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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教给你什么真理，
那就是，一定要果敢；
真诚地生活，
臣服于伟大而又高尚的信条。
每个人都给予、奉献和付出，
这世界该多么美好；
可是，如果生活只是乞讨、索取和报复，
暗无天日便弥漫宽容的天空。
——巴威尔·利顿
亲爱的朋友，美名之与男人和女人，
正如最直接的财宝隐藏于他们的灵魂；
偷盗了我的钱包，
其实他只是偷了点废物，这无关紧要；
金钱，是我的，是他的，是千百万人的奴仆。
但是？如果谁盗用了我的声誉，
他抢劫来的东西虽然不会使自己富裕，
却使我一贫如洗。
——莎士比亚
某些人是可以收买的。无数的流氓无赖为了金钱和享乐，乐意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行贿受贿和贪污腐败使得选举成为徒有其表的形式，这样的事情谁还未曾耳闻目睹呢？这当然不是享受自由或保持自由权利的方法，这些出卖自己的人是奴隶，而那些收买别人的人是不诚实和无道德的。他们都是自由的骗子。“我站在自由的土壤上。”一位演说家宣称。“你没有，”听众中有一位制靴匠反驳说，“你脚上穿的那双靴子，你至今还没有付钱给我。”
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大多数能意味着什么呢？”席勒说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投票应该考虑的是投票者的分量，而非考虑得票的多少。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是由那些摇摆不定而又愚昧无知的大多数来决定，那么这个国家是迟早要毁灭的。”
在脱离苏格兰长老会以后，诺曼·麦克劳德说，继续站在不受欢迎的少数派一边，按照自己的良心所喻示的职责行事，这对自己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不管他出现在什么场合，等待他的总是嘲笑和嘘赶。“我今天看到了一座坟墓，”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它在一座保留有基督受难十字架的小礼拜堂里，墓碑上的碑铭是‘这里躺着一个诚实的人！’我多么希望以同样的方式生活，让人们给予我完全同样的悼词呀！”
愚昧无知和粗心大意的人极易受那些没有道德原则的人所摆布，而且愚昧无知的人仍然占人群中的大多数。在法国巴黎，由于妨碍了纽埠渡口的交通，一个骗子被带到了改造法庭。地方法官对他说：“小子！你是怎样把人群吸引到你身边并诈取那么多钱财的？难道就靠兜售你那‘确实可靠’的废话？”“先生”，这个骗子回答说，“当时经过纽埠的人数，您想想会有多少呢？”“我不知道。”法官说。“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大约有10000人。你认为其中有多少聪明人呢？”“哦，或许100个。”“100个恐怕是估计得太多了，”这个骗子说，“不过，我把这100个聪明人交给你们去管理，而其余的9900人则是我的主顾。”
缺乏任何诚实正直的品格、自尊，丧失做人的尊严，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人们贪污腐败行径的泛滥，否则，各方面的贿赂对他们将起不到任何效力而遭到抗拒。政府官员克扣经手的各种货物，不管是否有用于己。因此，士兵们那些粗制滥造的鞋子总是在行军途中烂坏，以次充好的军衣破烂不堪；罐装食品出现腐烂变质。纳尔斯上校神色悲伤地谈到北极地区他们那些水兵的物质供给。这些军需品由于运输途中的贿赂和贪污，到达士兵手中时已不到国家规定的现役军人物品供给的四分之一。
人们的许多做法都是违法犯罪的。一张支票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转到某个官员手中，这个官员又会把它转到自己的银行户头上。因此，一个人薪水很低却可能成为富翁。公开招股公司的职员道德极其败坏时，为了清除这种影响，办公室的大门上会贴上这样一张字条：“本公司的职员不允许接受贿赂。”然而，厨师会从零售商手中拿回扣，仆役长与白酒供应商会有彼此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泰晤士报》评论说，“极大地损害着各种健康的商业关系。但是，如果任由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从公司职员和市场侵入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当中，那么，政府官员的办事效率和信誉就会大打折扣而彻底完蛋。公务员应该廉洁和忠于职守，这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如果每一个公务员都有收取小费或有行贿受贿的嫌疑，那么一个精神沦丧、道德滑坡的时代就要来临。
有一个发明家提出了对政府官员进行财产登记的建议，并且要求这项工作不能交由秘书去做。“对我们来说，这也是毫无用处的，”他说，“我们需要一个使人诚实的机制，但是，我们恐怕做不到。”我们需要诚实的人！到处都回荡着这样的呼声。那些骗取了人们信任的人，他们的偷盗和诈骗行为往往被警察局和法院揭穿，其结果是声誉扫地。人们最需要的是可以值得信任的品格。一个人的品格是可以信赖的，当然这需要你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证明，并以此取信于人。
国外的情况也大体差不多。俄国、埃及和西班牙的情形最为严重。在俄国，官员的腐败甚至高层官员的腐败都十分普遍。无论做什么，都得留下买路钱，贿赂以一切可能的形式渗透于每一个角落。从买卖商和管辖他们的官员之间的约定，到商品的直接移交，腐败之风极为盛行。这些政府官员的借口是他们的薪水太少。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铁路花费了巨额资金，给工程师和筑路工人的工薪数目也十分巨大，但是大多数被工头和主管人员盗用了。蒙特奇科夫王子陪伴沙皇在经过莫斯科的短途旅行中，想刺激正在俄国访问的波斯大使。这位波斯人视察了黄金砌成的圆顶屋、大理石的柱子和长达数英里的店铺，但是，他对这些东西都态度冷淡，全然不以为意。最后，沙皇俯下身子在王子耳边问道：“我们能不能找到什么东西让这个家伙感到吃惊呢？”“当然可以，陛下，”王子回答说，“让他看看从莫斯科修筑到彼得堡的铁路所花的费用吧。”在埃及，在亚历山大城，情报“走漏”现象是极为严重的，除非用金钱去收买当事人。在西班牙，进入口岸的每一艘船都必须事先贿赂海关官员。他们的借口和俄国官员一样，不接受贿赂，西班牙官员就不能生活下去。
即使是生活在共和政体下的人们也已习惯和乐意于接受贿赂。金钱可以克服无数的困难，解决许多问题。在美国，共和国的精英们开始肆无忌惮地行贿受贿。政府官员仅有的那点微薄的薪水是不够用的，即使是最高层领导也会接受马匹和马车，甚至是现金的贿赂。假公济私和贪污腐败正在迅速地破坏行政管理的效率，降低公共道德的水平。（注：见1871年1月《北美观察》。）雅各·考克斯先生认为在整个美国中为了争权夺利，道德正在沦丧。所有的村落无一幸免。在这个国家中，哪个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它就会对每一个角落进行清扫，把自己的人员安插在有权有利的位置。对战争的欢呼是“属于胜利者的战利品”。“虽然让人感到羞辱，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考克斯先生说，“金钱和地位对于我们的政治就像‘美色和战利品’对于一支进驻一座被征服了的城池的军队。他们的掠夺已使我们习以为常，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冷漠感到惊讶，我们已开始意识到公共事务的良心已部分死亡。”那些目光远大和诚实正直的美国政治家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为此忧心忡忡。
世界各地也概莫能外。政体的形式——不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共和政体，这些都无关紧要。产生差别的不在于政体形式的本身，而是进行管理的人。如果统治者残忍自私，那么政治权力就是一种祸端。如果统治者富于理性而又公正无私，政治权力就将是社会的最大福祉。如果自私从统治阶级开始，那么整个国家都会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邪恶自上而下蔓延，渗透到每一个阶级，甚至是最穷困的阶级。人生的历程就仅仅是为了钱财和自我。一切原则都被废除，诚实正直成了被人遗忘的美德。信仰渐渐化为乌有，社会成了一个争夺金钱和地位的战场。
然而，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拒绝出卖自己的人。即使穷困潦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为人生的职责所感召，他们也会拒绝被金钱所收买。在北美的印第安人中，追求财富是被一个勇敢的人所不齿的行为。所以，部落首领往往是该部落中最贫穷的人。在以色列、希腊和罗马人中，部落的功臣都是些穷困者。当伊利沙被任命为以色列先知时，还正在耕田。辛辛纳图斯被任命为罗马军队的统帅时，正在田野劳作。苏格拉底和伊巴密浓达都是古希腊最贫穷的人。耶稣也是如此，可他却是我们信仰的缔造者。
缘于他的不屈不挠和诚实正直，阿里斯蒂德被人称为“正义”的化身。他拥有毫无瑕疵的正义感、无懈可击的自我克制能力。他的一生曾参加过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指挥了柏拉提战役。虽然他是国家的最高级官员，但死的时候却非常贫穷。没有什么能够收买他，没有什么能够诱使他背离自己人生的职责。据说，雅典人品德变得更为高尚，是因为阿里斯蒂德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阿里斯蒂德曾出席过埃斯库罗斯的一场悲剧演出，当演出说出了一句关于善良美德的台词时，观众的目光都不自觉地从演员身上转移到了他身上。
雅典将军福基翁被视为一位非常勇敢而又有先见之明的人，被人称为“善良”的化身。当亚历山大大帝占领了希腊后，他想方设法企图让福基翁归顺自己。亚历山大大帝给他无数的珍宝，并让他从雅典任意挑选4座城市。但是，福基翁丝毫不为所动，不肯给自己的品格沾上污点。“如果亚历山大真的想使我获得新生”，他说，“那么请让我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吧。”
然而，狄摩西尼这位雄辩家却是个可以被收买的人。当赫普琉斯被亚历山大派往雅典担任首领时，那些演说家们都紧盯着他的金钱，狄摩西尼也不例外。不诚实正直的雄辩家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当狄摩西尼去拜访赫普琉斯时，这位首领注意到狄摩西尼对他的一个精雕细刻的茶杯非常欣赏，他请求让他掂量掂量这个茶杯的轻重。“这个杯子值多少钱？”狄摩西尼问道。“它可以给你带来20个塔兰特（古希腊货币单位）。”赫普琉斯回答说。当天晚上，这个茶杯里面装着20个塔兰特，一同被送到了狄摩西尼家里，狄摩西尼没有拒绝这份礼物。当时的处境导致了这位演说家的耻辱。事隔不久，他就服毒自杀了。
与此相反，西塞罗不仅拒绝来自敌国的礼物，而且拒绝来自朋友的任何礼物。在他被人刺杀后的一天，恺撒发现自己的一个孙子手捧着一本西塞罗的书在阅读。这个小孩儿试图把书隐藏起来，可恺撒把书从他身上拿了过去。在匆匆浏览一下之后，他把书还给了这个小孩儿并且说：“孩子，这是个雄辩的人，并且是个爱国者。”
在被迫逃亡时，有人问拜尔斯，为什么不像他的同胞那样，带上一些私人财产。拜尔斯回答说：“你的奇怪毫无道理，我其实已带上我所有可贵的东西——诚实和正直。”
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脱下帝王所穿的紫袍一段时间之后，马克西米利安邀请他重新执掌政权。戴克里先回答说：“看看我在萨洛纳所亲手种植的蔬菜和快要成熟的瓜果，看看我在住宅周围所种植的花卉，你就会明白：我不会为了追求权势，而迫不及待地放弃我现有的快乐和幸福。”
他是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而工作，他身上蕴含着勤奋吃苦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给劳动者以坚韧不拔，给勇士以胆识，给政治家以坚定。劳动关闭了通向不诚实的第一条道路，开辟了展示自己才华的广阔天地，激发了人们完成每一个社会的和宗教的职责的活力。因此，罗马人希望戴克里先回到他的政治职责上去。
自得其乐是自然的财富，也是比华贵和权势好得多的东西。玛丽，伊丽莎白的妹妹，希望自己是一个在奶酪农场工作的女性，而不愿做女王。这样，她的爱情就会得到回报，而避免通过她的内阁大臣的手导致权力的腐败，酿造痛苦。许多殉道者也因此免于被烧死。
勇敢而又诚实的人们不是为了金钱而工作，而是为了爱情、为了荣誉、为了品格。苏格拉底宁愿死去也不愿意放弃正确的道德原则。拉斯·卡萨斯不遗余力地为减轻贫穷的印第安人的痛苦而工作。他们从未想到过金钱或国家，而是致力于提高人们的思想水平和减轻人们的痛苦。
当教皇推荐迈克尔·安吉鲁从事圣彼得著作的研究工作时，安吉鲁提出的条件是不要任何报酬，他付出劳动“仅仅是出于对上帝的热爱”。“留着你的钱吧，”布鲁塞尔的威尔兹对一个想购买他的绘画作品的绅士说，“金钱对于艺术是致命的打击。”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威尔兹是个性格古怪的人。
在政治生涯中，对地位和金钱的追求往往是永无止境的。公职中的所得，如果不是通过对公众的有效服务而公正地得到，那么这往往就是道德腐败的开始。它是用一种卑鄙的动机取代了高尚的爱国心。当然，无论它是否出于个人喜好的考虑，都败坏了政治的声誉，降低了人格。
安德鲁·马韦尔是个具有古罗马精神的爱国者。他出生在查理一世统治初期的赫尔地区，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青年时期，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了4年。后来遍游了欧洲。在意大利，他结识了弥尔顿，二人终生都保持着友谊。当安德鲁回到英国时，内战已经爆发。在这场战争中，他似乎保持中立，尽管他是个自由的捍卫者和促进者。1660年他被选为本城镇的议会议员。在他担任议员时，他几乎通过每一个邮局给市长和他的选区居民写过信，告诉他们在议会中发生的事情的过程。
马韦尔并不赞成弥尔顿反对君主政体的主张。他的传记作家称他是“英国人、自由和《大宪章》的朋友”。他丝毫不反对开明的有限君主制，因此，他拥护王政复辟。人们相信查理二世回国以后会恢复和平与忠诚，因此他们渴望这一天的到来。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朝廷为了表明没有把马韦尔视为敌人，让他和卡莱尔勋爵一同出任驻俄大使。当他不在国内的这段时间中，出现了许多丑陋邪恶的事情。复位后的国王时时在收敛钱财。他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卖官鬻爵和创立专利权，来满足自己的赚钱欲望。马韦尔在给自己选区居民的一封信中指出：“宫廷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人们已极度愤怒。”在旧城堡审判两名贵格会会员佩恩和米德时，担任书记员的马韦尔对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称赞不已，他说：“除非我们也有类似的机构，否则情况将不会有什么转机。”
贪得无厌的国王仍在肆无忌惮地通过他的朝臣和变节的爱国者搜括民脂民膏。他用数千英镑收买了这批人，但是，马韦尔是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的讽刺宫廷及其食客的作品出版了。从国王到商人，每一个人都阅读了他的作品。国王下决心要让他归顺自己。他受到了威胁，又受到奉承；他受到了反对，也受到了抚爱；他受到了间谍的困扰、流氓的伏击抢劫和女色的勾引。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他致命的弱点。诚实正直使他度过了危险、抵制了腐败。道德原则使他不畏惧威胁，也不屈服于贿赂，并因此赢得了骄傲。宫廷认为没有哪个男人是诚实正直的，没有哪个女人是贞洁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马韦尔却击败了金钱的这种魔力，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据说，王室财务主管丹拜勋爵企图收买他的老同学，于是到马韦尔的阁楼上去拜访他。分手之际，这位财务大臣塞给马韦尔一张由国库支付的1000英镑的支票，然后走进了马车。马韦尔看了看这张支票，一边追赶丹拜，一边喊道：“先生，我想再耽搁您几分钟。”他们再一次回到了阁楼，马韦尔把自己的仆人杰克叫了上来。“杰克，昨天晚上我吃的是什么？”“难道您不记得了吗，先生？您吩咐我从市场上一个妇女那里买了羊的肩膀肉。”“非常正确，孩子。那么今天晚上我吃什么呢？”“难道您不知道，您叫我烧烤羊的肩胛骨？”“是这样，一点没错，孩子，你下去吧。”“先生，”马韦尔转向财务大臣，说道，“您听见了吧？安德鲁·马韦尔的晚餐已经准备就绪，这是您的支票，我不需要。我明白您的一番好意。我在这里为我的选区居民效劳。内阁或许正在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人，但我不是。”
马韦尔自始至终行为高尚，他的品格无可指责，他是自己选区居民的忠实代表。虽然并不贫穷，但他的生活方式却是一如既往的简单而又朴素。1678年7月，他最后一次拜访了自己的选区居民。虽然以前他从未有什么疾病，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衰老迹象，但回到伦敦后不久就突然去世了。有人说他是被人毒死的。这可能不是事实。但他是个诚实正直的人，自始至终清正廉洁，他是正义的捍卫者。“善良的人爱戴他，邪恶的人惧怕他。极少数的人效仿他，但几乎无人可与之媲美。”这是他在赫尔地区墓碑上的墓志铭。
和马韦尔一样，本·约翰逊也是个生性耿直而又直言不讳的人。在这位诗人备受贫困和疾病折磨的时候，查理一世很不情愿地派人给他送来了为数不多的一点钱。本·约翰逊把这笔钱退了回去，并且让来人捎了个口信——“我想他送钱给我是因为我的生活陷入绝境，告诉他，他的灵魂已陷入绝境。”
哥尔德斯密斯也是一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深知自己的贫穷处境。他曾经遍游欧洲，靠吹长笛街头卖唱支付路费，也曾经在马厩和露天下过夜。他当过演员、招待员，也行过医。在此过程中一直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尔后，他开始了创作，成了一名绅士，但他从未摆脱过贫困的纠缠。他在自述中这样写道：“我住在阁楼里，为了面包而写作，期盼能够多写一点，好额外支付一杯牛奶的账单。”有一天，约翰逊接到了哥尔德斯密斯的口信，说他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这位医生立即跑去看他，发现他的女房东因为房租问题而逮捕了他，他唯一能够卖掉的东西就是一堆书稿。约翰逊拿起书稿，发现是《威克菲尔德的牧师》。约翰逊确信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便把它卖给了一个书商，得了60英镑的稿酬。（注：歌德说这本书对他而言是上帝的赐福。在他81岁高龄，一只脚已踏入坟墓之时，他对一位朋友说，在他精神发展的关键时刻，《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一书对他影响至深。近来他又重读了一遍，该书带给他的快乐仍然不减当年。这本书从头至尾都极有魅力。70年来，他对作者的感激之情依然存在，并且丝毫未曾减弱。——《福斯特》）
虽然哥尔德斯密斯当时甚至至死一直都很贫穷——他临死前还欠着别人的债务，但他是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拒绝从事肮脏的政治活动。罗伯特·沃波儿当时答应，只要他暗中为他效劳，每年可以给他5万英镑的报酬。当时的三流作家被唆使去记录政府机构的日常事务，以及这些政府机构的反对者之所作所为。在诺思勋爵担任首相时期，“米尼厄斯”是当时的反对派。诺思决定雇佣哥尔德斯密斯，去遏制对他的这些可怕的讽刺挖苦。斯哥特博士是桑威哥勋爵的牧师，他被委派去与哥尔德斯密斯谈判。“我在教堂的一个十分简陋的房间里找到了他，”斯哥特博士说，“我向他说明了来意。我告诉他我被授权向他支付报酬，可是，你或许不会相信——他荒谬可笑地说：‘不为任何党派写作，我所赚的钱足以满足我的需要。因此，你给我提供的帮助完全是多余的。’因此我离开了他的阁楼。”
就这样，贫穷而又高尚的哥尔德斯密斯拒绝了不义之财！他宁愿用自己的笔写出像《两只绣花鞋》这样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也不愿出卖自己而去做政客们的雇佣文人。
普尔腾尼是下院在野党领袖，在一次演说中他引用了一段拉丁原文。罗伯特·沃波儿爵士对这段话有疑义，并说愿意为这段错误引文打赌一畿尼。（注：畿尼，1663年英国发行的一种金币，等于21先令，1813年停止流通。后仅指等于21先令即1.05英镑的币值单位。）普尔腾尼同意打赌。他们查找了经典原文，普尔腾尼被证明是正确的。沃波儿把一个畿尼放在桌子上。普尔腾尼在拿起这个畿尼时，要求下院作证，这是他第一次把公众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现在，这枚用来打赌的钱存放在大英博物馆，被称为“普尔腾尼畿尼”。
皮特，也就是查塔姆伯爵，在被任命为负责发薪饷的军需官后，除了法律规定他的职位所应拿的工资外，他从不多取分文。在和平时期，军需官是允许在自己名下保留一大笔经费的，这个数目总计可达几百万英镑；他是可以把这笔钱的利息占为己有。但是，查塔姆拒绝占这样的便宜，同时也拒绝了外国王室在偿还英国债务时给他的小费，这种小费每年累计起来是相当可观的。不仅在金钱往来上，而且在道德品质上，他同样表现出值得尊敬和公正无私的品格。
威廉·皮特这位伟大的伦敦议会议员也是同样忠诚的。他认为，金钱在与公共利益和人们的尊敬相比，就如同脚下的粪土。他的双手是干净的。正当他与福克斯领导下的在野党进行竞争时，罗尔斯地区的书记职位出现了空缺。这是一份工作清闲而报酬丰厚的美差，年薪为3000英镑。大家都知道皮特家境贫寒，人们认为他可能会委派自己。这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在当时，这种情况也习以为常。但是，他却把这个职位让给了巴雷上校——他的一位又穷又瞎的朋友。因为这样可以省去政府以前决定给予他的救济金。
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皮特的公正无私，可是，他却受到诽谤、抵毁和辱骂。虽然经过他手里的现金有几百万英镑，可是，即使对他恨之入骨的仇敌也找不出他不合法收入的蛛丝马迹，找不到任何可以指控的证据。当国内的那些富豪们纷纷请求给予他公爵爵位、侯爵爵位和嘉德勋位时，他自己总是婉言加以拒绝。在金钱面前，他极度轻视，不屑一顾。皮特还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就像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所描述的：那些自认为是很有价值的人，往往具备了真正的价值。高贵的贫穷提升了他的品格。
据说，著名的法国律师钱米尔德在为一件诉讼案辩护时，因为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书没有及时取出而遭败诉。法官的裁决报告递交给了议会并得到了确认，再也不能上诉了。起诉者在拜访钱米尔德时，由于财产损失惨重而悲痛欲绝。他声称之所以败诉完全是由于钱米尔德未提到一份最重要的文件而造成的，它是这起诉讼案胜诉的关键。钱米尔德说自己没有看到这份文件。而这位委托人坚持说这份文件是和其他文件一同交给他的。最后，钱米尔德打开自己的文件袋，经过仔细寻找，他发现了这个文件。他承认如果把这份文件拿出来在法庭上念上一遍，这起诉讼案是完全可以胜诉的，但是，现在已没有任何上诉的机会了。这位律师立即着手采取补救措施。他请这位起诉者明天早上再来，并取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第二天早上，当他的委托人到来时，他就把这些钱全赔给了他。这样，钱米尔德就失去了自己的全部财产。然而他忠于了职守，勇于承担了责任。不仅如此，他还跑去拜访法庭法官，请求他在以后递交给议会的报告中再也不要提及自己。虽然这个大的失误发生之后，他竭尽所能地做了弥补，但他对自己再也无法相信。
亚瑟·韦尔兹利爵士（即后来的威灵顿公爵）在印度担任公职时，有一天，海得拉巴王朝的首相给他送来了一大笔钱财。这位首相想探听在阿萨亚战役之后，还会给他的国王保留些什么特权。亚瑟爵士静静地注视了他片刻，然后说道：“看来，你是能够保守秘密的？”“当然，先生。”“那我也是如此。”这位英国将军说。他拒绝提供任何情报，并且很有礼貌地把这位首相送了出去。还有一次，基特尔特区的王公拉甲通过他的代理人向亚瑟爵士行贿1万个金币。这位将军非常愤怒，他吼道：“告诉拉甲，不管是谁做这样的事，我和其他英国官员都会把它当作一种侮辱。”
亚瑟爵士的亲戚韦尔兹利侯爵，也以同样的方式拒绝了东印度公司的主管们送给他的10万英镑。没有谁能让他接受这份不义之财。“我不必提到，”他说，“我独立的人格和我的职务所应有的尊严，使我只考虑自己的部队。如果让我去克扣那些勇敢的士兵们的军饷，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查尔斯·纳皮尔在印度期间，也展示了他严格的自律精神。“当然”，他说道，“只要我愿意，到锡德以后，我起码可以得到3万英镑的贿赂。但是，直到现在我的双手还不需要清洗，尊敬的父亲传给我的这柄宝剑还没有被玷污。”
詹姆斯·奥拉姆爵士也是个慷慨大方和公正无私的人。在印度，当这位年轻的陆军少校被任命为一支集结起来镇压马希·坎塔叛乱的军队指挥官时，他拒绝了这一令人羡慕的职位，因为他的一个朋友要比他更有资格。他认为，在需要平等的地方，任命一个像他这样年轻的军官担任总指挥可能会引起他人的不满，指出这一点是他的职责。当时在场最高级别的军官就是那个资深的陆军上校。奥拉姆说：“这一职位是我所不能胜任的，资历较浅的我愿意服从他的指挥。就像我所认定的那样，如果他获得了胜利，那么，因为我和他并肩作战，我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万一战争失败了，由于对他的任命是我的提议，那么责任应当由我来承担。”但是当时的最高统帅不肯接受他的建议，后来经过他反复申请，才最终得到批准。
锡德战争胜利结束后，上级给全体官兵分发奖金。奥拉姆由于是陆军少校，得到了3000英镑奖金，但是他拒绝了。他说，对于这些他所反对的战利品，他分文不取，并把这笔钱全部捐赠给慈善事业。其中包括杜福博士的印度教士学校；在库索尼地区的希尔救济院也分到800英镑。苏伦斯夫人后来写信给他说：“您的捐助我们很乐意接受，因为您忠诚于我们所坚信的正义的事业。”
詹姆斯·奥拉姆从未想过要为自己谋私利。在他看来，金钱应当用于资助别人，否则，它就只是脚底下的粪土。他从不忸怩作态，沽名钓誉，一贯的自然、纯朴。对他的生活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是感觉到：他总是尊重别人胜于尊重自己，总是把别人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事情还重。确实，他拥有一颗博爱的心。正因为他对别人的同情怜悯，将心比心替别人考虑，使得奥拉姆如此强烈地反对一切形式上的不公正。如果在印度的几位主要统治者缺乏这种爱心，那么那里就会成为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人间地狱。（注：见《奥拉姆的一生》，哥尔德斯密斯爵士著。）
据说，伟大的劳伦斯勋爵在为一位年轻的印度王公办理某件极为重要事情的过程中，这位王公试图从桌子底下塞给劳伦斯一袋子钞票。“年轻人，”劳伦斯说道，“你已经给了一位英国人他可能会接受的最大的侮辱。考虑到你年轻，这一次原谅你。但是，我警告你要吸取教训，不应再如此粗俗地冒犯一位英国绅士。”
正是因为这样一些人的英勇顽强和诚实正直，印度帝国才得以保存。他们忠于职守，永葆节操，甚至不惜甘冒生命危险。在印度兵变的时候，在许多人全然不了解情况的情形下，立即就冲上前线的人，其中有哈维洛克、尼尔、尼科尔森、奥拉姆、克莱德、英格里斯、爱德华和劳伦斯。劳伦斯的名字在西北各省是力量的象征。以忠于职守而著称的还有另一对兄弟，哥哥约翰——艾恩·约翰，一个铁一般坚强的汉子；弟弟亨利，一个让身边的人爱戴和信赖的人。据称，约翰的品格就足以抵得上一支军队。陆军上校爱德华兹评价这对兄弟说：“他们确立了一种信念，创建了一所学校，这两样东西至今仍充满活力。”
在印度兵变发生之际，约翰爵士是旁遮普省的行署专员，他所管辖的这个地区刚被英军征服。在这里他施行了明智有效的治理。他信任身边的人，和他们交朋友。这里记录下他当时所采取的一项史无前例的行动。他把旁遮普省的全部地方军都派到德里去援助英国军队，身边没有留下任何保护自己的武装力量。事实证明他的这一行为完全正确，锡克人和旁遮普人无疑是忠诚的。德里被攻克了，印度得到了拯救。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约翰·劳伦斯的人格力量。而他弟弟亨利爵士的话，极为谦逊地说明了他的生活和人品，是人们准备用来作为他自己的碑铭：“这里躺着的亨利·劳伦斯，他一生都致力于完成自己的职责。”
科学家们同样也展示了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汉弗莱·戴维爵士通过艰辛的劳动，用易燃气体发明了矿工安全灯。为了减少矿工们的危险，他不愿为此去申请专利，而是主动将这项发明公之于众。一个朋友对他说：“你最好还是将这项发明申请专利，这样你就可以每年多得5000至10000英镑的收入。”“不，朋友”，戴维说，“我从未想过这样的事情，我致力于这项发明的目的也仅仅是出于人道上的考虑。更多的钱财或许会使我转移注意力，放弃所喜爱的追求；它既不会提高我的声誉，也不会增加我的幸福。当然，它可以使我的马车多加上4匹马，然而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人们只不过说，汉弗莱爵士赶着他的马车和4匹马。”
他的后继者法拉第也是如此。仅仅是为了科学，他努力工作。他不仅具有很强的科学原则，而且想象力丰富。凭借他的才华所获得的每一个新发现都会把他带入一个更加神奇的世界。法拉第绝不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的信仰是反对科学上的教条主义和宗教上的宗派主义。他虚心好学，以一种孩子般的好奇精神全身心投入工作，对那些逐渐被他理解和发现的真理深感玄妙。“臭氧、氧气占了世界重量的一半以上，这些是多么奇妙的东西呀！但是我想我们对它们奥秘的认识仅仅是刚刚开始。”他说道。
法拉第满足于自己这种较为贫穷的处境，他不是为了金钱而工作。如果他有心赚钱，他肯定会成为一个富豪。他把他的全部发明都公之于众，而未申请过一次专利。是的，他经受住了金钱的诱惑，虽然这种诱惑对他而言似乎根本不存在，因为他走的是一条纯科学的道路，更是一个真理的发现者，这些发现常常让他感到震惊。“这种神奇的东西是难以计数的。现在我们已有的知识的总和，到将来当那些未知变成已知的时候，就显得微不足道的了。”这些话使我们想起伊萨克·牛顿的那句名言。
最近，在英国皇家学院的会议上，当廷德尔教授向霍夫曼博士颁发法拉第奖章时——这是科学院有权授予的最高荣誉，他提到了有关法拉第的一个感人的事迹。爱丁堡大学的一个青年学生（实际上就是塞缪尔·布朗，后来成了医学博士）在学习物质和原子论时陷入了迷惑不解而又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他把自己的臆想提交给了这位当时最伟大的化学家。经过紧张的工作，法拉第已疲惫不堪，但是他没有对学生的问题加以简单的否定或廉价的赞誉。他给这位并不认识的年轻人写了下面这段话：“我迫不及待地向你提出建议，请用实验来支持你的观点，因为不管你是否证实或证伪了这些猜想，你都会从自己的实验中受益匪浅。就你的这些猜想本身而言，我只能说它们会驱使你向更深层次探索。实验的结果往往会与你预想的理论相去甚远。我曾经对物质粒子和原子之间的引力理论冥思苦想过，但是，伴随着实验的进行，思考得越多，我的物质粒子或原子的观点就变得越不明确。”
现在我们转向另外一个主题——赚钱的问题。罗特希尔德的房产完全是建立在它们的创始者梅耶·阿姆斯杰尔或者说安塞姆诚实正直的品格基础上的。1743年，安塞姆出生于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在中世纪，对犹太人的迫害、折磨和残杀或许构成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甚至直至现在情况还是如此。（注：最近我们知道，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是迫害犹太人的罪魁祸首。他们自己获得了自由，却否认犹太人的自由权利，这些犹太人仍然生活在痛苦和悲伤之中。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根本就不配享有自由，他们拥有权力，但却缺乏公正。这种不公正将会在他们自己身上遭到报应。即俗语所说的：“诅咒他人，应验自己。”）
在法兰克福和在德国的其他城镇一样，犹太人在傍晚某个规定时间必须赶回自己的住所，否则将被处死。法兰克福犹太人居住地的大门一到晚上就会上锁。拿破仑的大炮轰掉了这些大门，这是他所做的好事之一。然而，对犹太人的迫害仍然持续着。
年幼的安塞姆在11岁时便失去了父母，他不得不依靠自己，艰难谋生。接受了一点点学校教育之后，由于犹太人之间彼此友好，他在汉诺威地区一个银行家兼货币兑换商那里当职员。1772年，安塞姆回到了法兰克福，开始当起了经纪人和放债者。在他的店铺上，悬挂着一个红色盾牌标志——德语即“罗特希尔德”。由于他收集古币和其他一些稀有珍贵的硬币，那些业余爱好者经常出入他的店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威廉伯爵，即后来的海赛选帝侯。
拿破仑占领欧洲的时候，威廉被迫离开祖国，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给了安塞姆，由他全权代理，总资产达25万英镑。保管好这笔资产并使之增值，这是安塞姆的最大目标。当时金钱的安全保险费用十分昂贵，高达12％~20％。战争在继续，俄国受到了拿破仑的侵略，但是拿破仑在雪地遭到了失败。莱比锡战斗打响了，拿破仑的军队被赶过了莱茵河。这时，海赛的威廉伯爵回到了祖国。几天之后，梅耶·安塞姆的长子出现在伯爵的庭院，把他父亲保管的300万弗罗林交给了伯爵。伯爵欣喜若狂，他把这笔失而复得的钱财视作意外之财。欣喜之余，他立即授予这位年轻的罗特希尔德以爵位。“像这样诚实正直的人，”他高度地评价说，“在世界上实在少见。”在随后不久的维也纳议会上，他大肆宣扬罗特希尔德的诚实正直。安塞姆有一个很大的家族，他们都以他为榜样。这样，罗特希尔德家族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放债者。
可以说麦考利勋爵也是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在威尔伯福斯、亨利·桑顿、扎卡里·麦考利等人的熏陶下长大成人，因此，他成为一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公正无私的人。当他通过写作每年只能挣200英镑的生活费时，西尼·史密斯牧师并没有给他过分的夸奖，他说：“我相信麦考利是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对勋章、爵位、财富、头衔都很淡漠。他诚实正直且富有爱国心，世人不会浪费精力去收买像他这样的人。”（注：西尼·史密斯曾经说过，打开信袋的时候他从不会担惊受怕。麦考利是个心地正直的人，从没亏待过任何人。如果他在财力上受到了损失，就像宾夕法尼亚人拒付他的债务一样，那么，过错根本不在他这一方，而在于他的债务人。）
麦考利视他烦琐的日常事务安排为一种消遣，而非什么烦恼和忧虑。他在财务上有一个最简单的信条：把职位工资和文学创作的收入当作资产，所借的债务必定在24小时内偿付。“我认为”，他说，“及时偿还债务是一种道德义务，延期偿付令人感到相当的不快。”他还说：“理查德的名言千真万确：‘人的信誉债务如上交给国家的债务的两倍那般沉重。’”幼年时期，他就形成了量入为出的习惯，对自己的收支精打细算。这是一个人树立公众信誉和形成个人诚实正直品格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格上的独立。
当然，他的个人能力并不是很强。当兰斯通勋爵给他在印度参议院谋得一个职位时，麦考利写下这样一封回信：“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能够成为富豪的愿望越来越淡漠，但是，增长才干的要求却与日俱增。缺乏较强的理智，一个政府官员是难以做到诚实正直的，甚至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如此做。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通过两条途径生存：一是做政府官员；二是通过自己的笔。一想到做一个书商的雇佣文人，只是为了缓解经济上的压力，为了囊中羞涩而写作，而不是为了心灵的充实；一想到才思已尽却要勉为其难，写出满纸荒唐之言，纯粹是在制造垃圾；一听到出版商和编辑说什么德莱顿抄袭汤姆森，就我所知，马金托什是抄袭拉德纳的，这些都让我不寒而栗。然而，只要我离开政府机关，我必然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但是，待在政府机关如果只是为了一份稳定的薪水，那么，相比之下，这更为可怕。”
结果，麦考利在印度得到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而且表现极为出色。当他再回到英国时，才思敏捷，写出了有名的《英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