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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大中
在我多年读过的小说中，我比较满意的，阅读过程中能够始终抓住我的心、不断获得新的感受不断发出惊叹的，除去那些经典作品以外，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是不可多得的一部。我说到高长虹的作品时，曾经用“好的不一定是有名的，有名的不一定是好的”概括我的感受。陈亚珍的这部小说也属于这一类。是的，它可能不是“著名作品”但它够得上杰出，在我看来，杰出远比“著名”更有价值，应该在更高一个层次。
这是一部有深刻思想的作品，而且触及了人性，触及人类生活的一些极为隐蔽的领域。如果在别的国家，这样的作品可能会引起很大轰动。作品的价值有时候不能由作品本身决定，而是由别的因素决定的，在我们国家尤其如此。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杰出的不一定是著名的，一些人著名，不是来自作品本身的价值，而是来自于炒作。书还没有出版，就通过媒体说此书如何好，其稿子在竞拍中卖了多么大的高价，出版方是如何防止盗版，等等。本来，一部作品价值如何，只能等那作品出版后受人们检验，在出版之前就这样大炒特炒，那绝对不能认为是正当的。这本书已经出版。它不是以故事取胜，它的长处在于描写的细致，特别是深入到人性的深处，从多方面解剖，从多角度表现，这是真正纯粹的精致的文学作品；这本书具有很强的哲理性，从普通人的人生观、处世观到传统伦理道德，都写到了，阅读过程更需要思索。我相信，好的作品最终是会被人们认识的，接受的，传诵的。这本书已经离开了作者而成为独立存在，成为社会公共产品，现在是读者对它进行鉴别、鉴赏和品评的时候了。
把人性“晒”在太阳底下显出真面目
在我读过的小说中，很少有像本书这样，对人性做如此深刻、如此全面的揭示，对人性之卑劣做如此不留情面、深入骨髓的批判。鲁迅批判了国民麻木、守旧、得过且过等等的劣根性，但鲁迅的小说几乎都是短篇，篇幅有限，所写人物单纯、故事集中，往往只有一时一事，在人性的表现上存在诸多困难。这部小说不同，它所展现的宏大的叙事规模，为作者尽情地表现她所憎恶的人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她对那一段生活的熟悉又使她的描写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和生动性。最近人们常常用“晒”字表现“展现”、“亮出来”一类意思。这部小说就是把人性“晒”在太阳底下，让各种各样的人性曝光，主要是让各种丑恶的人性曝光。作者是站在比较高的角度，观察和要求她所描写的人性的。我初次读到这部小说的时候，曾跟作者就人性问题有过讨论。我对“文革”中看到的人性之恶感到厌恶，对新时期另一种人性之恶同样没有好感。但我认为，这都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会好起来，人类社会最终会走向大同世界的美好境界。我之所以写走向大同（笔者人类三部曲之三，即将在海外出版）这本书，就是要表达我这个认识。但陈亚珍似乎不这样看。我感到，作者对她看到的人性之恶有切肤之痛，她似乎是为着鞭挞、指斥人性之恶而写这本书的，揭发人性之恶是她的目的。
这里说的人性，不是指人的自然属性，而是社会属性。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说的人性，就全部在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也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性才有美丑的区分。离开了社会关系，无所谓人性的美丑。
爹把三十多个青年带出去参加抗日队伍，不仅是第一部的核心事件，也是全书的核心事件，此后故事的发展都由此而来。书中最早的人性爆发，就集中在这件事上。按说，这是民族解放的大事，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举动，本应该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可是讲究实际的老百姓并不从这个方面去看，他们是从切身利益出发的。他们看到、感到的，是自己家里的顶梁柱出去了，指靠不上，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他们看来，要不是爹举起抗日的大旗，不是爹带领乡亲们跟鬼子斗，鬼子不会来村子里杀人放火。尤其使那些“军属们”感到无法理解的是，他们自己的亲人被打死了，他们收到的是令人心碎欲裂的“死亡通知书”“军属”变成了“烈属”而带走自己亲人的爹不仅没有死，反而升了官，获得了荣耀。“我”的处境、全家人的处境也跟这件事密切相关，有翻白眼的，有背后指着骂的，各种人性不一而足。也不是一直如此，随着事件的发展，或者说随着各种正反不同消息的到来，人性会跟着变化。曾经生气的变得亲热起来，曾经亲如一家的忽然成了仇人，骂个不已。只有大伯能够正确理解。大伯是个最老实的农民，是种地好把式，但是论见识，论胸怀，论应变能力，他都是首屈一指的，在这个家庭，在这个村子，他都像擎天大柱。
这部小说所揭示的人性，互相之间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同一个人，既有在通常情况下的表现，也有在特殊情况下的表现，既有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都跟时代密切相连。特殊的社会环境，会造成特殊的人性，会把好的人性变坏，也会使坏的人性偶然间释放出一缕光辉。最能扭曲人性的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个无是非、无美丑、无正反的“三无”时代，一切以个人利害，以如何保命、生存为第一考量的时代。人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不惜千方百计地污蔑他人，糟践他人，陷害他人。只有把他人抹黑，才显得自己正确、光荣，就是那个时代的哲学，绝大多数人都在实践着这种哲学。小说写道：“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你死我活。只不过有的人奉行这样的规则却不愿承认。或者原本就生活在理想中，理想一旦破灭就活不下去了比如你。人不能认命，人只能挣命，我当时与你争父亲，争母亲，争男人，那是因为我不足，因为生存的需要，如果是现在，你双手奉送我都不稀罕。我信奉巴尔扎克这样一句话：‘宁肯做坏蛋，不要做傻瓜，因为坏蛋有足够的能力吃人，而傻瓜只配被人吃’。”作者这样痛斥丑恶的人性：“我看到世界被世故、虚假、谎言、投机所充塞，看到人世间布满市侩气不能不对你的话语产生怀疑。我的悲哀就是因为真诚与真实，把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称号奉行得过分虔诚，看得神圣而不可玷污。可这一切都欺骗了我。一切机构都不过是命令你跪下，张着血口吃人！有多少人打着公正、公平的名义做着不名誉的勾当人心都枯朽了，在欲望的驱使下，都把正常的性情滤干了。爱没有了，恨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冷。我就是想不停地提醒人类这种冷酷与残暴，这种破坏人类生存情感的毒素”“世间为甚那么容易原谅一个恶人的劣迹，却对善者一再扭曲呢？大妹说，这就是活着的复杂性，世间最可怕的不是凶狠而是虚伪，它足以让世界混淆了是非的标准。世上有无数的阴谋在活动，它们侵犯的往往是正直善良的心灵。”类似这样的批判性叙述，小说中随处可见，它针砭时弊，充满哲理和智慧，是作者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玉米是“文革”中丑恶人性的一个典型。玉米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一个故事：她的父亲要到抗日前线去打仗，走前跟母亲在玉米地里做ài，产下了她，她便有了这么个极富特色的名字。玉米和“我”是隔墙邻居，两家相处甚好，三叔、大伯经常帮助玉米家做气力活，不分彼此。后来，她到县城读书，又受到“父亲”——就是仇二狗——的特殊关爱，从此她走上了跟过去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玉米一向有心机，用巧计赶走后爹，用巧计讨好“我”的父亲仇二狗，用巧计夺取荣耀，用巧计把“我”赶出学校，用巧计把悔婚的罪名安在“我”身上。直到文化大革命到来，她的投机钻营得到了充分繁殖的土殖。不仅当上了造反总司令，而且把以前的一切翻了个个儿。她到处传播兰菊——即娘——的那个“不贞”又编造爹在朝鲜战场上杀死自己同伴的罪行，使爹成了历史反革命，她把爹在病时对友人说的一句话上纲到现行反革命，使爹真正堕入地狱，几乎被整死。对“我”这个从小生活在一起的同伴，更是极尽颠倒黑白、造谣诬陷之能事。在玉米的拨弄下“我”做什么也错而她说什么都对。“玉米可以利用爹的名誉抬高自己，可以用烈士子女的光环照耀自己，使自己的身价陡增。可我不敢公开我与爹的关系，因了娘的历史可是，现实又多么需要爹这个护身符啊。所有的人听到爹的名字都俯仰不已，可我有了这样体面的爹却不能享受。”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每一件事都正确，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咬死你让我活下去，拥有世界的一切”就是她的处世哲学。她是市侩型人物的一个代表。
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爹曾经信任有加、在爹的安排下做了“我”的丈夫的张世聪等人。娘在大饥荒中收留的另两个烈士遗孤，跟玉米一样，后来都成了斗争娘最无情、最残酷的打手，更说明了这种人性的时代特征。过去许多学者都说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们之间的乡情、友情，无论是直接的间接的，远比法律、制度更具有粘合剂的作用，人们就是在这多种“情”的作用下，举办各种活动，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可是这一点，在作者所描写的时代，顿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是为着“革命的需要”而搞着种种非法活动。这种新的人际关系法则“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大革文化命，使整个社会价值系统发生了混乱和倒转，人性之恶可恶（wu），评判人性好恶（wu）的人性，更可恶（wu）。
中国古人说到人性时，有君子跟小人之分。荀子说：“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导）人，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忌怨诽以倾覆人是君子、小人之分也。”玉米等人本是小人，但她们却“能亦好，不能亦好”而被他们打倒的人则“能亦丑，不能亦丑”事物就是这样颠倒！孟子说到“非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玉米等人就是“无恻隐之心”、“无羞恶之心”、“无辞让之心”、“无是非之心”的人，他们成了“非人”成了禽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说，她们使人性发生了异化。这是那个畸形时代培养的畸形的人。作者用人性发生异化，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把小人的丑态一一亮出，让其毕现，从而表现出时代的本质。
深入人的内心，多侧面、多层次表现，曲尽其妙
我读这部小说印象最深的，不是事件，也不完全是人性之恶，而是作者所写“我”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多彩。如果用一个词修饰，就是曲尽其妙。“我”的出身、“我”在家庭的地位、“我”和其他人物的关系，甚至“我”的前途都是微妙的，是不可一言说尽的，不像一般人那样黑白分明、正反两极。“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有点不明不白，呈现模糊性。“我”的出生的特殊性，决定了“我”的一生路途具有许多变数，作者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每一个可利用的场合都加以利用，着力发掘其文化内蕴，使“我”的人生道路一直曲曲弯弯，每到临界点又返回来，从来没有坦直过。正是从这里看到作者心思的缜密，写作时思想的高度集中，写作技巧的成熟。
小说第四章有一段描写：
惠儿？兰菊家的闺女？
我说是的，干娘，我想回来看看庄子里的干娘和天胜哥，可是他到哪里去了呢？天胜娘呵呵呵地哭了，听上去和笑没甚区别，她说世事不古啊，你爹把俺天胜的爹带走下落不明，俺天胜出去打工三年没个踪迹，庄里人出去找也没个音讯，梨花庄地气坏了惠儿啊惠儿，你爹害了一庄的男人，他自己还好好地活在世上，他当官当得安稳么他
我说，这不是我爹的错，这是战争的错呀干娘，难道我爹不带走，他们就会幸免一死吗？
呸！天胜娘唾了我一口就挥起拐杖打我，说不要甜哥哥，蜜姐姐地叫我干娘！你这小蛇精，你只保佑你爹回来，你葬送了三十四个干爹的性命还有一个下落不明，你心眼窄巴的过不去一根针一条线呀惠儿
我泪眼朦胧地望着天胜娘，这一切言语在茫然而怀疑中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可我怎能抗拒战争的残酷性？是的，我也奇怪，爹爹身经百战，身体连弹片都没有挂过一星半点，这难道是我身上的精灵在冥冥中的偏私？
这段话在整部小说中是很普通的，但它有丰富的潜台词。这是在“我”死后多年“我”的灵魂跟活着的天胜娘对话。作者站在全知的角度，它凝缩了整部小说的内容，它预示了小说后边的发展，它也隐含了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小说以大篇幅叙述“我”生前这个村子、“我”和“我”周围人们时而好、时而不好的关系和纠葛，却不时以灵魂出现，使人们看到现在——即新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在拉近了过去和现在的距离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它不仅要人们知道故事，还要人们回忆，还要人们思考，它所唤起的读者的艺术感知能力是多重的。
寻根问祖是贯穿这部小说的自我意识的一条红线。偏偏“我”自身的血统就存在诸多可疑之处。“我”还未出生，爹就走了“我”一直想续上血脉，可见不到爹爹。本来“我”自己是清楚的，大伯、三叔也无不承认，可娘的不贞为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加上了问号。到后来，又被玉米平白无故地宣传、夸大，连爹也产生了怀疑。“我说娘，你会有一天不要我吗？娘愣怔了一下，说傻话，娘不要你要谁？要不是你，娘早就不在世上活了。我说我对你就那么重要吗？娘说可不重要哩，人活在世上就是活一个骨肉血缘的牵挂，没牵没挂活甚味儿呢？我说可我爹从不牵挂我，他连我是他大女儿都不承认。娘说他不承认你是他大闺女，承认你是老几？我说，胜平是他大妮我钻进娘怀里哭了很久。娘用手抚摸我的头发、肩胛、手只有在娘这里我才有相依为命的具体感觉。我对爹的仰慕保持着单纯的热情。然而我在经意和不经意时总是听到和感到爹对我的遗弃。所以娘对我就格外的重要了。”娘和蛇神九斤的同居，在“我”心灵上造成的伤害几乎永远没有平复。当娘跪在九斤叔窑洞外祈求收留的时候“我”跟娘站在一起；可是当娘要“我”叫九斤叔为爹的时候“我”反抗了“我不仅不跪，而且更不可能叫爹。我已经有爹了，我苦苦等了我爹十二年，我从来没有机会叫爹，我爹就快要回来了，我马上就和别家孩子一样有爹可叫了，怎可以中途出现一个新爹？”不说蛇神九斤这个新“爹”即以亲爹说，小说中所写“我”的感情就有许多种。有从未见过爹的思念，有替爹挨骂的冤屈之痛和幸福之感，有见到爹前的喜悦，有被爹冷落的难堪，有被爹怀疑和不认可的痛苦“我”所有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我”的命运的坎坷莫测，全都跟爹联系在一起，全都因爹而产生。我们从别的作品中看到的父女之情，大都是比较单一的，而这部小说，可以说，把天下父女之情写尽了。
再看作者如何写自杀：“我感到了生命的疲惫。这当儿天堂的钟声在午夜响起，我就要带着肚子里的生命，去赴天堂的钟声。我的心是冷的，情绪是静的，我坚信这一刻的决定能成功！于是我开始了行动，用剪刀的利刃刺向我的喉咙，有一阵刺痛让我难以忍受，意识在清醒的时候我将自己的呻吟捂在厚实的棉被中。身体进入了不可阻挡的下沉，速度越来越快，并且开始旋转，如一阵风极其顺利地吹散了我的身体，我感到自己化成了潺潺小溪，流向远方，眼前白茫茫一片”（第537页）
玉米也使“我”的爱情风波迭起，充满诡异。“我”、玉米、张秘书之外，还有一个天胜。虽然“我”跟天胜有亲近之感，但在村子里的时候，玉米已跟天胜订了婚。来到学校以后，天胜托人给玉米带来一条红围巾，玉米不在，由“我”代收。“我”把围巾给玉米，玉米却“藏在背后不高兴了”后来又扔在地下。张秘书拣起来“说他是你对象？玉米反唇相讥，谁说他是我对象，以后少在我面前提他。张秘书看我，我更是莫名其妙。”原来玉米已经感情别移，把心思放在张秘书身上了。本来，爹早有心思把张秘书跟“我”捏合在一起。这样，两对男女组成两个三角，四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不时演出好戏。“我”有高兴的时候，有气愤的时候，有失落的时候，有疑惑不定的时候。跟小说写父女之情一样“我”的爱情的五味瓶也全部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部小说不是编年史，而是心灵史。作者不是按事件的先后叙述的，构成小说叙述主线的，是叙述者的思路。她把“现在时”和“过去时”交叉起来叙述，便于把长达六十多年的生活凝缩在一起，使人不仅能看到整体，而且有亲近之感。再说，这样写，也使对人的形象的塑造，有了厚度和立体感。作者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圆形人物，而不是扁形人物。
小说的总主题：爱；小说的总情节：恨
好人受难，是悲剧；坏人亮丑，是喜剧。这部小说里的大多数人物是悲剧型人物，少数喜剧型人物穿插其间，共同演出了这出悲剧大合唱。
爱和恨是小说中使用率很高的两个字。“每天有人传授爱，可我的心却装满恨。”“那个时候教给了我怎样恨，而且知道要想过上幸福生活，必须先学会恨”“你有决心除掉自己的命，却没决心割掉人世的爱与恨，把爱拴在一个人身上是人的悲情，你爱一个人，可你忽略了爱你的许多人。人世在不断地上演着大悲剧”“我不希望人都变成钢铁，有血肉才有爱，我就是为了爱，为了寻找亲情而复活的”
爱是这部小说的总主题，不得其爱、由此而生恨是这部小说的总情节。故事展开中处处充满着恨。人们出去打鬼子，是为了爱——爱祖国，爱自己所生活的这块土地，爱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大跃进时候放开肚子吃，是为了爱——爱党爱社会主义，大吃大喝之后迎来了大饥荒，人们忍饥挨饿，不吭一声，还是为了爱——爱党爱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为了爱——爱四个“伟大”爱毛泽东思想，爱党爱社会主义。爱和恨的主体不同，但恨无不是从爱产生的。小事上也是一样。在读过恨的人生后，才知道爱的可贵。
这里着重说娘。娘，就是他人眼中的兰菊婶，是个“最悲剧”角色。但她却毫无怨言，始终忍受着。娘的一生，一直在付出，一直在爱人，一直在忍。她把所有的爱给予别人，而不要求任何回报。她是个只知爱人、不会恨人的人。对“休”掉自己的前夫，她依然一往情深，以至引起侉娘的忌恨和旁观者的不理解。她的母爱是对着所有需要母爱的人的，谁需要她就给谁。她自己的生活十分艰苦，但她还是坚决把三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收留下来，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他们。她不知道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她也不讲究地位和尊严。甚至可以说，她有时把自己不当人看。然而，真正伟大的是她，是她的心灵。她的所有的言行，都出自一个伟大的东西，就是爱。爱，是娘的符号，是娘的象征。
在娘死去数年之后“我”的灵魂跟喜鹊在娘的坟前碰面了。“我看见娘的坟前有一个掩面而泣的妇人，她瘦骨嶙峋哭得很是凄凉”那是喜鹊。喜鹊是娘在最困难的时候收留的三个烈士遗孤之一，也是“文革“中痛斥娘的不贞的造反派之一。小说中写道：“喜鹊哭着说：兰菊婶，我这没良心的东西啊，三十多年我没回来看过你，你没穿过我一件衣裳，没吃过我一口饭呀喜鹊的痛诉，何尝不是我的痛处？我是娘生命中的主角，可我这个主角突然走出娘的心灵舞台，娘的生命就唱尽了最后一出戏，心中的幕布就从此闭严闭紧了。也许喜鹊和腊月的背离并不重要，而我的背离却使娘走向了彻底绝望！”喜鹊在自责“我”也在自责。
爱的主题，就是阴阳两界的这两个人谈论的。传说爹杀了喜鹊的父亲，喜鹊说：“我是不愿意相信，可我问过你爹许多次，他总是沉默。哪怕他掩盖一切真相，只要他亲口对我说，他没有杀过我也认，给我一个理由继续爱他崇拜他，我需要这份感情！可他甚也不说，他的眼神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格外起疑。细细思量，我这一生谁对我好过？兰菊婶给了我再生，二狗叔给了我饭碗。虽说下岗了，还有三百块钱生活费，省俭点用也能活。我这一生多想去爱一个人，或者让谁来爱我啊，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控制了我，阻挠着我的心就是不让我爱想爱的人和应该爱的人。爱国家、爱社会当然没有错，可我更想爱一个具体的人，能为我排忧解难说说体己话。谁知该爱的都变成了恨”“可我更想爱一个具体的人”说得多好！人的感情的所施，都是具体的，空洞的和抽象的爱或恨，都不存在。
西方著名哲人柏拉图说：“只有拥有高尚目标的爱才是崇高的，值得赞美的。”小说中的“我”在被玉米摆布、欺负的同时，也用有力的语调展开批判。她质问玉米：“你有什么值得我要呢？金钱、权力、地位、洋房、汽车、宠物？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你的良知，我需要我们共同审视一个字眼——爱。”小说第三部心问的题词，很好地表现了作者的意图：“爱是平等的一种感情，而怜悯是居高临下的姿态。正如帮助是不求回报的，而施舍却需要感恩戴德。人失去了仁爱之心与自然之真，连眼泪都带有表演性，人世间还有什么是真的呢？”
小说把恨作为故事情节的基调，就使整部小说呈现出一种低沉和忧伤的调子。也许这里少了阳光，少了歌声和笑声，但如果人们真正回到那个时代，就知道它的描写是多么真实可贵。它是对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一段实验的反思，是对错误做法的控诉。
爹，即仇二狗，到老年常常说胡话，大妹安慰爹说：“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你一个人躺在历史的病床上怎能好得起来呢？难道那是你一个人的错误吗？”小弟“听到爹的唠叨，呸地唾出一口浓痰，说你整天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你能对得起谁？最对不起的是我！我从小到大，耳朵都被你磨起了老茧，整天是爱国家爱集体，什么大公无私是人一生的革命！你抛家舍口，把我当做私有部分割舍在一间‘大爱’的房子里冷冻起来，大得让我想都想不过来，父爱、母爱在我身上等于零！你连你儿子都没能力爱，你能爱谁？”这正是那一代老革命们的人生哲学。他们把革命挂在口头上，把爱国家、爱集体看得无比高尚，把自己作为领袖的“齿轮和螺丝钉”是没有思想的工具，领袖安排到那里就在那里执行领袖的意志。这样的人生哲学，在新时期显然无法适应。小弟是在爹那一代人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适应不了新时期快速变化的生活，只有骂娘。“小弟的怨气与我生前有一些惊人的相似，我们都需要爹的爱，爹的关心。可是爹的境况如一根干柴。早已丧失了绿荫的功效。爹显然没有能力爱谁恨谁了。”
但这部小说并不使人悲观。它在忧郁中显出两色，沉痛中唤起良知。
小说第十一章写了梨花庄村民的一次“造反”行动，原因是买回的种籽不长苗，人们辛苦一年，将颗粒无收。“梨花庄自古以来生产着顺民”面对此情此景，多数人唉声叹气“绿毛龟”提出找商贩，找镇长去。“先是有个别脑袋嘣嚓一下弹起来，神色惊愕得几乎像看见老驴上树一样。接着是无数个脑袋嘣嘣嚓嚓地弹起来，一样的呆，一样的惊！来自各方的目光都聚焦在发起者的身上，经过了短时间的思索，田野里混乱起来。说啥？去找镇长？有没有弄错，敢找镇长？绿毛龟说：当然是镇长，别人骗了咱有情可原，镇长怎能骗人呢？”结果是最后把两个伤者抬了回来，其中就有发起者绿毛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只“生产顺民”的时代还是要做“公民”的时代？小说中在“梨花庄自古以来生产着顺民”之后紧接着的一句是：“今天他们是要去做一次公民了吗？”问得好！从“顺民”到“公民”有一个长长的距离，既然想到了要做公民而不是依然做顺民，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作者高度肯定了一些普通老百姓人性的高尚。银宝婶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人。银宝婶是谁呢？她是玉米的母亲。新时期里，梨花庄的汞矿被开发，结果人人中毒，浑身软弱无力。财大气粗的玉米要把母亲送到美国去治病，母亲坚决不。玉米问“娘，你为啥这样难为我，为啥呀？”“银宝婶合上了眼睛，永远不再回答玉米的问话。她带走了玉米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拒绝于人世热衷的荣华富贵愤然离世！”接着是作者的感慨：“我惊奇地发现，尽管金钱和权力阉割了许多人的心肺，但却没有阉割了银宝婶这个目不识丁的思想者，她始终知道她是谁，知道她活着的意义。她以自己的生命进行了一次深刻宣告！”作者把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视作“思想者”这对那些以思想者自称、以有知识、有思想自夸的人，是多大的讽刺和启示！
文章就写到这里。杰作问世，老夫喜欲狂，不由说了这么些话，仍言不尽意。有些小说故事好，但如同一杯白开水，一眼透底，读后没有多少话好说，因为作者已经都说了，硬说，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这部小说是耐咀嚼的。小说当然存在着不足，相信作者自己发现后会改得更好。
以上只是个人看法。小说出版，等于作者把它交给社会，交给所有的读者。我的看法是否有道理，也只能等候读者的共同切磋了。
2012年5月25日——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