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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半出发，我背着书包，父亲提着我的行李。
天还没完全放亮，路上只有清扫街道的清洁工，有几个是父亲的熟人，他们问父亲去哪里，父亲说送孩子去读大学，他们说你孩子真有出息，父亲说还好，还好。走得离那些人稍远一点，父亲对我说，你看，考上大学还是有点面子的，虽然是第五批。我说是啊，幸亏补报成功。
走到车站，车还没来，我和父亲站在一个遮雨棚下等着。父亲问我录取通知书没忘记吧，我说在书包里。父亲说，你还是再检查下。我把书包的拉链打开，掏出录取通知书给他看，他接过去打开，看了一会儿，递还给我，说真想不到还有两年制的大学，我说我也想不到，不过挺好的，可以早点读完早点出来工作。父亲没接我的话，他的鼻子好像塞住了，使劲地吸，最后打了个喷嚏。
太阳出来了，刚好照到我们身上。有几个初中生拍着篮球从我们面前走过，我跟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我认得他们，是初三的学生，昨天下午跟他们一起打过球，球技还可以。整个夏天，我都在打球，早上6点出去，9点回来，下午4点再去，到天黑回来，每天都这样。我都是光着膀子打，因为我特别容易出汗，每次打完一场我都得去水龙头下冲下脑袋。到现在，我的脸，我的上半身已经彻底变成了古铜色，但是跟乔丹的咖啡色皮肤比，我还是太白。我一直想晒成那种咖啡色，每天洗完澡，我都会站在床头的那张乔丹海报前面对比下。真晕，我竟然忘了带那张海报！
车子来了，蓝色的小客车，里面还很空，我们在第三排右边的位置坐下，父亲让我坐里面，靠着窗。买过票，父亲说要睡会儿，他侧过身，靠在椅子上。窗户上还有水汽，我用食指在上面画了一个圈，然后在里面写了个“我”过了一会儿，积聚在“我”字两个勾那里的水滴沿着玻璃挂下来，长长的两条细线。
父亲开始打呼噜，嘴微张着“呼咻呼咻”的声音按着某种节奏响起。早上走得急，他的下巴没剃干净，左边还留着几根胡须。头发倒还齐整，前两天他找小叔理过，标准的杨梅头。身上穿了母亲给他买的短袖，淡蓝色，冰丝，母亲说穿着很凉快。在他的手里捏着一个黑色小皮包，前两年在哈尔滨做生意的时候买的，有一年多没拿出来了。鞋子也是两年前买的，已经变了形，昨天下午父亲挤了很多鞋油上去，擦了一个多小时。
车里很多人也都在睡觉，后排的几个人在断断续续地说着一些有关生意的事情。车子开得很快，迎面开来的车只打个照面就过去，偶尔能看到一些模糊的脸，更多的时候窗外是一些留着稻茬的稻田，一些白鹭在上面来回盘旋。不知道衢州是否也有这样的稻田，如果有，是否也有白鹭？听父亲说，那边都是种桔子和板栗，板栗树没见过，如果都是桔子树也挺好，看过去都是一片绿色，可以把整个人都埋在里面。在我家后山上也有一小片柑桔林，每年秋天我们都会去摘桔子，我喜欢攀到树上摘最顶上的那些桔子，它们接受的日照最多，吃着也最甜。但是，这个秋天，我吃不到它们了。
车子在马屿停下，售票员喊了几声“有没人在马屿下”没人应她，车子继续开动。头顶上的车载空调吹得我头顶凉飕飕的，很不舒服，我将它调了个方向。窗外的风景已经由稻田换成了广告牌，长长的一排，都是机械类广告。我记得从那两个包装机广告牌的间隔处穿过去有一条小路，沿着它直走，走上半个小时，不出意外的话，能看到一个标着“教育路”的蓝色路牌。接着走教育路，走到尽头，有一座小山，那就是我的高中，学校在山上。上山如果想快点，也有一条小路可走，只是有点陡。那条小路上去，最先看到的是老教学楼，如今是老师们的宿舍。我们班主任的宿舍在路的正面，每次走过去，我都会注意看那个窗口，如果他坐在那里，我就加快脚步跑过去。教师宿舍的对面就是新教学楼，高三的教室在三楼，我们是五班，正好是教师办公室的隔壁，为了避免跟老师们碰上，我往往还会再走远一点，从中间的楼梯上去，那里的楼梯口是厕所，真让人恶心。我习惯从后门进入教室，因为我不喜欢全班同学都注视着我。我的位子在最后一排，有老师在的时候，我就猫着腰，从后排那些家伙的背后潜过去。从我的位置往下看，是一片树林，最大的一棵树是掉光了叶子的杉树，据说有个女人在上面吊死过。
上个星期天，我去过一趟学校，不过没走那条小路，我直接翻过了栅栏，跳了进去，都毕业了，我不用再担心被处罚，即使被那个看门的老头看到，也顶多被骂两句。那天是阿忠打电话叫我去的，他说要去高复了，想最后聚一次，打场球。我特地换上了那套76人队的球服，还穿上了刚买的双星球鞋。走到操场里，阿忠已经和一帮人在打。放了假，操场没人护理，又变成了坑坑洼洼。我向阿忠挥了挥手，他对我说，还有五个球，让我再等等。要进五个球，还有好一会儿，我打算到教学楼那边先逛逛。可是，到了那边，发现门锁了，不能进，只能绕着周边走走。走到教师宿舍那里，我看到班主任的窗户前的那盆仙人球还摆在那里，那是他生日的时候，我们送他的。透过宿舍旁的铁门可以看到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圈出的那一方小操场，杉树的叶子已经变黄，地上落了一堆，有几只麻雀和喜鹊在上面跳来跳去，栀子树也长高了，顶端已经快到二楼，它旁边的桂花树倒还是老样子，四五棵一簇，紧挨在一起，从我入学那天到现在都没见它们长高，每年秋天开花的时候，我们都会采几枝放在课桌抽屉里，香气能保持很久。
我在铁门前的台阶上坐下来，揪了几束狗尾巴草，把它们编成一个圈，挂到了铁门上，然后站起来拍拍屁股，走回操场。阿忠他们在打最后一个球，在这个夏天，他的带球技术又进步了，背后运球很熟练，加上他自己本来就很拿手的胯下运球，防守他的那个孩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很轻松地就被阿忠过了，不过协防过来的那个高个倒是蛮强，阿忠虚晃了好几次，都没骗倒他。我向阿忠做了后仰跳投的手势——这是我们以前打球时候的暗号，阿忠会意，后撤一步，做了假动作，跟着后仰跳投，球进了。
输的那队下了场，又换了新的一队，阿忠拍了拍同队的一个孩子的肩膀，又指了指我，说你休息下，让他先打一场，那孩子说行啊，不过只能打两场，阿忠拍了下他的屁股，说你小子真鸡歪。我上去跟那孩子击了下掌，接过阿忠传来的球，运了两下，上了个篮，手感还可以。
我们玩的是六个球的斗牛，跟我对位的是一个穿黑色背心的男孩子，在身高上要比我高很多。我不敢硬打，拉开了距离，慢慢地跟他玩。我做了几个假动作，诱使他过来掏球，他没动，想投，他又贴上来，只能传给了阿忠。阿忠做了个挡拆的手势，我跑过去帮他挡了人，等他突破了，我马上跟着跑到篮下，阿忠传了球给我，篮下无人，我投得很轻松。第二个球开始时，那个穿黑色背心的男孩子紧盯着我，无论我有球没球，我挥了下手，示意阿忠过来挡下人，但是被识破了，防守阿忠的那个人也是紧盯着他，剩下的那个小孩子，跟我不熟，我没法向他打暗号，跟他对位的技术要比他好，他没运几下球就被断了。这样，我们连着被进了两个球，到第三球，好像是防守阿忠的那个人手上有动作，阿忠的眼睛被戳到了，他急了，说你他妈的到底打球还打人啊，挥手打了那人一拳，那人也不弱，立马还了一拳，我丢了球，跑过去拉他们，结果眼眶上也被打了一拳，顿时眼泪直流。我也火了，揪着那家伙的衣服也给他了一拳。正好打到他鼻子，血马上就出来了。旁边的有几个好像是那人的朋友，看到他出了血，一起扑过来打我，阿忠叫我快跑，我不跑，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照着最先冲上来拍过去，可能是视线有点模糊，没拍准。我自己下巴上被打了一拳，脑子有点晕，紧跟着，身上各个部位，都被打了，鼻子，嘴巴，背上，肚子我只能抡着石头乱挥，似乎砸到了什么，我听到“嘭”的一声闷响，有人喊：“阿金头被打破了。”接着，阿忠又对我喊：“快跑！”这次我跑了。
跑到山下，我听到身后有人喊别跑了，转过身，看见是阿忠，他的嘴角在流血。我说，你有没有事啊？他说你应该问他们有没有事。我说，你的嘴角在流血啊，他朝地上吐了一口，问我现在还有吗？我说没有了，他说那就没事了。我的眼睛还在流眼泪，我用手背擦了擦，手上有汗，进了眼，酸酸的，流得更厉害，我对他阿忠说，得找个地方洗下眼睛，好像有东西进去了，阿忠问我要不要去医院看下，我说不用了，洗下就好。
我们去了龟山公园。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水龙头，我俯下身，捧了一捧水，洗了洗眼睛，洗出了两颗沙子。眼泪总算止住了。我又脱下衣服，冲了手臂、脖子和脑袋，阿忠也冲了。冲完，我们坐在亭子里乘凉。我问阿忠要去哪里高复，他说要去西山那边，我又问他，班里还有没有其他人跟他一起的，他说没有，就他一个人，我说那不是很没意思，他说大哥，我是去高复又不是去玩，要不你也一起去高复算了，我说我还是要等等补报的结果，他说行吧，那你等吧。我们没有再说话。从亭子西面望出去，可以看到飞云江，浅褐色的江面上漂着垃圾，有个白色的袋子很显眼，我注视着它，看它摇摇晃晃地漂着，直到消失在那一团朦胧的水汽里。阿忠站起身，说走吧，去老街吃炒粉干，顺便喝点酒。我说不吃了，我想早点回去，阿忠说那随你。
也就在从马屿回来的当天晚上，负责村里信箱的阿南伯送来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我打了电话给阿忠，告诉他我被录取了，他说恭喜啊，你总算盼到了，我说明年你也会有的。他说但愿吧，我说以后常联系，写信，打电话都可以，他说再说吧，我说你在高复学校里少打架，以后我不能帮你了，他说你自己倒是应该注意点，别逞强了，无论打赢打不赢，都记得跑，我笑了，他也笑了。
通知书上的报到日期是9月10日，三天后。时间有点紧，父亲第二天去了几个亲戚的家里，帮我筹齐了学费，母亲帮我买了个旅行包，她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的，说衢州很冷，又买了件大衣给我。祖母照着镇上的风俗，给我包了红包，红包里是一百五十八块钱，那个红包在我现在穿的衣服兜里，我手伸进去的时候能感觉到它方正的边角。学费在父亲的内衣兜里，本来我要放到旅行包里，父亲说要是破包还可以放下，这么新太显眼了。
父亲一直在睡，到慈湖路口的时候，售票员说去火车站的这里下车，我赶忙叫醒了他。他用手抹了下脸，说这么快啊。下了车，父亲带着我去坐公交，绕了好大一圈才找到站牌。他指着上面的3路对我说，就是这路了。和我们一样站着等车的人还有很多，父亲叫我不要东张西望，小心自己的东西。我伸进兜里摸那个红包，还在。
约莫等了10几分钟，3路车过来了，没有座位，我挨着父亲站着，右手一直放在兜里。售票员过来买票，父亲说去火车站，售票员说你坐反了，去火车站得去对面，父亲要下车，售票员说要到下个站才能下，我们只得继续站下去。到了下一站，我们下了车，父亲走到站牌前，指了指上面的红色箭头，说还真是反了。
我们穿过了马路到对面坐车。上了车，买了票，父亲对售票员说，到火车站的时候，让她叫他一声，售票员说有喇叭报站的，你仔细听就好了。等售票员走开去，父亲轻声对我说，车上喇叭声音太轻，你也注意听下。我说我会留心听的。我看着车窗上贴的站点，去火车站需要过四站。每到一站，我都对照了下那个小喇叭里的声音，一声温州话，一声普通话，普通话，我听得懂，温州话不懂。在火车站的前一站，我提醒了下父亲，说下一站就是火车站了，父亲说他知道。车子将到站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喊有小偷，我又摸了一遍那个红包。
挤下公交车，有一堆人围上来问我们要不要火车票，父亲没理他们，拉着我从人群里穿出去。他的手很粗糙很有力，被他抓着，有点疼。进了候车厅，父亲从袜子里抽出火车票给我，票是前天托一个亲戚买的。父亲说他自己眼神不好，要我找下我们这趟车在哪个候车室，我抬头看着那个电子显示牌，找到了我们的班次。我对父亲是三号候车室，他问没看错，我说没错，他说那就走吧。
三号候车室人比较多，父亲指着那个残疾人通道的牌子，说坐那边去。我说那是残疾人通道啊，他说等下我就残疾了。我说你哪儿残疾啊，他说你看这不就瘸了，他学着腿瘸的人拐了几步。我说你装得还真像，他说其实我的腿以前真地受过伤，是在梅头打工的时候，住的地方着了火，只好从三层楼上跳下来，腿就折了。我说都没听你说起过，他说这有什么好说的，被你妈知道，又担心了。我们在椅子上坐下来，父亲从行李包里拿出昨天买的面包，问我要不要吃，我说太干，咽不下。父亲说，那我去倒点开水给你，我说开水哪里有，他指了指厕所旁边，那里果然贴着开水两个字。我说我还是不吃了，等下上车了再说。他说那随你。他好像很有胃口，大口大口地啃着，不一会儿，大半个面包都被他吃掉了。
在我们对面一排椅子上坐着几个男人，他们在抽烟，父亲对我说，这几个是贼，我说他们穿得还是蛮齐整的，不像啊。父亲说，你见过几个人啊，你看他们，老是在瞅别人，这是在找下手的人。果然，过了一会儿，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走到一个妇女旁边坐了下来，父亲说你仔细看，看他的手，右手。我说没什么奇怪的嘛，父亲说，他的手是从背后伸过去的。我说喊下那女的吧，父亲说，你寻死啊，要是破了他们的道，我们就有麻烦了，好好看着就好。那男的在妇女旁边坐了一会儿，又走了回来，继续坐下抽烟。
检票提前了半个小时，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些人都开始排队，那几个男人散在了队伍中。检票员先到我们这边检票，我们这里就7个人，检到我们时，检票员问父亲要残疾证，父亲说忘在家里了，检票员又问，你哪里残啦？父亲瘸着走了几步，检票员说你装的吧，父亲说，那我掀起裤脚给你看，检票员摆了摆手，说过去吧，又问我，你哪里残了，我说我不残，我是他儿子，他说你看起来蛮老的嘛，不像，父亲说这孩子干活干多了。检票员说，你们真能编，都过去吧。走到楼梯口时，我看到那个妇女在跟一个警察在说什么，看样子蛮着急。
上了车，照着火车找座位，我们的座位在厕所旁边，父亲说这位置不错，上厕所方便。穿着制服的乘务员过来帮我们放好了行李。等她走远，父亲说，早点上车就是好啊，要是跟着那些人上来，我们的行李估计就没地方放了。我说那可以放脚边嘛，他说你没坐过长途车不知道，以前我坐车去哈尔滨，也是把行李放在脚边，结果三天两夜脚都伸不直，很难受的，还有霸着位置不走的，假装睡觉，你叫死了他也不理你，我说那可以把乘务员叫过来嘛，他说叫过来也没用，乘务员顶多帮你催下，那人要是继续装下去，你能怎么样，我说那还真是没办法。父亲说，这些事情还有很多，以后你都会碰到的，要是真碰上耍无赖的，你就让让他，别老想着跟人家打架。我说我都很久没打架了，父亲说你别瞒我了，上个星期，你那眼睛黑黑的一圈是怎么回事，你当我不知道啊。我说那也是别人欺负我好吧，父亲说那你就不能忍下，我说我忍不了，父亲哼了一声，说算了，我不说你，等你吃了亏，你就知道了。我说我不跟你说，我睡觉。我歪过身去，屁股对着他。
我没睡觉，我在看窗外的风景。火车开动了，窗外的风景慢慢地后退，现在是11点半，放学的时间，一些学生背着书包在路上走，有些男生和女生还拉着手，他们真大胆。我到现在还没牵过女生的手，即使跟李燕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走。
在高一、高二两年里，我天天跟李燕在晚自修后一起回去，其实一开始是李燕说不敢一个人在夜里走，叫我陪她，我当时租的房子正好在她们家附近。后来成习惯了，每天晚上到9点，我就走到她课桌前，跟她说一声该走了，她做题目做得很入迷，时常忘记时间。我们走的是那条小路，有时候在路上会看到一些绿色的磷火，李燕害怕起来会拉我的衣服，我有件毛衣的袖子就是这么给拉长的。有几次，我故意给她讲带鬼的笑话，李燕听了，就骂我，说你恶不恶心啊——这是她的口头禅，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总是把第一个“恶”字拖得很长。
走到山下，我们通常还会买点串串吃，aa制，各付各的。到冬天的时候，那个串串摊会卖一种糊糊，吃起来很粘，但味道不错，李燕很喜欢吃。在冬天里，李燕还会涂那种很亮的唇彩，很好看。
在高二的下半年里，我担任了文学社的副社长，李燕也升了编辑。为了编辑每个月一期的校刊，我们时常要忙到晚上11点多，到那时，小路旁边的路灯已经熄了，我们只好改走学校正门，虽然路远了，但能跟李燕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还是蛮开心的。在那条路上，偶尔能碰上卖糖葫芦的，有一次只剩了一串，李燕买了，吃了半串，把剩下的给我，我一点点地舔着，李燕说你怎么跟猫一样，舔得这么仔细啊，我说我在舔你的口水，好甜啊。李燕又开始骂我：“你恶——不恶心啊！”到高三，我选了文科，跟李燕分了班，但我们还是一起回家。后来的某一天，李燕跟我说有事情，不跟我一起走了，再后来，阿忠跟我说，李燕跟他们班的阿伟好上了。有一次，我还真地看到他们走在一起了，李燕看到我，跟我打招呼，我装作没看见，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说话。听阿忠说，她好像考上了川大。如果是真的，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她应该已经在成都了。
我问父亲，从温州到成都有没有直达的，父亲说没有，要到金华或者杭州那边转车，我说那挺麻烦的，父亲说你问这个干吗，我说随便问问，我有个同学好像在那边。他说这样啊，又转过头继续跟坐在对面的一个女人聊天。他们真能聊，从开车到现在，已经聊了两个多小时了，女人是江西的，父亲就一直跟她讲自己以前在江西做工的那点事情，没完没了。
父亲在江西做工的事情，我已经听他说了至少有十次，每次都是从挑谷开始。在有月亮的夜里，父亲挑着谷从山外一直走到山里，这是他们一班采青石的工人出钱买的。山路很窄，只能容一个人走过，两边还有齐人高的茅草，会割脸。走到半山腰时，父亲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休息，坐了一会儿，他发觉屁股下的石头突然动起来！起身去看，竟是团成一团的大白蛇。父亲跳开来，挥舞着扁担，白蛇也竖起了头，父亲大叫：“畜生，别挡道！”白蛇没动，父亲就一扁担挥过去，没想到蛇头掉了下来，但从蛇肚子又冒出了一个头，父亲被吓到了，忙跪下来磕头，白蛇没碰他，只吃了一口谷子，叼着落在地上的头，游走了。父亲继续挑着谷子回去，到了露营地，大伙都饿晕了，忙开始舂米，没想到舂出的米都是红色的，谁也不敢吃。父亲说了路上碰到的事情，当中有个老人告诉他说，那是山神要路费，你打了他，他发了怒，就把米毁了。
还有个故事也是在夜里发生的，不同的是，父亲把谷改成了番薯丝，把山神改成了山贼，这次他比较英勇，没有像上次那样跪下来磕头。还是在月夜，还是在那条山路上，父亲挑着番薯丝上山时，遇上了几个光膀子的汉子，他们要父亲放下番薯丝走人，父亲假装害怕，卸下担子，等他们上来搬时，他抡起扁担把一个山贼给打倒了，另一个还没回过神来，就被父亲一脚踢飞，剩下的两个看父亲这么强悍，都跑了。第一次听他说起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央求他教我那手扁担功夫，他不肯，说你太小了，学会了会惹祸的。我说那你就耍一遍让我见识下，他也不肯。
那个女人听父亲说这些事情貌似很入迷，她有一双很大的眼睛，看着父亲的时候，眼睛睁得圆圆的，长长的睫毛挺在上面。她还从包里拿出瓜子和水果请父亲吃，父亲问我吃不吃，我说我肚子饱着，不想吃。
我看了看表，还有4个小时才能到衢州，我对父亲说要出去走走，父亲说你别走远，记得车厢号，我说我知道的。他又跟对面的那女人说我，说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什么都不懂。
我走到了6号车厢的吸烟处，那里有风吹进来，比起我们那里要凉快些。在那里，有个男人靠着窗在抽烟，烟味很浓烈，有点像雪茄。我在高二的时候，在寝室里偷偷抽过一次雪茄，是文学社的一哥们带给我的，怕被宿管的老头看见，还关起了门来抽。抽完嘴巴有点苦，去漱了几遍，还是那个味。
那个男人一边在抽烟一边还不时地打量我，等手里的烟抽完，他开始跟我说话，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温州的，他说你们温州人有能耐啊，很会做生意，又问我去哪里，我说去衢州，他说这么巧啊，我也去衢州，说着还掏出票给我看，也是温州上的车。我问他来温州干吗，他说来温州进点货。我问什么货，他说别提了，本来要进点衣服的，没想到在火车站买烟的时候，被人扒了，要不是裤兜里还剩着五十来块钱，真不知道怎么回去。我说那也是没办法，现在小偷很多，他说是啊。突然，他压低了声音，凑近我说，小兄弟能不能帮个忙啊。我问干什么，他说你借我十块钱吧，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我摸了摸兜里的红包，说我没带钱，我跟我爸一起出来的，钱都在他那里。说完，我准备转身回去，他身上的味道实在很难闻。他又拦住了我，说小兄弟，你别以为大哥骗你，我也是没办法才开口的，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问别人借个十块钱不丢脸嘛。我说我真的没钱，推开了他。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跟父亲说了刚才碰到的事情，父亲说你别以为这是凑巧，那人是专门等在那里的，幸亏你没给他钱。对面的女人也说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叫我留点神。她把桌子上的瓜子推过来，说吃点吧，我抓了一小把。父亲面前的那个铁盘子里，瓜子壳已经有一堆了，上面还有半个烂苹果，父亲和那女人还在不停地往烂苹果上丢瓜子壳，估计过不多久，那苹果也会被他们埋了。我不像他们，我慢慢地剥着我手中的瓜子，剥开壳，取出肉，再丢进嘴巴里。
过了永康，女人起身准备东西，说下一站就要下车了，父亲也站起来帮她拿行李，她有两个很大的行李箱，真不知道她一个人怎么扛上来的。车子停住时，父亲叫我也帮着拎下，我拖着其中一个行李箱跟在他们后面。女人先下了车，我们再把行李箱一个个递给她，她连说了好几声谢谢。回到车厢，我问父亲有人来接她吗，父亲说不知道，没听她说起，我说，那这么多行李，她怎么弄回去啊，父亲说她会有办法的。桌子上的水果女人没有拎走，父亲拿了一个苹果给我，说吃吧，别浪费了。我用纸巾擦了下，啃了一口，很脆。
又坐了一个来小时，太阳也落山了，外面的天空红成一片，很多人都趴在窗边看，父亲也凑过来看了下，但马上又坐了回去，他说黑龙江上的落日才好看呢。接着，他又说起了在哈尔滨做生意的事情，我没认真听，有一句没一句敷衍着他。可能他也发觉了，又换了个话题，讲起了豆腐作坊。这个我听他说起过一次，但是没这次讲得细。他说他已经跟林栋伯谈好了，要把他们家做豆腐的工具都转过来，钱也向我小姨父借了，我问他，打算在那里弄作坊，他说打算把老家的房子改下，在里面重新砌个大灶，我又问他，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他说还有你妈呢，我说两个人也不够吧，他说那也没办法，总不能出钱招人吧。我说做豆腐好像很辛苦的，我看隔壁的阿强以前做豆腐的时候，每天都要起得很早，他说这是肯定的，但是来钱也快，一斤豆下去就可以赚10几块，一年下来至少有两万多进账，这样你今年的学费就可以还掉，明年的也有了，另外阿拉（我弟弟）明年也要考大学，也得给他准备学费，本来以为你考不上，那样我可以轻松点，不过考上了也好，不用像我这样，一辈子做苦工。他说话的时候，我没有看他的脸，我在盯着他的手，那双手的骨节很大，还有厚厚的老茧，虎口也裂出了大大的口子，右手食指的指甲已经变形，据他说，那是搬石头的时候被压坏的。
有餐车推过来，很多人都买了饭，父亲说，我们先随便吃点东西，等到了衢州再吃饭，我说好啊，他从行李包里拿出了在候车室里吃剩的面包，又拿出我的茶杯去倒了一杯开水，说就着水吃，容易下咽。面包实在太干，我喝了好几口水才把它咽下去。吃完面包，父亲问我杯子里的水还要不要喝，我说不要了，他说那我去倒掉了，我说我来倒吧，我站起来，端着杯子去倒了水。
龙游一过去，火车开始提速，父亲说衢州就快到了，我看了看窗外，外面衢州企业的广告牌已经开始出现。父亲站起来活动了下身子，说真的老了，才坐了半天火车就全身发酸，我说你只是很久没坐了吧，他说可能是，他叫我开始收拾东西，又叫我穿件外套，说车外会比车里冷的，我说不用了，我穿着长袖呢，他说还是穿上的好，别刚到了这边就感冒。我说好吧，那我就加件衬衫。他自己也穿了一件，连最上面的扣子也扣上了。
整理好了行李，我们在车门口等着，父亲让我抓紧把手，说火车惯性很大，容易摔倒。果然，车子停下的时候，车身晃动了两下。我们下了车，外面真的蛮冷。我跟着父亲向着出口走去，天已经黑，路灯已经亮起。出了火车站，父亲说要去看下回温州的时刻表，让我自己打学校的接送电话。我在火车站广场上找到公用电话，给学校打了电话，那边说已经过了接送时间，让我们自己打车过去。父亲过来，我跟他转述了那边的话，父亲说打车贵，还是坐公交吧，我说我不知道该坐几路车啊，他说，我去问。他让我看着行李，自己跑到了一个报亭前面，不一会儿跑回来，说问到站点了，我们走吧。我提起了行李跟着他走到了一个站牌前，他让我看上面的字，说找找斗潭，我找到了，他又问我箭头方向对不对，我说对的。等了一会儿，车子过来了，我们上了车。在车上，父亲说已经买了回去的车票，晚上11点回去，我说太赶了吧。父亲说家里的那些菜得早点卖掉，明天回去又是耽搁一天，难保就坏了。
斗潭站正好在学校门口，我们下了车，在门口小卖部那里，我又打了下那个接送电话，里面出来一个男生，把我们接进去。缴费的老师还在，我们去交了钱，领了被子、席子等东西，又跟着那个男生去了寝室。寝室里还没有其他人入住，满地的灰尘，父亲帮我打扫了下。我自己铺好了床，父亲坐上去试了试，说还挺软，应该比较好睡。
弄好了寝室，我们去吃饭，父亲看到学校对面有兰州拉面，说我们吃拉面吧，我说行吧，就吃拉面。五块钱一碗的拉面，父亲说有点贵。我那碗面我没吃完，剩下的父亲端过去吃掉了。吃了面，回到寝室，父亲又帮着我理衣服，存有生活费的银行卡，他帮我塞到了大衣的兜里，说钱省点用，不够了再跟家里说，你奶奶给你的钱，不到急用的时候，别用掉，她存点钱不容易。我说我明白的，我把那个红包也塞到了大衣里。锁好了柜子，父亲把钥匙给我，说要睡一会儿，让我在10点的时候叫他，我说你睡吧，我会记得叫你的。他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