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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说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柳宗民和马淑英也没有出凡脱俗地离开这个规律。柳宗勤和马淑敏一去上班，两个人就好起来，好的简直是形影不离。柳宗民晚上也会偷偷地遛进马淑英的房间，在她的床上一直睡到天快亮。柳宗民很少再到学校去，他本来就是个学生混子，从来没有好好学习过，过去只不过慑于父亲哥哥的严厉，不得不到学校装个样子。柳宗民的哥哥柳宗勤是个很能干的人，从脾气性格来讲，和柳宗民简直不是一个娘生的。柳宗勤勤劳自勉、谦虚谨慎，并且与人为善。当他还没有中学毕业的时候就走出了校门，因为他兄弟姐妹四个，父母实在没有能力供他们上学读书。柳宗勤在家是老大，自然要担负起养育弟妹的重担。他离开学校后，正赶上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于是他果断地动员父亲一起开家商品零售店。
商店终于开起来了，资金周转不开，柳宗勤就督促父亲到亲戚家去借，借了东家借西家，想尽办法、竭尽所能地去借，直到实在借不着了才去贷款。先是到银行贷，用家里的房子做抵押，在生产队开了介绍信再到大队部盖个章，办齐一切手续也只能贷到很小的额度。没有办法，柳宗勤的父亲就去私人那里贷高息款，直到达到预期目的方肯罢休。
敬安在苏北是个大镇，坐落在沛县境内，离徐州有四十公里。这里商贾云集，是区域性货物集散之地，更是有志之人大展宏图的理想场所。这里林密水碧，历来就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多少仁人志士从此走出，成为风靡一角的弄潮儿。柳宗勤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怕吃苦，待人和蔼，又特别的诚实，不久就在当地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好多的顾客宁愿多走些路也要到他那里买东西；因为他不仅服务周到，卖的东西更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他的生意渐渐的火了起来，并且愈来愈火。他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未雨绸缪。经过和父亲仔细商讨，感觉卖杂货固然很稳定，但很难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如果想让生意独霸一方，必须专营一种商品，最后达到垄断一方。
经过仔细成熟地斟酌，柳宗勤决定专营白糖。白糖在苏北一直是一种畅销商品，受着普通百姓的长期欢迎。当地人走亲戚串朋友看望病人和老人，总喜欢带上几斤白糖，既实用又实惠。当地人把白糖一直看作营养食品，认为喝了它可以滋补身体，并且口感良好。但这种商品一直是国营商业渠道经营，私营商品零售店都从它那里进货。他们虽然资金雄厚，但经营效率低下，营销思想落后，东西很贵质量却很差。国家对白糖虽然早已放开经营，但这个地方人们思想落后，个人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因此一直没有人去做批发白糖的生意。柳宗勤看准了这个机会，果断地做起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说干就干，立即缩小零售商品规模和种类，集中一切能够筹到的资金，义无返顾地前往南方大型糖厂直接进货。
过去经营白糖都是大商批发给中商，中商批发给小商，小商再批发给零售店。他们层层剥皮环环回扣，恨不能把顾客的筋都抽了。不仅腐败透顶、质次价高，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服务态度恶劣。
见了顾客就像谁欠了他贰分钱似的，不是横鼻子就是竖眼，再不就翻个白眼噎的你三天不想吃饭四天吃了还不香。柳宗勤的店就不是这样的，不仅东西便宜，服务态度更好。它直接从糖厂进货，中间不吃回扣，也少了好多不必要的环节，因此，价格也就跟着降下来了。服务态度不要成本，只是把哭丧的脸变成娶媳妇的脸。那还不容易，实在是太简单了，简单到连手都不要用，只需把下吊的嘴角改成上翘，在脸上就改了，费不了多大的力气。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那些国营商店的售货员们就是不改那张脸，不光不改，是说什么都不改。他们大概是想把所有的笑脸都留在家里，把所有的“脸难看”都放在外面，也许她们认为那样做是赚了便宜，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便宜。可她们也许不知，干什么都会养成习惯，无论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只要是习惯就难改。试想一下，在外面“脸难看”的习惯改不了，用顺证的方法，那么在家里都是笑脸的习惯肯定也改不了。在家里都是笑脸的习惯肯定很受家人欢迎，但也不能完全对，假如爹死了娘亡了，还是那个改不了的笑脸习惯，跪在亡人棺材前，笑嘻嘻的一张脸面，想变一时也变不过来，那究竟是一种什么场面呢？
柳宗勤的糖质量好价格便宜，服务热情，要货多了还给送到家，自然受到大家的欢迎。因此，很快便打开了局面。周围各个乡镇包括沛县城里的都到他那里进货。生意好了，自然有不高兴的，更有眼红的。首先是地方国营供销社，他们散布谣言说柳宗勤搞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角。那些人还运用着老脑筋拿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压人，想让柳宗勤害怕，自己退出与他们竞争的舞台。可柳宗勤偏是个什么都不怕的主，他相信邓总设计师的话。那些人看压不倒柳宗勤，又鼓动工商税务派出所还有防疫站的去查他，查他的糖有质检报告吗？依法纳税了吗？防火防盗措施完备吗？有卫生许可证吗？质检报告柳宗勤从厂家要来了复印件，也算是有了。依法纳税小学生都知道，柳宗勤更知道，查来查去也没查出偷税漏税。防火防盗柳宗勤按官方的整改意见办，买来了灭火器，装上了防盗门，并晚上在店里睡个人。卫生许可证难办些，别人卖糖是不要的，可防疫站告诉柳宗勤，你不要管别人，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国营供销社更不知道那证到底是个动物还是个植物，是个死的还是个活的，或者是个别的什么玩意。可无论国营供销社知不知道，只要请了防疫站领导的客，他们就会想出办法来整人。没办法，柳宗勤只有到医院去检查，一关一关地过了才能申请卫生许可证。查了七十二样子传染病，又查了三十六样子可疑传染病，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个子丑寅卯。什么病都没能查出来，医院的解释是可能仪器坏了，让他去徐州大医院复查。柳宗勤来了犟劲，去就去，看他们还能耍出什么新花招。在徐州大医院检查了他们要求的所有项目，一切都好，完全符合要求。卫生许可证终于领来了，柳宗勤松了一大口气，私下想以后可以好好地干了。
柳宗勤把家里都安排好后，又前去南方糖厂进货。
可刚走不久，店门又被防疫站给封了，理由是卫生许可证是柳宗勤的，可卖货的是柳宗勤的父亲柳衡运，证和人不对应。还说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躺在社会主义的走廊里竟敢偷梁换柱，简直是上无国家王法下无黎民百姓健康。说的虽然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头不对马嘴，但你必须得按他说的办，否则就违反了他家的哪部法，违了他家的法就封你的店，敢撕就送你进号子吃皇粮去。可柳衡运偏偏不信天下就没有讲理的地方，背包一打，带上干粮直接去徐州府信访。到了徐州信访办公室一说，工作人员听了都很气愤，说做白糖批发生意根本就不要卫生许可证。因为批发白糖都是整袋整袋地卖，根本就不接触里面的糖，并且一个徐州市也没听说谁卖糖还要办个卫生许可证。信访办的同志让他先回家，说马上就发公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柳衡运高高兴兴地回了家，三天后，防疫站终于来人揭了封条灰溜溜地走了。
这件事虽然算不上大事，可给柳衡运很大的震动，使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以前他认为有了钱就什么都有了，现在他不再这样认为，他知道了没权的滋味。原来是有权鳖孙高三丈，无权爷爷是鳖孙。他在想，等有了钱，一定给孩子找个好差使，不能让下一代再受这份窝囊气。
柳衡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除了柳宗勤出了校门和他一起做生意，其余几个都在读书。那几个虽然书读的都不怎么样，但他还是让他们把书读下去，他认为读下去就会有希望，就会有前途。他不想再受气，回想过去，他爷爷受大清帝国的气，父亲受国民党的气，如今共产党虽然是个好党，经也是好经，可这好经总被眼前个别歪嘴和尚给念毁。这几个家伙虽然是螳螂挡车，影响不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但那几句歪经落到他的身上也真够他受的，弄的他好长时间心事重重，差点放弃这档子生意。用他平时好开玩笑的话说，真让那些家伙气的奶疼。
柳宗勤和父亲勤勤恳恳、小心翼翼地做生意，生怕得罪哪一方神圣，以为以后老老实实的，就不会再有麻烦。可事情并不是那样，没几天，管理街道的就找上门来，但来到他的门口并没有找他，而是找那些到他店里进货的，让那些人不能在街道两边停车，更不能停在店门口。柳衡运气的与那些人吵，质问他们为什么允许别的店门口停车，而不让他店门口停。那些人上来不理他，后来干脆说，你与共产党作对能得好吗？柳衡运气的大骂，它一个小小的地方供销社能代表共产党吗？你们怎么想着办法整人？真是岂有此理？那些人也不吵也不恼，只说自己是执行公务，别的管不着，就只能管着他门口不能停车。柳衡运气的在心里骂娘，可又没有一点办法。他想这点小事也不值得再去徐州上访，并且也不好意思老麻烦人家信访办的同志。没有办法，只能在心里生闷气。生完闷气还得做生意，不叫人家在门口停车就花钱雇人把货物扛到停车场。
柳宗勤劝说父亲不要生气，他认为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好多人都得了红眼病，看不得别人发财。
晚上，柳宗勤买了礼物去了管理街道的头头家，见了那个目前还评不上品的小主任半笑着说，李主任，我来登门谢罪的，呵呵！
李主任毕竟是在外面长混的人，看到柳宗勤手里提着不少东西，干笑两声后客客气气地把他让进屋里说，我说小李啊！你这是干什么？有事说事，怎么还带着东西？
柳宗勤笑呵呵地说，李主任，你总不能让我空着手进你家吧！那样我还不好意思呢！
李主任装作认真地说，小李子，我可是快要入党的人，你得帮我提高觉悟才对。
柳宗勤开始真笑了，哈哈一阵后说，这年月，还能当真？
李主任拍了拍柳宗勤的肩膀说，聪明、聪明，来，坐下说。
柳宗勤坐到了椅子上，往前倾了一下身说，李主任，我来也没有别的事，只是想过来认一下门，以后还要请您多多关照。
李主任笑的很爽朗，咽了一口唾液说，宗勤啊！都说到哪里去了，我们都是一家人，听说你发了财，以后有难我还要去找你帮忙呢！
柳宗勤跟着他笑了两声说，我哪发什么财，生意也是刚刚起步，以后还有不少地方麻烦您，不过，只要我能帮您的，一定帮到底。
李主任点了根烟，吸了两口笑着说，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以后只要我能帮你的，我也要帮到底。
柳宗勤和李主任瞎扯胡聊了一通，压根不提他店门口停车的事。李主任聊得开心，要和他喝一盅。柳宗勤知道他是假客气，于是又寒暄了几句起身告别。
第二天，管理街道的那帮人就没有来，像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样——立竿见影。柳衡运知道儿子的行动后，直夸柳宗勤有本事，说他将来是个办大事情的人。
两年后，柳宗勤和父亲真的把生意做大了。徐州以北的零售商店都是进他家的糖。他家买了小汽车，对客户一律送货上门，并允许人家卖了货再付款。生意做的大了，钱也挣的多了，柳衡运的心事却大了。他不想让儿子就这样下去，他想给儿子找个差使做。想来想去，想起来自己还有个同学在徐州房管局当局长，于是就决定去找他。
柳衡运也是个做事雷厉风行的人，看准的事立即就行动。于是买了不少的东西，前往那个局长家。
敲开门，柳衡运问开门的女孩，张局长在家吗？女孩说，我爸爸在看电视。
柳衡运用慈祥的目光看了看女孩，说，丫头，长这么高了，我是你爸爸的老同学，你应当叫我伯伯。
女孩笑了笑说，伯伯好，快屋里坐，正好能和我爸爸聊天，省的他老看电视，对身体不好。
柳衡运夸了几句女孩孝顺，小心地走进客厅。女孩立即喊她爸爸赶快出来，说来客人了。张局长正在居室里斜靠在床上看电视，听到喊声，慢慢度着步子走了出来。一眼看到是老同学，高兴的慌忙让女儿拿烟来，并让女孩给伯伯点着。两个人寒暄了一阵子，都感慨时光流逝得太快，不知不觉间二十多年就过去了，真是如流水一般。
聊了一会过后，张局长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老兄您肯定是有事情要办，不然不会到我这里来。我们是老同学，就直来直去地说吧！
柳衡运正了正身说，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直了，就是为了我的大孩子来的。想让您帮着考虑考虑他的前途。
张局长弹了一下烟灰说，侄子目前在做什么，多大了？
柳衡运说，初中毕业两年了，一直跟着我做生意，虽然也发了点小财，可我不想让他在农村混。不瞒老弟你说，钱我有，就是不知道怎么能给他谋个好差使。
张局长眼睛有些放光，又递了柳衡运一支烟说，现在改革开放了，不像以前那么死板，有钱就好办事。
柳衡运一听这话，知道有门，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激动，舒了舒口气说，老弟你讲吧，到底怎么办，我全听你的。
张局长清了清嗓子说，这件事应当从长计议，况且你的孩子又不大。
柳衡运点了点头说，老弟说的对，但怎么个从长计议法。
张局长顿了顿说，他可以到我局来，但要曲线进，直接是进不来的。
柳衡运说，你接着说，我完全听你的，钱花多少都行，只要能进去。
张局长换了一下身体的姿势说，是这样的，我有一个老战友在公安局管户籍，可以托他帮忙把你公子的户口转成徐州市户口，然后再找人送他入伍，等到退伍我直接向安置办要他，就可以进来了。
柳衡运听了感觉很有道理，就是有点慢，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还是很高兴的表示同意，并开门见山地说，事情你老弟来办，肯定关关都要打点，你说个数吧，我明天给你送来。
张局长爽快地说，那就先把户口办了吧，外面都知道大概多少钱，也就是两万左右。
柳衡运听了眉开眼笑地说，那就全拜托老弟您了，你侄子有了前途，不会忘记你的。
张局长笑着说，老兄不要客气，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会极力帮你的。
柳衡运很高兴地告别了他的老同学张局长，第二天就把钱送了过来。整整两万，一分不少。这些钱是他和儿子辛辛苦苦挣的，但为了儿子的前途，花的再多他也不心疼。他明白，等儿子在城市里上了班，别人就会对儿子和他另眼相看。那时就不会再有人欺侮他们，甚至还会有人来巴结他们。
柳宗勤很有生意头脑，钱就像黄河水一样哗哗的往他家流，多的他都有些不知所措。过去家里穷，弟弟妹妹多，手里有个几角钱就高兴的不得了。如今钱多了，却有些不知怎么花。听父亲说要给他找工作进城里，那是他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如今真的摆在了眼前，却有些不舍得，不舍得离开他一手创起来的这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