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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真正表现，在于美好的仁慈。
——莎士比亚
噢，兄弟，你的步履是如此蹒跚。
可怜的姐妹，正义离你如此遥远。
在生命和活力造就以前，
它来了，
伸手替你背起行囊。
——《生命赋》
人们放弃对暴力的信仰其实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们把暴力当作支配、教导和培养他人的手段。暴力，显而易见，浸透了一切因果关系。它不问青红皂白，随意率性处理事情。它是野蛮人的普遍逻辑，在这些人当中，最好的人，就是那些拳头最重、两肋插刀的朋友。即使在文明国家，人们对暴力信仰的放弃也非常缓慢。直至最近，那些偶然闹翻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竟然不惜以决斗来结束他们的争吵。政府也毫不例外，也把它们关于国土或国际地位的争端诉诸军事行为。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信仰暴力效果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历史上的光荣、荣耀，以及一切响亮的名字，无不与战争融为一体。如果放弃暴力行为，我们几乎不能想象社会结构还能组织起来。爱、仁义、公正，全得依靠它而存在。可是，暴力政策是否行之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值得怀疑。暴力往往会招致更大的抵抗，因而得不偿失。人们一旦被暴力压制住，就会滋生抵触情绪，时不时以凶残、憎恨、邪恶、犯罪等方式爆发出来。实际上，这就是暴力政策在一切国家、任何时候所产生的结果。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部暴力的失败史。
我们是否变得聪明些了呢？我们是否已明白，如果能够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必须求助于一种更伟大、更仁慈的力量——善的力量！这种对待人的方式，无论如何都不会导致抵触或抗议，也从来不会使人变坏，相反，只有变好。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它的影响下，任何人都会受到激励和教养。它充满了对人的信任，如果没有这种对人善良本性的信任，什么办法都不能激励一个人。友善是人之本性的写照——它消除反抗，抚平愤怒情绪，溶化铁石心肠。它能够战胜邪恶，使美好更上一层楼。即使扩大到国家的原则，这同样适用。它曾经消弭了部落之间、省份之间的敌意。假如让它自由发展，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会停止。也许这种想法现在是一种乌托邦，但将来，人们会把战争看成犯罪，一种可怕的罪行。
“爱，”爱默森说，“将赋予这个可怕的旧世界一张新面孔。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彼此以陌生的敌人面目出现，仿佛在黑暗世界沉沦许久。爱逐渐温暖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可以清晰地目睹政治家毫无结果的外交活动、无能为力的军队和防线，是如此之快地被这个手无寸铁的孩童所取代。爱能够渗透任何角落，以一种无法觉察的方式——它的支点，它的杠杆，它的力量——成为暴力永远完成不了的事业终结者。我想，你会注意到，在晚秋早晨的森林中，那些可怜的蘑菇，没有任何依靠，看上去不过一块软团，却通过自己坚强的、勇敢的、不可思议的钻劲，设法从严寒的地面破土而出，在头顶留下一个坚硬的外壳！这就是爱之力的象征。可是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的利益世界，早对这种美德丧失了兴趣，甚至遗忘得一干二净。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光辉的时刻，事实上，不止一人做过尝试，且取得了福音般的成功。时至今日，我们这个伟大的、过分庞大的、死去了的基督教界，至少仍然保持着它那‘人类的爱者’的名称。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是爱者，所有的灾难都会在阳光的普照下冰消雪融。”
久远的时光中，暴力原则被我们用来对付那些疯子、罪犯、船工奴隶和麻风病人。疯子被铐住锁在牢房里，像一头猛兽。麻风病人被赶出镇子，住在某个远离人烟的偏僻之处——虽然他们也是人。船工奴隶在鞭笞下拼命摇橹，直至在痛苦中筋疲力尽。罪犯们拥挤在一起，不管年龄和性别，直到欧洲监狱成为人间地狱。大约400年前，罪犯们被送给佛罗伦萨和比萨的外科医生做活体解剖。现在，他们的位置才被不会言语的动物所代替。
圣文森特·保罗是一位来自上层社会的慈善者，他是一位兰格多克农民的儿子。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政府官员，为了替他交大学学费，连铁犁都卖掉了。马赛城的一位朋友遗赠给他一小笔财产，他于是坐船到那儿去接收。在回国的路上，他乘坐的船在一阵激战后被3名非洲海盗劫掠。激战中，圣文森特负了严重的箭伤。海盗把船员和旅客锁在一起，圣文森特也在其中。他被带到突尼斯，成了一名船工奴隶。由于受不了海上的艰苦，总是生病，他被卖给了一位摩尔医生。一年不到，主人死了，他于是又被卖给一位农民，一位奈斯的土著。圣文森特使他的主人改信了基督教，于是决心一起逃亡。他们把一张小筏放到海里，登上了法国南部爱格莫提斯的土地。
不久，圣文森特在罗马加入了一个兄弟会，其职责是在医院里护理病人。接着他去了巴黎继续这一工作。后来，他成了船务巡视员坎特·乔吉尼的家庭教师。在那儿，这位年轻的牧师目睹了可怕的场面——人们被链子锁在船桨上，像非洲奴隶般拼命摇桨。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帮助这些人的工作中去，这种热情由此深深感动了国王路易三世，在听了他的所作所为之后，国王任命他担任船务施赈官。一次，他为了救一位可怜的流浪者，以自己交换了这位流浪者的自由。于是圣文森特戴上了他的镣铐，替他服满剩下的刑期。在犯人社会生活一段时间后，圣文森特获救，然而镣铐在他身上造成的伤痕，一辈子都无法弥合。他被重新安排在原来的位置，继续以一种神圣的热情忘我工作。最终，他赢得了许多罪犯的忏悔，通过坚韧的努力，改善了犯人和船工奴隶的境遇。
他的后半生非常有名。回到巴黎后，他建立了“慈善姐妹会”的规章制度，从而开创了妇女慈善和福利事业的全新局面。这些“慈善姐妹会”的成员来自法国及其以外的地区，是每一件慈善任务——诸如护理病人、教育青少年、照顾孤儿等——的主要工作者，而且几乎非常出色地完成每一件工作。出于曾被囚禁的经历，他转而致力于为赎回那些非洲俘虏而募捐。就这样，他拯救了不少于1200个奴隶。1816年，海盗被英法联合舰队彻底消灭，他们在阿尔及尔的老巢也被捣毁。
在凯维利城堡（注：基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我们听说了地狱和镣铐，但又有多少不幸和残忍的故事被诉诸现代的法庭呢？翻开我们大城市的贫困记录，你又该会多么同意杰勒米·泰勒所说的：“这是一种近似于野蛮残酷的无情，与耶稣的仁慈，相距何止千里之遥！”
约翰·霍华德的仁慈心肠，在一次表面上出于偶然的个人灾难中，首先被用来改善囚犯的境遇。他坐船去葡萄牙，因为这时里斯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次强烈的地震袭击了该地，到处都是废墟，正是仁慈心充分表现的好时候。航行不久，一伙法国海盗劫掠了他所乘坐的船只。他受到了残酷的折磨，48小时没吃没喝。在布勒斯特上岸后，他和其他俘虏被关在一座肮脏的、地狱般的堡垒中，长时间没有得到任何食物。最后，海盗们向牢房里投进了一大块羊肉，这些不幸的人拼命把羊肉撕成碎片，然后像猛兽般啃咬。整整一周的时间，囚犯们都受到了同样残酷的对待。他们被迫睡在这座可怕地狱的潮湿地板上，除了稻草，没有任何可以遮盖的东西。
霍华德被释放后回到了英国，然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拯救囚犯的工作。他成功地使许多与他有同样遭遇的人获得了自由，并与大陆监狱和堡垒中的英国囚犯取得了联系。他发现，巨大的、甚至比他自己遭遇更可怕的苦难，乃是俘虏的平常境况。
不久，他担任了贝佛德州的最高长官，任期内，他把注意力转移到英国监狱的状况。在当时的英国，州长一职不过是一个虚名，只能带来微弱的声势和空虚的炫耀。然而，在霍华德手里，这种境况有所改观。得到一个职务，就意味着能激起他完成职责的雄心。他坐在法庭里，认真地聆听着审判的每一个步骤。当审判一结束，他就跑去视察关押罪犯的监狱。这里对待犯罪分子的可耻的、野蛮的方式，他再熟悉不过了。暴露在他眼前的监狱里的景象，决定了他未来的生存使命。
英国监狱，正如其他国家的一样，正处于一种可怕的状况。囚犯既没有被隔离，也没有被区分。相对纯洁的罪犯和极端可恶的罪犯，被一视同仁。于是，这种普通堡垒就成了犯罪的温床。迫于饥饿而偷了一块面包的人，发现自己与强盗和杀人犯同属一个阵营；债务犯和伪造假币的人，罪行轻微的小偷和杀人凶手，不诚实的女孩儿和妓女，都被混同在一起。誓言、诅咒、谩骂，风行于牢狱中，宗教信仰却无处可寻。魔鬼四处纵横，邪恶就是至尊。对于监狱这种对待囚犯的状况，霍华德简单地谈了自己的印象：“一些被法官宣判为无罪的人，一些没有被盛气凌人的法官找到犯罪证据的人，一些被证明检举无效的人，被关了数月之后，重新被拉回监狱中，一直锁到他拿出酬金给监狱看守、立法会议成员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之后，才能获得自由。”他同样提到了那些“铁石心肠的债权人”，他们有时会威胁债务人说，不还债就得“在监狱中消耗掉”，而且他们往往说一不二。实际上，人们在监狱中确实会消耗掉——在污秽和瘴气中倒下、烂掉。霍华德估计，有无数的活人在恐惧中倒下了，也有如此之多的人成了寒冷、潮湿、病患和饥饿的牺牲品。
监狱看守的工资并非由公众支付，而是来自于那些被迫支付的弱者。霍华德恳求立法会议，要求政府提供看守的工资，立法会议则要求提供先例。他答应了，从而跨上马背，走遍各州去寻找先例。然而在访遍远近各州的监狱后，他就是找不到一个能给看守提供工资的先例。所看到的，只是普遍存在于囚犯中的悲惨与不幸。这更加坚定了他致力于改善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监狱状况的决心。
在古鲁瑟斯特，他发现了一座情况最为糟糕的古堡。这座古堡现在被用作监狱。所有的囚犯，男男女女，都住在一个大庭院里。债务犯的牢房连窗户都没有。重罪犯的牢房黑咕隆咚，成天紧闭。热病流行于监狱中，并夺去无数囚犯的生命。看守们没有工资。债务犯没有食物供给。在教会中心爱利城，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为了防止犯人逃亡，看守给他们戴上沉重的脚镣。他们身上到处都是铁条，脖子上则紧箍着一根布满钉子的铁圈套。在诺维奇，牢房被建在地下，囚犯们唯一的福利，只是每年仅值1畿尼的稻草。监狱看守不仅没有工资，而且每年还得为他的工作支付给副州长40英镑的贡赋！逼得他只好通过欺诈勒索来获得收入。
高尚的使命激励着霍华德不停地在全国各地奔走，改善囚犯境遇的念头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挥发了他的全部热情。艰辛、险恶，甚至身体的疼痛，都无法使他与他那伟大的生活理想分开。他从英格兰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向人们展示不列颠牢房的丑恶嘴脸。许多次，他使那些因微小债务而身陷囹圄的人，以及被证明完全无罪的人获得了自由。对于他的调查结果，众议院决心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评估事情的真实状况。他站在委员会面前，搬来了一大堆材料，慷慨陈词。在评估过程中，一名委员惊讶于他的材料如此之长之详细，询问他是拿谁的钱去旅游的。霍华德泣不成声，好久之后才能回答他的问题。
立法会在他作证的最后，终于向他表示了感谢。他们按照霍华德所提出的办法，在1774年——正是这一年他开始工作——通过了法案。法案规定：取消一切贡赋，给看守发工资，立刻释放所有被判无罪的囚犯。法案同时规定，所有的监狱都要清扫、粉刷，保持良好的通风，设立医务室为囚犯治疗。当法案获得通过的时候，霍华德正躺在病床上，可是一旦他从忘我的工作所导致的疾病和疲乏中恢复过来，他就立刻起床，重新视察各个监狱，以便评估法案的执行情况。
视察完英格兰之后，霍华德继续到苏格兰、爱尔兰这些地区调查监狱状况。这些监狱的状况同样可怕。于是他公布了调查结果，并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接着他赶到欧洲大陆。在巴黎，巴士底狱的大门没有向他开放，法国其他监狱的状况，与英格兰相比虽然要好些，但也是足够糟糕。然而，当有人发现他正在设法调查巴士底狱时，一道囚禁他的命令发布了，幸好他及时脱逃。为了惩罚自己，霍华德翻译发表了一份英国监狱的记录，这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写成的刚刚出版的著作。
霍华德继续漫游到比利时、荷兰和德国。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详细地做笔记，从而获得了大量的材料——这无疑是无数次辛勤劳动的结果。回到英国，看到囚犯改造工作已经启动之后，他肩负着同样的爱的使命，来到了瑞士。在那儿，他发现了科学的监狱制度：囚犯们被劳动改造，这不仅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且减轻了征收来用以维持监狱运转的赋税。
通过3年不知疲倦的工作（在这期间，他行程3万多里），霍华德以“监狱状况”为书名发表了他的伟大著作。该书取得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他再一次被众议院请去，询问监狱改造的进一步准则。他主张用劳教所代替监狱，这是他在阿姆斯特丹发现的，并认为是一种好模式。
于是他再一次继续旅行，以便评估这种工作方法的效用。他从荷兰来到普鲁士，沿途穿过西里西亚，通过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交战的前线。在维也纳度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到意大利。在罗马，他要求进入宗教裁判所的地牢里，但是，正如在法国的巴士底狱一样，他被拒之门外。当然，意大利其他的监狱都向他敞开了大门。然后他经过法国回到家里。这一次，他一共走过了4600公里行程。不管走到哪里，他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被监禁者的祝福，不管足迹行到哪里，都会伴随着他。他给人以仁慈的慷慨，更有甚者，他打开了所有国家宽容和仁慈的心扉，让它们懂得了监狱改造的重要性。
他丝毫未曾懈怠。回国后，他重新视察了大不列颠的监狱，行程达到近7000公里。他发现自己以前的努力现在开始结出了硕果：过去的公然虐待，现在不见了；监狱较过去清洁、健康，而且更加有秩序。接着他又一次跑到国外去扩大自己的见识。鉴于以前已经参观了欧洲南部国家的监狱，这一次他决心访问俄国。他只身步行到达圣彼得堡。警察发现了他，邀请他去宫廷访问凯瑟琳皇后。他礼貌地告诉皇后，他来到俄国，是想参观关押囚犯的地牢和穷人的住所，而不是国王和皇后的朝廷内宫。
他鼓起勇气跑去观看鞭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被带到刑场。男人被抽打了60下，而女人则被抽打了25下。“我看到那个女人，”霍华德说，“几天后仍然虚弱至极，但那个男人则再也见不到了。”为了弄清那个男人的情况，霍华德决心访问执刑者。“一个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抽打致死吗？”他问。“能！”“要多短的时间呢？”“一天或两天。”“你是否曾经这样抽打过？”“是的。”“最近呢？”“嗯！最近经过我手中的皮鞭抽打过的那个男人，就死了。”“你是怎么把他打死的？”“在他的两肋抽打一两下，就会撕下大块大块的肉。”“你是否曾经接到过如此抽打罪犯的命令？”“是的！”就这样，俄国吹嘘自己已在全国取消了死刑的谎言就被彻底戳穿了。
他在莫斯科写道：“在短短的一年之内，有不少于7万名新兵死在俄国的医院里。”现在，霍华德已是一位权威人物，他所说的话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因而，这种可怕的事实在我们心中激起的，除了对战争和专制的憎恶之外，就再没有什么了。从俄国回来，他取道波兰、普鲁士、汉诺威，以及奥地利的荷兰人区。1783年，他怀着同一目的游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回来后，他发表了这次游历的成果，作为他的伟大著作的第二份附录。
自从霍华德投身于他孜孜以求的工作以来，12年过去了。他访遍了欧洲大小城镇的监狱，走过了42000公里以上的行程。为了拯救囚犯、病人和无助者，他足足花掉了3万英镑之多！然而，他的工作并没有终止。他决心访问那些传染病流行的国家，如果可能的话，以便找到治疗这种可怕疾病的药方。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横穿法国，到达马赛。
1785年9月，他出发前往巴黎。法国人想起了他在巴士底发表的小册子，于是禁止他登上开往法国的船只。他化装进入巴黎。就在到达的同一天晚上，他被警察从床上叫了起来。他急中生智，把警察挡在门外几分钟，然后起来穿衣，从房子里跑掉了，启程赶往马赛。在那里，他获准进入传染病医院，得到了一些资料。
他坐船赶往流行病肆虐的斯麦纳。从那儿，这位坚定的仁者搭上了一艘开往阿瑞阿提克的已被传染病感染的船只，希望能够被送到最严厉的隔离所。他得了热病，在隔离所躺了40天——忍受了恐惧、无助和悲哀中的孤独，最终康复。回到英国后，他来到自己的寓所，给那些贫苦的邻居们一些帮助，然后又像父亲离开自己的孩子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那些卑贱的朋友们。
在最后一次的行程中，他打算扩大自己对流行病问题的调查。1789年，他到过荷兰、德国之后，打算前往土耳其、埃及和巴比伦。但他只能到达俄国鞑靼人居住的科森了。在那儿，与往常一样，他访问了当地的囚犯，结果染上了监狱的热病。在孤独无依的异国他乡，他病倒了，死去了。这一年，他才50岁。弥留之际，他嘱托身边的人希望被葬在达菲尼的墓地里。“让我平静地躺在地下，在我的坟头放一个日晷，然后让人们忘记我。”
然而，高尚的霍华德一天也不会被人类所忘记。他是可怜人的救星，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想到的，只是那些没有他就会孤独无依的人。有生之年，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成就并没有随着他的故去而消失，反而继续影响着不仅是英国，而且是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直至今日。
伯克是这样描述他的：“他访遍了整个欧洲，一头扎进地牢里。他深入医院，与传染病搏斗。他探查不幸和痛苦的大厦，测量悲哀、沮丧和耻辱的深度；他记着被遗忘者，照顾被忽视者，问候孤独的人；在所有的国家，他比较和收集了一切人的痛苦。他的计划是创造性的，充满了天才成分，正如它充满了仁慈。它是一次发现历程，一次仁慈心的漫游。在每一个国家，人们已都能多多少少感到他的辛劳所带来的收成。”
从霍华德那时以来，囚犯的待遇获得了很大的提高。这首先得感谢那些志在推进他们境遇的仁慈者，例如撒拉·马丁、福瑞夫人，以及其他的好心人。西尼·史密斯曾经提到，有一次，他要求福瑞夫人允许他伴随她进入“新世界”，因为他被里面的场景深深感动了，以至于像个孩子般大哭。在一次布道时，他谈及这一主题说：“现在，镇子里出现了一片新的场景，我将不惴浅陋地称之为人类所能见到的最庄严、最仁慈、最感人的场景。看一看那位活动在不幸的囚犯当中的高贵女人；看一看那些急切呼唤上帝的人，是怎样被她的声音所安慰，因她的看护而再生。他们团聚在她的身边，把她看作唯一爱他们、教育他们、关心他们，或向他们谈论上帝的人。这一场景，足以使世上所有的盛大场面黯然失色。它告诉他们，生命是短促的，匆匆而过，我们必须以某种善良的行为去面对上帝。现在，已经到了像这位受人祝福的女人那样去施舍、去祈祷、去抚慰、去行动，像我们的天堂救星耶稣那样去活在罪犯中、活在伤心人中、活在病人中，在最深最黑暗的不幸生活中工作的时候了。”福瑞夫人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她那坚韧的努力。她引发了对监狱状况，特别是对女囚犯待遇的彻底改革。大法官在1818年参观“新世界”之后，向“旧堡垒”（注：指旧时的宫廷）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如果把她所采用的管理原则像应用于女人那样应用于男人，这些原则就会成为把监狱变成改造所的手段。罪犯将不再带着邪恶和堕落回到世界，他们将会忏悔，也许会成为社会的有用成员。”
投身于改善丈夫担任监狱长的瓦维克监狱的塔特娜尔夫人，知名度比福瑞夫人差一些。但她也把许多罪犯从邪恶的世界带上了勤劳善良之路。她主要关注那些处于逆境的少男少女，在使这些人重新回到社会的努力中，她几乎总是无往而不胜。
然而，对于改善众多囚犯的待遇来说，个人力量毕竟是弱小的。要想解决这样大的问题，只有依靠法律。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消除犯罪动机来防止犯罪，而监狱管制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改造罪犯的道德环境，引导他们回到他们曾经冒犯过的社会的怀抱。这对罪犯而言，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他们的遭遇往往是由他们生长的环境所造成的——在其中，他们缺少教育，受到社会制定的法律的不公平待遇。
以往的时代，社会对罪犯往往采取报复措施，把他们看成洪水猛兽；现在，社会采取的是一种温和方式，力争对他们加以改造。在纽约州，西西监狱的管理人员就曾经带头改善罪犯的待遇。他们之所以这样，是由于爱德华先生的报告。他说他自己“根本不相信在世上流行了如此之久的暴力体制——这一体制以为，通过折磨罪犯，就能使他们进入所谓的好秩序，因而根本没有必要求助于任何比恐惧耻辱感更好的东西”。他还说他“通过亲身经历，已经打心眼里相信罪犯们虽然堕落，但仍然有一颗能够被友善、良知所触动的心灵。这颗心灵可以通过求助于理性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来唤醒。而这，只需要充满同情和希望的动听声音就够了。就足以使他们永远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西西监狱听从了爱德华先生的建议，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对待罪犯的体制，不久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现在，这所监狱的规章就是：惩罚越少越好，鼓励一切愿意进步的行为。过去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许多犯人，现在被改造成了对社会有用的公民，只有极少数人重新恢复了他们以前的恶习。
这种体制在女人身上特别有效。一位女舍监在一个小礼拜堂里向一群女囚犯讲述自我约束的责任，以及不管在今生或是来世，如果希望摆脱痛苦，都必须加强修养的必要性，然后接着说：“这个小实验的结果，是在囚犯们更为平静温顺的活动中，在她们温和谦卑的语气中，在她们惬意愉快的服从中表现出来的。它坚定了我的下述信念：不管犯罪使她们如何低贱，暴行和错误使她们如何冷酷，只要理性占据了她们的头脑，就没有一颗心灵会如此顽固无情，以至于同情和友善的声音都无法融化它；或者会如此冷淡，以至于基督之爱，它都无动于衷。”
皮斯贝利上校，康涅狄格州的威斯特巴里监狱的监狱长，在以人道方式对待和改造罪犯方面，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身上有种几乎高不可攀的道德勇气。在他被任命之前，对待囚犯的常见方式是极端粗暴的，这对他们产生了不可移改的恶劣影响，在他们中间导致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狠毒”。犯罪率急剧上升，监狱每年都使州政府负债累累。皮斯贝利上校彻底改变了这种方式，他以一种友善的态度积极从事改造囚犯的工作。对他们的好行为，他加以鼓励；对他们的弃恶从善，他倍加赞扬。他解除了重刑犯的镣铐，告诉他们他相信他们！这种政策呈现魔术般的效果。囚犯们对他抱持信任的态度，对他的规则表现出最大的尊敬。监狱里秩序井然，不久就开始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应付开支。
他对待一个犯人的例子值得一提。这个囚犯力大无比，多次越狱，是该地的凶神恶煞，已经陷进犯罪深渊17年了，而且越陷越深。在他进来时，皮斯贝利上校告诉他，他不希望看到他再重复在其他监狱多次尝试过的逃跑。“我将会尽我所能地使你过得舒适，并盼望有一天成为你的朋友。而且，希望你不会故意给我制造麻烦。监狱里有一间打算用作单独禁闭的房子，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动用它。打开它的门锁，把任何一个人投进去，都会使我难过。你可以像我这样在监狱里自由走动，如果你像我相信你那样相信我的话。”这个人安静了下来，接连几周都表现出对皮斯贝利上校的极端温顺。终于，有人告诉上校，他正在打算越狱。上校把他找来责备了一顿，这个人一直保持沉默。他告诉他，现在是有必要把他锁进单独禁闭室的时候了。矮小干瘦的上校走在前面，大力士跟随其后。当他们来到过道的最窄处，上校把灯光转向囚犯，看着他的脸。“现在，”他说，“我问你，你是否曾经像我应得的那样对待过我吗？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够想到的使你舒适的任何事情；我相信你，而相反，你却从来没有给过我哪怕是最小的信任，而是打算给我制造麻烦。是这样吗？不过我实在不忍把你锁起来。如果我接到你一丝赞同我的信号——”这个囚犯泪如泉涌。“先生，”他说，“17年来，我一直是一个恶魔，但你却把我当人看。”“来吧，让我们回去。”上校说。从此，这位罪犯又像以前那样在监狱里自由走动了。他向上校敞开了心灵，快乐地服满了所有的刑期。他们成了相互信赖的朋友，他对上校付出了所有的信任，所有的他力所能及的对朋友的忠诚。
皮斯贝利上校具有一种绅士风度。有人告诉他，一个穷凶极恶的囚犯曾经发誓要杀掉他。他赶紧把他找来，让他替自己理发，而且身边不准有任何其他人。他看着这个人，指着剪子，要他给自己理发。囚犯的手颤抖着，而上校却泰然自若。理完发后，上校说：“有人告诉我，你想把我杀掉，但我想我应该信任你。”“上帝保佑您，先生！”这个获得重生的人回答道。这就是信任的力量。（注：尽管在合众国一些州的监狱里，罪犯受到了人道的对待，但在一封写给1880年2月3日的《泰晤士报》的信中，威廉·图罗克却抱怨一些州对待青少年罪犯的方式。“例如，”他说，“在最近的一份费城报纸上，有一篇参观佐治亚州立监狱的报道。在这里，数十个罪犯生活在极端堕落的令人恶心的环境中，被迫从事橡胶生产的工作。他们居住条件糟糕，被数只大侦探犬看守着，身上还戴着镣铐。在他们中间，参观者发现了一个15岁的孩子，10岁那年，他由于入室行盗，而在这样幼小的年纪就被法官判了5年监禁！从那时起到现在，他已经忍受了5年这样的奴隶生活！从登载这篇报道的杂志来看，从作者的明显特征来看，恐怕有理由相信这篇报道完全属实。何况，官方的声明也完全证实，在美国无数的监狱里，虐待现象是再明显不过了。能够对一个如此年轻的孩子做出如此判决的法官，我们将乐意看到他自己也被关进监狱里，虽然我曾经在宾夕法尼亚的一所州立监狱，亲眼看到一位美国法官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由于贪污被判刑两年，但他的住所已经被装饰得奢侈豪华。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就连当地人都认为是极端“严重”的犯罪，在他那里，法律也是如此轻描淡写！”）
纽约州的欧本州立监狱长官古德尔将军，以及另一位监狱看守伊塞克·霍帕先生，在对待和改造罪犯方面取得了同样的成就。后者成功地改造了50名罪犯，其中只有两个人重新走向了邪路。为了说明仁慈的力量，我们下面得花大量的笔墨来描述这样一件事。
罪犯必然遭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服满刑期之后找到一份工作。他愿意工作，决心成为一名诚实的人，然而警察知道他的行踪，总是对他纠缠不停。于是，他很快又改变了主意，被迫回到原来的老路。因而，要想使一个囚犯回归诚实，囿于环境，机会十分渺茫。托马斯·莱特，曼彻斯特的一位仁慈者，把自己看成是受人冷落的囚犯的朋友。他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没有财富，有的只是他那颗用之不竭的爱心。
虽然他所受的教育不多，但早年从他母亲那儿汲取了强烈的宗教意识。从母亲的背带里解放出来后，从善的时机就成熟了。他必须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它的劳作，面对它的幸福，也面对它的邪恶。很早起，他就与曼彻斯特最不幸的大人和孩子混在一起。这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最终，他的心灵和良知对伙伴们的亵渎行为产生了反感，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道理开始起作用。他与一位宗教界年轻人熟悉起来，并开始有规律地光顾宗教场所。
15岁，他成了一名曼彻斯特铁铸工的学徒。开始时，工资每周5先令。由于他的坚定、沉着和勤奋，工作越来越顺利，到23岁时，他成了制模工的领班，每周工资达到3英镑。这是他的最高收入，但他随后所做的善事，根本就不靠这份钱。
他的心思从很早的时候就放在了那些最无依无靠的罪犯上面。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罪犯，很少能回到老地方工作，而新的老板也不会雇用他们，因为他们缺乏老板需要的专长。长期监禁的浸染，往往使他们习惯与那些比自己更邪恶的罪犯接触，因而出狱后他们留念过去的关系网，不少人就像以前那样，重新开始他的犯罪生涯。这样的恶性循环，周而复始。
一天，一个人来到铸造厂，获得了一份工作。这是一个稳重、细心、工作勤勉的工人。可是不久后有人泄露说，这个人是一名刚被释放出来的罪犯。老板问托马斯·莱特是否知道此事，他说他并不知道，但答应去考察这个人。在第二天的工作中，莱特漫不经心地问那名工人：“你以前在哪里工作？”“在国外。”他回答说。最后，在几次进一步追问之后，这个可怜的人泪流满面地承认自己是一个释放出来的囚犯，并哀求莱特，别让他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让他坚定不移地清除自己罪恶的品质。
莱特先生真诚地相信了这个人。他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所有的工人，并在他们手上放了20英镑，作为对这个人未来良好表现的保证金。他同时向这个罪犯保证，他将被留用。可是第二天早上，这个人就不见了，解雇他的命令就这样在无形中生效。莱特立刻派了一个工人到住所去找他回来工作，但他已经离开住所，带走了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属于他的东西。
确定这个人是朝着布里方向进发之后，莱特先生立刻沿着他的足迹追了上去。他发现这个逃亡者坐在离曼彻斯特不远的马路边，伤心欲绝，走投无路。莱特用手拍了他一下，然后拉他起来，告诉他工厂已经决定留用他，一切都要靠他自己，看他能否保持自己作为一名可敬的工人的品质。他们一起回到曼彻斯特的工厂。这个人以后的表现，完全证实了领班曾经做出的保证是正确的。
这次亲身经历深深地感动了莱特先生本人。他看出同情心和人类之爱在把那些可怜的罪犯从他们业已陷进去的痛苦深渊中拯救出来方面，可以有多么大的作为。他感到，他们不应该放弃任何重新做人的希望，而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完全应该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使之回归勤劳的生活。这成了他心中强烈的愿望、应该努力完成的使命。他没有任何助手，但一种强烈的信仰使他坚定不移地迈向成功。
莱特先生住在萨尔福特监狱附近，希望能够接近狱中的囚犯。可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得到允许。后来，铸工厂一位年轻人的父亲在狱中担任看守，他把莱特先生介绍给监狱长。于是，他才被获准参加星期日下午的服务。不过，他并没有得到单独看望囚犯的机会，只好耐心等待。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莱特先生正要离开监狱的小礼拜堂之时，牧师叫他别走，并问他是否能够替一个囚犯找份工作。这个囚犯即将刑满出狱，希望能够有一次证实自己的品格已得到改造的机会。“可以，”莱特说，“我将尽力而为，努力为他找到一个位置。”他成功了，出狱囚犯找到了工作。
现在，监狱长让他可以更自由地在监狱里走动。他亲自屈尊访问囚犯，与他们谈心，替他们出谋划策，鼓励他们下决心改正，把消息带给他们的家人，尽量使自己成为他们的朋友和恩人。在囚犯出狱时，他常常约见并送他们回家。他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他们，供给生活费用，然后尽力替他们找到工作。
他在许多情况下都获得了成功。工人的雇主也开始相信托马斯·莱特了。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善良而仁慈的人，不会出错主意。出于对他的信任，他们常常雇用出狱的囚犯。如果有疑心，莱特就会用自己的钱做保证金，使他们信心坚定。而这保证金，是他从自己每周70先令的领班工资中攒起来的。
所有这一切，他都是在默默中完成的——他宁愿为人所陌生，以免所做的善事被人干扰。就这样，在几年之内，他成功地为近300名出狱囚犯找到了工作！他甚至成功地——这是所有工作中最糟糕的——为女酒鬼找到了归宿。当时，他跑到老远的农村里，说服女酒鬼丈夫把他那不再酗酒、而一心忏悔并渴望回到家里的妻子领回来。
他的一个朋友曾经提到过一件明显的事例。一个曾经在波特兰服刑期满的人被释放后，带着一张出狱许可证和一封牧师写给托马斯·莱特的信来到曼彻斯特。莱特替他找了一份清道夫的工作，并使他提升为道路修理工。他的行为证明他已完全改正了。莱特接着替他获得了进入凯隆·斯托维的周末全日学校的许可，使他成为该校的一名教师。他表现出良好的教学能力，就连凯隆·斯托维都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开始相互熟悉，凯隆安排他为自己伴读，在适当的时刻，任命这位波特兰罪犯为一名牧师。
另一位受到老板信任而负责管理仓库的年轻人，由于交友不慎，结果盗用了老板的资金。他的偷盗行为被发现了，老板打算起诉他。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恳求托马斯·莱特从中调解。莱特立刻赶到老板那里，成功地使他答应不起诉年轻人，而给他另外的惩罚。“给他另一次机会吧。”这常常是托马斯·莱特的迫切建议。年轻人被送回工厂，从此表现出了最令人满意的行为。他比以前更加卖力地工作，后来成为工厂的一名股东，并最终成了工厂的负责人。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为“托马斯·莱特”这个名字而祈祷。
莱特这样工作几年之后，他的自愿劳动终于受到了官方的注意。威廉上校在他关于监狱状况的年度报告中提到了莱特这个名字。他说：“要想表明这个卑微的、无助的好人到底是如何从事他的慈善事业，以及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这只要看一看那几百名与他有深交的罪犯，大部分已重新做人，只有4个人再次入狱的事实就够了。我们欣喜地看到，罪犯们信任和依赖他，这似乎完全来自于他那朴实、谦逊，以及慈父般的为善方式。”
许多情况下，当莱特先生无法为出狱罪犯找到工作时，他或者把自己的钱借给他们，或者在自己的朋友中发起一次募捐，把他们送出国。他就这样帮941名出狱犯人出了国，在全新的、和旧时熟人相隔绝的环境下开始生活。出狱罪犯本人回报他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帮他做善事。他们为自己的朋友寻找工作，或者帮助发起募捐，把别的出狱罪犯送出国。因而，仁慈总是产生仁慈。
这些出国的囚犯当中，有一位被送到北美去的人写信给莱特先生，称他为“亲爱的养父”。他在信中夹寄了两英镑捐给“伦敦男性劳教所”。这位现在成了富翁的侨民在信中写道：“您，我永生难忘的父亲，是您的帮助使我获得了今日的成功。您是我今生最好、最亲切，也是唯一向我提供帮助的朋友。您通过自己无私的帮助，使我摆脱了昔日罪恶的生活。当所有的人见到我别脸而去，视我为恶棍和流氓时，您像一位浪子的慈父，热情欢迎我回到高尚和完美的生活中，以黎明前将要出现的曙光般的希望安慰我年轻的心，用您慈父般的劝告和纯真的希望指引我的命运。上帝保佑您，亲爱的父亲！上帝保佑您全部的仁慈！每当我想起您为您那可怜的朋友所做的一切努力时，思念的眼泪就在我脸上流淌。”
就在这时候，莱特先生正在铸造厂里工作——从早上5点直到晚上6点，有时更迟。整个晚上的空闲时间以及大多数星期天，他都投身于他那自愿接受的事业。或者在监狱、收容所、简陋的星期日学校里，或者在不幸者和罪犯的家中。现在，他已是63岁的高龄，身体也开始衰老。他一无所有，所有多余的收入，都已用在出狱囚犯的解救和出国中。他常常把自己约束到最俭朴的生存方式里——总认为如果自己拥有了财富，却不把它们献给那些处于不幸中的人，就是一种罪过。
当政府认识到了他的事业的价值时，便给他一个监狱巡视员的职位，并付给800英镑的年薪。乍看之下，似乎这笔小钱是他可以赚取的收入，同时能够扩大他的工作范围。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它会制约自己做善事的力量，他相信，一旦他成为一名政府官员，就不再会被看作“囚犯的朋友”。
同样地，曼彻斯特人民也试图为他募集一笔相当于他每周工资数量的年金——这充其量相当于他的工作为国家挽救的金钱的十分之一。“皇家奖励基金”响应募捐活动，认捐了100英镑，剩下的由曼彻斯特人民募集。他们募集到了182英镑送给莱特先生作为年金——这恰好是他以前通过白天的劳动赚取的数量。
瓦特先生捐献了一幅名为《善良的撒马利亚人》的珍贵画作，作为响应曼彻斯特人民募捐活动的证明。这幅画的主题是“艺术家钦羡崇敬的肖像，高贵的慈善家，托马斯·莱特”。它被挂在曼彻斯特市政大厅的显著位置，立刻成为艺术家友善和慷慨的证明，更成为它所展示的人的高尚品质的象征。
直至今天，莱特先生仍在继续他的慈善工作。他往返于城镇之间，像霍华德那样，探视这些地方的监狱。他走访了“田野晚径避难所”“瑞德赫尔工业学校”以及密尔邦克、本顿维尔、波兰、朴次茅斯、帕克胡斯特等地的监狱。他在建立“雷基德学校”时勤奋工作，满心希望教育那些穷人的孩子过诚实的生活，从而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他把无知和坏榜样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滋生地，因而尽一切力量通过世俗或宗教的教育把它们彻底清除。他呼吁当时正积极提倡建立国家教育体系的科布登先生，应把消除犯罪和贫困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首要的强制措施。除了“雷基德学校”之外，他还创办了“改造学校”“便士银行”以及“擦皮鞋队”。哪儿需要做善事，哪儿就少不了他的援救和帮助。属于他的每一分钟都无比充实。他的格言是：工作，工作，不管今天哪里需要；时时如此吧，因为夜晚就要来临了。
就这样，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他进入85岁高龄时，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然而，他仍然时刻准备接待那些希望看到他的人——特别是那些穷人、出狱囚犯或回心转意的罪人。他的生命逐渐凋零了。第二十三首圣歌不停地挂在他的嘴边，在每天的昏迷中，他感到自己正在“向着家里走”。他曾经战胜了一切，现在正在结束这种战斗。1875年4月14日，他安宁平静地睡着了。他的一生，确实是“活得值得的一生”。
莱特是通过信任罪犯来实现他们的改造。信任就是信心，他们的心灵是能够被触动的。除非情况特别糟糕，年轻人是在缺少关怀和不诚实的环境中长大，否则信任就会是双方的。还是把人往最好的方面看吧。“往最坏处看人，”玻利罗克先生说，“是坏心肠和卑鄙灵魂的确切标志。”你也许受骗了，这是真的，但受骗总比不公平待遇好。
不久，英国关闭了一切公共场所，禁止平民大众进入。许多重要的建筑在平日都关门闭户，除非你得到了“命令”，或愿意给小吏和古玩讲解人小费。不列颠博物馆被关闭了，国家展览馆被关闭了，圣保罗教堂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被关闭了，威索尔古堡、宝塔、议会，以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筑、古玩珍藏、艺术作品，除了极少数之外，都被关闭或藏起来了。看起来，有人认为，如果允许平民百姓进入到这些地方，他们立刻就会砍掉木头、砸碎石头、摧毁这些古老的建筑。
我们相信，已故的约瑟夫·休谟，是第一个公开致力于改变这种可悲状况的人。他取得的第一个成就，是使不列颠博物馆这幢公共建筑向公众开放。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其阻力是巨大的。有人早就惊呼，它的珍藏品已被无可挽回地损坏、损毁、弄碎、捣乱，甚至有一些价值连城的珍藏品也已被盗走。况且，所谓的革新居然是这样的！然而不管如何，我们得感谢休谟先生的顽强争取，是他使不列颠博物馆重新向公众开放，虽然博物馆自然要对这些“洪水”进行预防。在重新开放之前，博物馆只允许三三两两的小组参观，而且有一名官员——实际上是一名身着便服的警察——陪他们四处观看，他负责防范那些意图打碎珍藏品的人，随时准备突袭任何一心等待机会损坏身边的珍藏品的野蛮人。
好！议会的命令下达了，不列颠博物馆应该对所有屠夫、面包师、普通士兵、女裁缝、女帽制造或贩卖商，以及所有从事最普通职业的最普通的人开放。况且，我们的斯塔雷先生在粗野行为大量出现时是怎么说的？就在粗野行径突发的那一天之后，他来到众议院（这时他是其中的一名成员，同时是不列颠博物馆的专员）。他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以一种断然的语气宣布：“我受到了警告，也为之深感忧虑。然而，我现在可以声明，昨天（国际劳动节）有31500人到过不列颠博物馆，而损失只有价值不足6便士的收藏品！”因而，所谓的“洪水”是不存在的，应该普遍地允许人们自由地参观我们自己国家的古玩和艺术珍藏，而不致引起普遍的社会动乱。其秘密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应该受到信任。
在慈善工作中，休谟先生表现得非常顽强。他不断呼吁那些管理者，应该信任人民，向人民开放公共收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因为人民身在其中能够得到快乐、熏陶和教育。通过年复一年的不断重复的工作，他成功地使宝塔、汉姆顿宫廷、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圣保罗教堂等公共建筑次第向公众开放。这场运动逐渐蔓延开去，现在，不仅在伦敦，而且在许多大工业城市，公园都向公众开放，让人民在其中享受欣慰和乐趣。
1851年大展览时，是否应该派部队包围伦敦以使人民保持安定，成了议会严肃讨论的主题。这一提议最终被否决了，水晶宫没有被部队包围。结果怎么样？几乎没有哪怕是价值1便士的东西被人偷走，也没有任何东西被人损坏。首都警察署署长罗文上校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面前被问到这一问题时，他的回答是：这种结果应归功于“人民的高尚行为”。他补充说，许多设备最近得到了近几年都没有得到的改进，也是允许人民进入公共建筑的结果——一句话，得益于信任人民。这是一种消除“洪水”的正确方法：允许人民自由地观看艺术作品，因为它们突出地展示了上帝给人的恩赐；让人民在美的形式——它充满了高雅、奉献和高贵——面前沉思，唤起真诚的感情和严肃的思想，缅怀历史上的高尚品行，他们就会在无意中变得高贵、谦卑、纯洁、文明。因而，我们的画廊应该成为教育基地，通过提高净化鉴赏品味，触动人们的内在灵魂，来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的教育水平。信任人民，允许他们自由地进入这些地方，这事实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品格的教育。信任某人——表示你乐意相信他——就是通过你的行为而不是法律或权威的力量向他表明，你相信他的真诚，你将尽最大努力博得他的好感，赢得他的心灵。当你以自己的行为举止证明你相信他的美好本性时，你就消除了他的罪恶本性。因而，善能克服恶。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信任某人，就能把他的善引导出来。以实际行动相信他的长处，他就能学会正确地发挥优点。要消除新产生的自由之恶，唯有自由。让刚从牢房里出来的囚犯习惯于光线，他不久就能忍受最明亮的阳光。使人谦卑，就必须使他熟悉谦卑的作用。使人成为好公民，就要允许他熟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游泳之前必须先下水，骑马之前必须先学会跨上马背。在一个人成为优秀公民之前，他首先必须被允许承担公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