穿透了我的内赃。我可以感觉到这光线就蜡缩在我肋骨的穹窿下，我的肋骨垂在一个空空如也的肚子上，响声使它颤抖，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持续了多久，我早已失去时间和地点的概念。仿佛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出现了一阵半自觉的状态，与之相抵的是一种平静感。我感到身体内有一个大湖泊，一个发出彩虹色光辉的湖泊，冷峻得像果冻。这个湖泊上突然形成一个个巨大螺旋，一群群腿细长、羽毛漂亮的候鸟出现了，它们一群群地从清凉的静止湖面上腾空飞起，从我的锁骨下飞过，消逝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间里。然后，缓慢地、异常缓慢地，这些窗子关上了，我的器官也回到原来位置上，犹如一位戴白帽子的老妇在我身体内漫游。突然，剧院里的灯全亮了，我发现白色包厢里的那个男人原来竟是一个头上顶着一个花盆的女人，起初我还以为这是一位土耳其军官呢。
一阵骚动，所有想咳嗽的人都尽情咳开了，传来脚在地板上蹭踏发出的声响、竖起椅子的声响、人们漫无目标地四处游逛发出的没完没了的嘈杂声，还有人们展开节目单时发出蹊卒声——他们装模作样地看看便又丢下了，把它乱塞在座位底下。最小的变故亦值得谢天谢地，因为它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们心自问自己在想什么。若是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曾想，他们准会发疯。在刺眼的灯光照射下他们呆呆地互相望着，而且他们逼视对方的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紧张感。一听到指挥又开始了，他们便回到原先的自我强迫状态中——他们不由自主地搔痒，或是猛地记起了一个摆着围巾或帽子的橱窗。他们仍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个橱窗里的所有细节，可是回忆不起这个橱窗到底在哪儿了，这使他们大伤脑筋，清醒而又不安。于是他们打起双倍的精神去听音乐，因为他们十分清醒，无论乐曲多么美妙也不能忘怀那个橱窗和挂在那儿的围巾或是帽子。
这种聚精会神的气氛感染了会场本身，连乐队似乎也受到激励，变得格外精力充沛。第二个节目像最好的压轴戏似的结束了——它结束得这么快，音乐嘎然而止，灯打开时有些人像胡萝卜一样戳在座位上，下巴抽搐着。假如你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喊“勃拉姆斯、贝多芬、门捷列夫、黑塞哥维那”，他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4，967，289。
到演奏德彪西的曲子时场内的气氛已完全被毒化了，我在纳闷，作为一个女人xìng交时究竟有何感觉——是不是对欢悦更敏感一些，等等。我在想象一件东西穿透两腿间那个地方的情形，不过只有一点隐隐约约的痛感。我企图集中注意力，但是音乐太难把握了，我只能想着一只花瓶慢慢翻转过去，音符散入空中去的情形。最后我只注意到开灯关灯了，我便问自己灯是如何开关的。我旁边的人在呼呼大睡，他像一个掮客，大肚子，蜡黄的小胡子。我就喜欢他这样，我尤其喜欢他的大肚子和所有吃出这样一个大肚子的食物。为什么他不该呼呼大睡？
若是想听，他无论何时都可以搞到买一张票子的钱。我注意到那些衣着较好的人睡得更踏实一些，这些有钱人问心无愧。若是一个穷汉打瞌睡，哪怕只是几秒钟，他也会觉得很丢脸，他会以为自己对那位作曲家犯下了罪。
演奏那只西班牙曲子时整个音乐厅都轰动了，大家都笔直地坐了起来，他们是被鼓声惊醒的。我以为鼓一旦敲响便会一直响下去，我期望看到人们从包厢里跳下来，或是把帽子扔掉。
这支曲子里蕴含一种英雄气概，拉威尔，他本会迫使我们拼命、发疯的，只要他想这么做，不过这不是拉威尔的曲子。突然一切都静寂下来，仿佛拉威尔在开玩笑时记起他穿了一件剪破的衣服。他抑制住了自己，依我的愚见，这酿成了大错。艺术即意味着有始有终，假如你以鼓点声开始就得用爆炸声或梯恩梯炸药告终。拉威尔为了形式牺牲了一些东西，为的是人们睡觉前必须消化掉的一棵菜。
我的思绪心猿意马，约束不住，既然鼓声已停，音乐便也离我远去。无论何处，人们生来就是指挥别人的。出口的灯光下坐着一位郁郁寡欢的维特民他双时撑着身子，目光呆滞。门口站着一个西班牙人，裹着一件大斗篷，手里拿着一顶阔边帽，他的架势像是正在摆好姿势叫罗丹塑“巴尔扎克”似的，他的脖子以上部分很像水牛比尔。我对面的顶层楼座前排坐着一个女人，她的两条腿叉得很开，她的脖子向后拗去，错位了，看上去像是得了破伤风。还有那个戴红帽子的女人，她正趴在栏杆上打吨儿——若是来一回脑出血就太妙了！设想她流出一桶血，全倒在楼下那些浆洗得硬硬的衬衫上，设想一下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衬衫上沾着血走出音乐厅回家去！
睡觉是基调。再也没有人在听了，无法再思考、再倾听了，也无法去梦想，即使音乐本身也成了一场梦。一个戴白手套的女人把一只天鹅放在膝上。传说勒达怀孕后生了一对双胞胎。
人人都在生某种东西——只除了上面那排座位上那个搞同性恋的女人。她昂着头，大张着嘴，注意力十分集中，这曲交响乐像镭一样放射出一阵阵火花，使她激动不已。朱庇特在穿透她的耳朵。还有加利福尼亚的片言只字、生着大鳍的鲸鱼、桑给巴尔、西班牙式城堡。瓜达尔基维河沿岸有上千座清真寺在闪闪发光。冰山深处的时光尽是淡紫色的。莫尼大街上立着两根拴马的白柱子，滴水嘴……宣传贾沃斯基谬论的男人……河，边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