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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族陈家·
一门五杰，人文渊源好传统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中山大学的校园里，一间坐落在草地上的红砖瓦房格外引人注目。它没有礼堂壮观，也没有行政楼高大，甚至连某个院系的实验楼都要比它多上两三层。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小两层的房子，却是中山大学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因为那位曾在这里居住并讲学的老师，正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说不清楚他写过多少手稿，也记不清楚他研究的历史有多少故事，这个被称为“三百年来只一个”的国学大师在那个新旧文化剧烈碰撞、人心惶惶的年代里，用自己恬静的品质和独立的精神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大观园。
有人说，读懂了陈寅恪便读懂了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而陈寅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精神核心。这一章，我们将从这个最突出的特质入手、从陈寅恪先生开始去了解这个在人文史上赫赫有名的陈氏家族。
作为民国时代与王国维、陈垣等人并存的“新考据学派”代表人物，陈寅恪对学术的研究从来都不会停留在单维度的领域。他是文学家，更是历史学家，他能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种语言撰写的文献资料，更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多个领域的历史研究和文化考察。在隋唐的历史里，他透过新乐府看出文学纪元的更迭；在魏晋南北朝的诗文里，他能读出“竹林七贤”的别样味道；在明清的朝代更迭里，他能剖析出民族大义最不为人知的所在。
熟悉陈寅恪的人都为他一生执着的“独立”“自由”所折服，然而，鲜有人知道，他的这份精神并非自我萌生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祖辈们以身作则的教诲。他的父亲陈三立在隐退山林之前就曾追随祖父陈宝箴参与戊戌变法，并被人尊称为“维新四公子”。尽管最终失败了，但这份精神却铭刻在陈三立的心中，并延续给了他的孩子们。所以，生于光绪年间的陈寅恪，虽然也是从四书五经的私塾完成学术启蒙，但父亲却毫不犹豫地将他送出国门游历，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地游历归来的陈寅恪，眼界和视野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能突破当时的思想束缚，提出自己的研究理念，与父亲陈三立对他学业的精心安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陈寅恪的研究不是天方夜谭的想象，也不是痴人说梦的假设，他的观点总是超越常人的想象，但说起来却头头是道、句句在理，连最顽固的老学究都无法找到辩驳的漏洞。讲起来，陈寅恪的这些做法还颇有些革命家的风范。
除此之外，在文字工具的掌握上陈寅恪也将此精神贯穿其中。传统的历史研究里，国文撰写的文献记载通常都是唯一的论证资料，大多数学者习惯在其中求证历史，但却忽略了其他民族和国家对同一事件的看法。
在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期间，陈寅恪了解到西方历史学领域有一个被称为语言考证的学派，陈寅恪利用自己熟练掌握的十几门外语，娴熟地穿梭于各种外文资料中，将他们的作风吸纳进自己的研究方法，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对历史事件进行剖析，打破了长久以来“就史论史”的单维度研究习惯。这种研究在当时是极具创造性的。
历史不是单面的，历史人物组成的社会自然也不是单面的。为了能将历史考证变得立体起来，陈寅恪运用“史诗互证”的方法，将文学和史学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历史和文学看似毫无瓜葛，但陈寅恪却能自由地徜徉于两大学科之间，不拘泥于某个单独的领域不敢向前，也不会困在某个角落不敢迈步，他自在地漫步其中，一种前所未有的研究方法形成于这一时期。
思想的自由是父亲陈三立赋予陈寅恪宝贵的财富。陈寅恪还是个学童时，父亲陈三立就不要求他应科考、求功名，而是要求他博闻强识、学而有成，因此，陈寅恪并没有参加乡试这般的科举考试，而是在十三岁时便出了国，辗转游历多国后才归国。父亲的这个主张让他跳出了文凭的条条框框，自由地学习各种喜欢而有趣的知识。在哈佛学习时，他曾是著名的“哈佛三杰”之一，但他却并没有在那里获得一张文凭。在他看来，学要能够致用，他在一个著名学府里听遍了所有课程，觉得知识储备足够让他走出校门时，他便离开到另一处重新开始学习的历程，就算这里的学位证书唾手可得，他也不会因为一张证书而停下求学的脚步。用今天的眼光看陈寅恪的经历，他的“任性”似乎有些可笑，但如此率真随性的性格却让他博览全书，而他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活字典”，最终成了文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大家。
做历史研究的人从来都对“史德”有着执着的追求。这种贯穿于行业中的职业道德，其实更多的是对研究者自身品行的要求。面对宗教学、藏学和突厥学的广袤领域，陈寅恪从来不畅所欲言，更不妄下结论。他悉心地将所有的材料归拢到一处，然后用耐心和执着在其中探寻可能的线索。
枯燥在所难免，无果也顺理成章，但他却硬是用自己的倔强和对历史的喜爱在繁杂的史料中得到了看似不可能的研究结论。蒙古源自何处、李唐家族的兴衰、府兵制从何而来这些从来没有人研究过的问题在陈寅恪的研究下终于以惊世骇俗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自成一家的学说招来质疑，他却依旧据理坚持，从不退让。
作为彰显自身能力的表现，学者们习惯性地用专业却拗口的术语对自己的研究进行阐述，但陈寅恪却从来不这样做。他崇尚平民化的诗歌，更对语言的通俗易懂有着自己的追求。他不愿把自己的知识锁在自己的脑袋里，更不愿让它们成为晦涩难懂的枯燥理论。正因为如此，陈寅恪的课总是人满为患、高朋满座，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著名教授都到他的课堂上聆听他最独特的见解、最平常的解说。
陈寅恪在学术里提倡的另一个重要思想便是“独立”。多年前，一部名为《再生缘》的电视剧曾经火遍大江南北，这个讲述孟丽君与皇甫少华爱情故事的弹词作品在赚取了普通大众眼泪的同时，也让当年的陈寅恪泪流满面。
或许，一个男人被一个爱情故事感动得青衫湿让人难以理解，但是如果你看过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你就会发现，他对人性的探究从来不会被男女有别这样的封建礼教束缚住，他对于社会的思考也不会因为世俗眼里的偏见而随意盖棺定论。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代文学大师竟对一个烟花女子如此上心，但是，在陈寅恪的眼里，男扮女装、替父申冤的孟丽君是勇敢的，出身低贱、大义凛然的柳如是也是勇敢的。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她们没能拥有同男子一般的待遇和地位，但当危难来临时，她们却同男儿一样用自己的臂膀扛起了危难与艰辛。
气节是陈氏一门的精髓所在，当年陈宝箴和陈三立曾经因为参与戊戌变法而被清廷诬陷为“滥保匪人”，故而立志不再为清廷效力；如今陈寅恪将这些被遗忘在历史角落中的女性提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纵然周遭众说纷纭，甚至恶语相向，他依旧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思考，丝毫不为所动。
这种在禁锢中寻求自由和独立的品质，与陈寅恪所提倡的精神理念不谋而合。他从来不做表面文章，更不会迎合学术界的官僚习气，他总是独立研究自己的学问，从来不会盗取别人的学术成果为自己作嫁衣，也从来不去依附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人云亦云或许在学术界难以避免，但陈寅恪却严格地为自己定了“四不讲”的原则。凡是“前人”“近人”“外国人”和“自己”讲过的，他统统不讲，他所讲的只是所有人都从未讲过的新内容，他所说的只有自己研究的心得和体会。
为了让学生能感受到这种学术独立的思维，陈寅恪在考试出题上也别具一格。最出名的题目莫过于当年他出“孙行者”的上联。学生们只知对对子，却不知道陈老师竟然会拿一个《西游记》的人物出题。于是顺藤摸瓜的传统思维下，“猪八戒”“沙和尚”成了占比最大的答案，能用“胡适之”这个名字应对的学生却只有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先生一人。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作为根基的语言文字更是其中值得深思研究的重头戏。和长篇累牍的史实考证或时事评论相比，单纯的文字研究似乎显得单调、无聊一些，但若不沉下心来玩味这些前人留下来的馈赠，那些被浮躁的气息所覆盖的真相和道理又怎能破开重重迷雾，回到国人的视野？
陈寅恪的很多著作都具有考证性，在证实历史事件的同时，更侧重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寻求。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神的同时，他将宋代学者总结义理的研究风范融入其中，并将他们总结成普世性的文字，以此作为当世之人可以共享的经验与规律。这种务实的态度之于他的家族可谓一脉相承。在他所受的家庭教育里，仁人志士的气节不可或缺，但无须将党派、新旧等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只一点，就是要将民族国家的大义同自身的道路结合起来，此为陈家一直推崇的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富贵不能淫”是陈寅恪在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时展示出来的令人钦佩的傲骨。
1940年，陈寅恪应邀到香港大学任职，次年年底香港沦陷。作为享有世界名望的大师，来自日本学者的“不找麻烦”的请求信让日本侵略军对他尊敬有加。街上饿殍遍野，日本人则每天都给陈寅恪送来面粉和粮食。然而，这位人格上极为独立的大师岂是为五斗米折腰的懦夫。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陈寅恪从来不碰日本人送来的食物，就连家中的老小也从不曾动过一丝一毫。饥饿不可避免，陈寅恪便索性关起大门潜心治学。见陈寅恪岿然不动，日军又重新想出了新的办法，以出资四十万为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为诱惑，希望他能为“大东亚共荣圈”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样龌龊的伎俩逃不过陈寅恪的眼睛，他的严词拒绝自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生于政权更迭、时势变迁的大时代里，陈寅恪身不由己，但能不被外界干扰，坚持心中那一方追求自由、精神独立的净土却显示了他过人的精神品质。进入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风潮随着改革开放在中国兴盛起来，人们在排队朝异乡迁徙的时候，却忘了那些曾经最有资格留在国外的饱学之士却千辛万苦地想要回到自己的国度。如今我们在想方设法将孩子送出国门的时候，是否也像陈三立老先生那般用一根爱国的丝线牵引着他远在国外的孩子，告诉他们根在哪里、故土在何方，而不是让他们以嫌弃为由抛弃这块祖辈为之耕耘的热土，如此，才是为人父的真正胸怀和气概。
在一个感叹大家何在的年代里，那些上口的名字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而在那个大家云集的年代，“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却是他们膜拜的对象。
关于他的名字里“恪”字的发音应该为“kè”的言论从他出名之日起便喋喋不休，但陈寅恪却在认真研究后，坚持自己名字的读音应该为“què”。这是件很小的事，却是件可以“见大”的事，因为从对名字的执着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知名学者对文化的独立和认真。
陈寅恪的人生是令人瞩目，也是令人钦佩的，那些难以复制的精彩在引来啧啧称叹的时候却无法再次重现。也许，没有了大家的时代是孤寂的，但大家的精神却可以用传承的方式延续。学术的研究还在继续，一些未知的领域亟待人们开拓，只要坚持独立、自由的研究作风，并心平气和地深度挖掘，中国的文化和技术同样能在新时代绽放绚烂的光芒。
“名门望族”是怎样炼成的
作为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除了“教授之教授”的美誉外，还有“公子之公子”的雅号。关于前者，陈寅恪的博学和在清华的声明足以作为佐证，而后者的缘由，则应该从陈寅恪的祖父说起。
翻开中国近代史，一门出五杰的盛况屈指可数。人常说富不过三代，但陈家的名声和威望却延续了三代。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三个儿子陈衡恪、陈寅恪、陈隆恪，任何一人的故事和经历都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里闪耀的明珠，这些经历中透露出来的陈家独有的民族大义和革新思想无一不是优良家风的极致体现。
人需要理想，更需要坚持理想的执着。对于陈家来说，“坚守信念”是矢志不渝的家族品格，这样的品格形成既是因为历史事件的造就，也是因为个人秉性的锤炼。作为清朝时期身怀治国抱负的学子，陈宝箴中举时，整个封建王朝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太平天国暴动激化了国内矛盾，列强虎视眈眈更让这只曾经的东方雄狮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
为了让百姓免遭内战的苦难，陈宝箴跟随父亲一同训练士兵，以此抵御太平天国的袭击，但这样的举动却没有消除陈宝箴内心对变革的渴望。英法联军那一把火把整个圆明园烧成了灰烬，如此肆意的侵犯所昭示的正是国难当头的民族危亡。原本，陈宝箴准备三年后再考取功名，但这一刻他却更希望能投入军营，成为上阵杀敌的勇士。就这样，他成了曾国藩湘军中的一员。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用自己在兵法上的造诣和在管理上的能力赢得了曾国藩的赏识，并由此开始了自己的仕途。
每段历史都会有一个拐点，正如每个家族都会有一个关键人物一样。回顾陈家的兴盛，陈宝箴的升迁和发迹无疑是重大的突破。作为久居江西的客家人后代，陈家的祖辈们一直以来都过着简单而普通的生活。高门大户算不上，但日常的生活用度还能够得以满足。到了陈宝箴这一辈，官场上的发迹成就了这个家族长达百年的盛况。
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后，陈宝箴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到他担任湖南巡抚时，陈家已经是当地有名的望族。那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戊戌变法正在光绪帝的授意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了让国家尽快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陈宝箴顺应时代潮流，在湖南推行新政，并让这个古老的省份迅速成为最有生气的地方。
政治从来不是靠理想就能完成的事业，即便当事人提出的政见如何正确也终究抵不过当权者的个人喜好，而光绪和慈禧便是这样的关系。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让有志之士看到了改革的希望，但老佛爷并不赞同，她一声令下，所有的努力都成了反叛的罪证，出谋划策的谋臣良士一下成了居心叵测的叛臣贼子。行省文书下达，陈宝箴收到上级捉拿逆犯的通知，仔细思量间，内心对改变现状的渴求还是让他做出了保举戊戌君子杨锐与刘光弟的行为。
在那个落井下石、人人自危的特殊时期，明哲保身显然是最好的选择。革命总要有反复，在很多人看来一两次失败在所难免，如果为了这样的突发事件而丧失自己的官职实在得不偿失。所以，得知变故的官员们几乎都缄口不言，哪怕知道谭嗣同等人并无罪过却也不敢求情。
然而，陈宝箴却大义凛然地站了出来！后来陈寅恪在坚持自己学术论证时的勇气丝毫不亚于此时的祖父，可见，祖父的故事在正值壮年的陈三立身上、在年幼的陈寅恪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牵连在所难免，陈宝箴的仗义在当权者的怒气里自然而然地成了忤逆的罪证。就这样，陈宝箴被罢官了，但他却并不因此感到沮丧，因为比起违心的奉承，问心无愧才是符合他个人品格的行为。
作为和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并称为“维新四公子”的陈三立跟随陈宝箴一同进行了戊戌变法期间的改革，自然能对老人家的良苦用心感同身受。被贬黜的日子里，陈三立从来没有抱怨，相反，他对父亲的行为很是赞赏。革命失败后，他将心思投入诗歌创造中，并成为清末民初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
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虽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参与者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但与泰戈尔互赠诗集的却是年过古稀的陈三立。
文人有傲气，更有傲骨。虽然陈三立因为诗坛上的成就而享有“诗名满海内”的赞誉，但这个心怀天下的诗人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关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袁世凯行君主立宪时曾托人请陈三立出任参政议员，陈三立因为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甚是反感，因而严词拒绝，拒不出席。卢沟桥事变后，他更是以八十五岁高龄绝食殉国，场面慷慨悲壮，令人敬佩。这样的坚决或许难以理解，但回顾陈宝箴当年的凛然和坚决，陈三立的殉国虽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什么样的表现算爱国，不同身份、不同阅历的人其表述自然莫衷一是。然而，不管行为上的差异如何巨大，那种隐藏在举动背后的情感却如出一辙，那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这样的论断在后来陈寅恪倾注心血著述的《柳如是别传》中依稀可以看到踪迹。换言之，正是父辈们关于爱国的基调奠定了陈寅恪与众不同的审度柳如是的眼光。陈宝箴不愿意成为杀害戊戌君子的刽子手是他对一个即将没落的民族和国家的感情使然，陈三立用自己的生命表达对侵略者的愤慨也同样基于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这是一种国人的情绪，更是一种镌刻在家族血液里的品德。它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丧失，更不因为朝代的更迭而走样；它是前辈的教导，更是后辈的继承。无怪乎陈寅恪能拒绝日军的“馈赠”，这种源自家族的倔强从一开始就渗透到他身体和思想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官宦后代，陈三立的儿子中自然也会有从政之人，虽然三人中只有陈隆恪在仕途上发展，但父辈们的为官之道却在他身上得以延续。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电讯局、邮政局、税务局、财政厅，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物局，二十年间，陈隆恪管理的部门种类各异、领域广阔，但凭着父辈们留下来的敢于挑战、勇于革新的品质，让他在这些岗位上游刃有余。
陈氏家族诗书传家的风气也传递给了每一个后人，即使走上仕途的陈隆恪也有另外一个重要身份，便是近代著名诗人。文学造诣上，三兄弟中陈隆恪不能排在第一位，但就是这样一位在家中“算不上”名次的二少爷，却依然在近代诗坛上开拓出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的文风与父亲陈三立接近，在继承了传统诗文艺术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对新时期的理解和感悟，从而使自己的诗歌在飘逸洒脱的表象下多出了几分与时俱进的深沉思考。而这，正是大哥陈衡恪最为赞赏的地方。
如果说文学和艺术是相通的，那么陈家三兄弟的成就正是对这句话的印证。年幼时，陈寅恪与哥哥们都在日本留过学，异国求学生涯里，兄弟三人分别在文学的世界和艺术的海洋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陈寅恪自不用说，陈隆恪也在诗歌上颇有建树，而大哥陈衡恪的成就则是在绘画领域。
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除了皇家珍藏的历代名作外，还有一幅名为《读画图》的作品便是陈衡恪所作。和齐白石相比，陈衡恪的名声并不算太大，但就是这位在齐白石落魄不堪的时候指点迷津的“默默无闻”的画界前辈却开创了中国画作的新境界。
在他的艺术生涯里，花鸟画是最主要的主题，但为数不多的人物纪实题材画作却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作品。当年在日本，陈衡恪曾经学习过西方绘画技巧，对其中的人物及场景刻画颇有心得，虽然陈衡恪回国后选取的绘画方向仍然是以“意会”为主的国画，但具象化的西画手法却被他娴熟地运用其中。
也许有很多人都十分惊叹为什么陈氏家族中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造诣。其实，他们在父亲的安排下出外留学时父亲并没有给他们设定什么目标，而叮嘱他们要学会学贯中西、以长自己之才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松散的环境反倒给了孩子们无限发挥的自由空间，让孩子不被束缚、不被禁锢，从而真正发现那些适合自己的方向去开发潜力。
长久以来，中国的闭关锁国让人们在故步自封里沾沾自喜，艺术领域的融会贯通更是无从谈起。国门打开后，众多有志青年前往他国求学，他们再将国外的精华带回国内的时候，给中国的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于陈衡恪来说，西画或许不是最让他着迷的风格，但那种用笔触细致刻画人物和场景的做法却实在令人吃惊。和中国的工笔画相比，西画的细致程度自然更胜一筹，色彩和明暗上也更加讲究。看着如此非同寻常的笔触，热爱绘画的陈衡恪怎么能不动心呢？
画作里刻画的人物栩栩如生，不同人物眉宇间的神态更是精彩纷呈。和众多追求画面效果的画家相比，陈衡恪对画作的要求更具深度。除了形似与神似，画中体现出来的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才是最重要的部分。用今天的话讲，每一幅画都是人间百态的一张“快照”，但就是这一瞬间的画面所表达的内涵却足够让每个画家细细思考。描绘某个灯红酒绿的场所里歌舞升平的场景或许可以获得色彩良好、人物活跃的画面效果，但其中反映出来的奢靡腐朽却让人不由得对画作里蕴含的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产生质疑。毕竟一幅成功的画作里，跃然纸上的不单是人物和场景，更是画家本身对世界的观察和对生活的感悟。
在习画的陈衡恪身上，同样展现着陈氏家族“坚守”的魅力。父亲跟随祖父坚守革新的理念，陈寅恪坚守做学问的底线，而严格恪守画作的品位则是陈衡恪为自己定下的坚守的目标。一个洁身自好、坚守原则的画家笔下所描绘的必是能反映社会现状、人生百态的好作品。
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风格习惯，陈家子弟对心中信念的坚持与认真从祖辈便开始延续下来，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政权如何更迭，他们心中的信念从来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而改变。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因为眼前短浅的利益放弃心中原则之人比比皆是。亲情和友情成为他们背叛的对象，甚至连国家利益都能成为他们谋利的工具。
外忧内患的时代里，汉奸的胡作非为让人感到厌恶，更觉得恐惧，因为曾经还是街坊邻里、至朋至亲的人一夜之间成为侵略者帮凶的事实让战争年代的不安全感更加强烈。好在，还有一些宁死不弯腰的人挺身而出，用坚持内心信念的作为给予混乱里的人心一丝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对于“坚守阵地”一词，或许御敌于千里之外的行动看上去更为贴切些，但文人对自身修养的要求和对外界干扰的克制又何尝不是对这个词的另一番解释呢。他们没有高超的武艺对抗暴力的侵袭，也没有巨大的权势号令天下从此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但他们的表达和反映在学问里的思想道理却能直击人心，并最终成为阅读者心灵和思维的指引。
智慧在生根之前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陈寅恪的经历几乎可以用传奇来形容，因为他虽然是清华大学里没有文凭的“野路”学者，但他学识上的渊博和学术上的造诣却足够让人瞠目结舌。
当年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的时候，曹校长曾经因为陈寅恪没有博士学位、没有著作而打算将他拒之门外。幸好梁启超赶紧阻拦，并建议曹云祥听陈寅恪讲一堂课才让这个五百年才出现一次的学术大师得以蜚声中外。
在梁启超的眼里，自己一生奋笔疾书的等身著作还不如陈寅恪的寥寥百字；大名鼎鼎的冯友兰也因为钦佩陈寅恪的才华而毕恭毕敬，甚至不惜放下身段到他的课堂上当一名普通的学生。
1925年，在中国国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这个提倡用新时代的科学方法研究整理国学典故，旨在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优秀国学人才学院除了是中国优秀学者留美的预备学校，更为国内外的国学大师提供了良好的沟通和切磋平台。
作为其中的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的出身简直可以用“普通”二字来形容，因为他没有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那张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证书，也没有梁启超从戊戌变法一路走来的先知声誉，更没有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创举。然而，正是这个在西方著名校园里游历了一圈后“空手而归”的普通人，却成了众人敬仰的文学泰斗。
当一个人的学问到了深不可测的程度时，思维的融会贯通和娴熟跳转依靠的不是简单的死记硬背，所以陈寅恪的经历听上去更像是一个神童的故事。人们在感叹他知识渊博的同时，便不由自主地认为他的智力定然超乎常人。
但是，事实终究不会以人们的想象为转移。在父亲的眼里，陈寅恪同其他两位兄弟一样并没有天赋异禀，有的只是需要勤奋努力的背影。当仰视的目光回退到智慧生根之前、光芒四射的背后，一个秉承勤能补拙的、质朴的陈寅恪打破了人们关于天生神通的想象。
留洋十几年，陈寅恪从来不将自己束缚在一张学位证书里，更不会在院系课程或者毕业论文上投机取巧、避难就易。任何一个他居住学习过的学校所颁发的文凭都足以让无公职无出路的他衣食无忧，但和这些轻薄的纸张相比，为了读书而读书的陈寅恪带回来的却是世界上乃至人类文学史上最珍贵、最瑰丽的东西。
不论是书本的精神内核还是纸张的优美文字，无论是各国的历史过往还是现今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只要是触手可得的，陈寅恪都用他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将它们统统吸纳进自己的思维体系中。和其他人用硕士、博士的头衔装点门面，陈寅恪对“学到了什么”更加重视。
灯光下，他逐字咀嚼字里行间的内在含义，笔触划过纸张的瞬间，心与脑也在积累和思考中得到沉淀。在柏林苦读的时候，陈寅恪被同学们冠以“读书种子”的称号，这个用精力苦读、用心思巧读的年轻人如同一块沉溺在知识海洋里的海绵一般，本能地吮吸着身边的养分。
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着，直至陈寅恪为人父之际，仍旧可见他刻苦钻研的背影。女儿陈美延回忆起父亲陈寅恪时说，很多著作和工作陈寅恪都是在一个简易的箱子和一张小板凳的组合下完成的。简陋的环境经常使他汗流浃背，但是他从未因此而间断。在父亲的影响下，孩子们懂得了什么是刻苦、什么是坚持，并且练就了她们严谨论断的习惯。
和别人出书时的奋笔疾书不同，陈寅恪的著作大多是平日里用功读书的笔记，每阅读一次，他都会将之前相关的知识积累重新翻出来比较，以此总结出两者的同性和差别。梁慧皎的《高僧传》他做了大量的批注，以小见大的隽雅文字在密密麻麻地挤满书本缝隙的同时，更将陈寅恪关于历史的独特见解一一记录下来；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那些横穿古今的思考和发人深省的质问又将他常读常新的滚动式思考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哈佛求学的日子里，陈寅恪的性格开始从年少轻狂向成熟冷静转变，这种时光沉淀的厚重让他更具备了与深邃历史同行的资本。主观被客观所取代，偏执的眼光迈出了反向思考的步伐。对《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及《剑桥中古史》等几十本巨著的连贯阅读，让他重构了那个过往的世界；作为第一个通读德文版《资本论》的中国人，陈寅恪更懂得如何用不同的哲学思维探究中国的文学和历史。
乾嘉学者重视利用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的资本，德国米勒诸学者更是强调利用原始材料为支点来做学问。陈寅恪在将前人的思维融会贯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基本材料进行刻苦的钻研，不论是去浮华、疾虚妄的作风，还是取信征实的方法，陈寅恪从来不因为工作的劳累而偷工减料，也不因为急于求成而放弃当下的苦读。从这个层面上讲，陈寅恪的博学与他每天固定时间的刻苦钻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勤奋是一种品质，是一种可以借鉴、流传的风气，父母的作用不是用各种手段去强迫孩子完成学业，而是应该启发孩子们去认识勤奋的意义，并且教会他们勤奋的方式，如此，比起整天给孩子们制订学习规划要有效得多。
和陈寅恪一起到过柏林的赵元任一直记得这个学术上的痴人喜欢在午饭时点一盘炒腰花下饭。在清华重逢时，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期间，他特意叫厨子做这道菜为好友接风，谁知直到这顿饭吃完，陈寅恪的筷子一次也没沾到这盘菜。赵元任很是诧异，陈寅恪却十分淡然。他告诉好友，自己一直以来都不喜欢吃腰花，在柏林之所以天天点这道菜下饭是因为腰花是德国最便宜的食材，唯有如此，他才能省下钱来购买更多的书籍查阅、研究。
一句话说完，赵元任和妻子的眼眶湿润了，虽然这仅仅是一个普通人对一道家常菜前后矛盾的态度变化，但从这件小事上，赵元任却看到了陈寅恪生活的清苦和他在学术上的执着追求与认真探索。
这不是陈寅恪贫困潦倒时被逼无奈的清高，更不是他在他人面前作秀的表演，这种将学术研究融入自己生命的执拗早已融化在陈寅恪的生命里，即便是功成名就后，他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最初的谨慎和刻苦，哪怕是给初出茅庐的学生们讲课，他也未曾因为听课者的浅薄而有所怠慢。
学生们惊讶于陈寅恪的博学，对他课堂上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们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位有深厚知识储备，完全可以信手拈来便讲完一节课的“活字典”，却在备课室认真到了极致。
每个学期开始，陈寅恪都会向助手说明这一个学期他要讲的内容，然后将相关的书籍拿出来交与助手，并在助手的朗读中将重要的问题和思考一一记录下来。
《资治通鉴》《通典》《会要》《六典》《唐书》，陈年的文献、简洁的文字，看起来都晦涩难懂，陈寅恪却只需要聆听便能知道其中的深意。回顾陈寅恪备课的过程，一切就像行云流水一般，而陈寅恪仿佛一个徜徉其中的游人，随处站定都能说出一两句名言，导出三两点心得，甚至连不同版本的史籍之间的差异，他都能快速地指出来。
待助理读完课本，陈寅恪将先前的心得重新整理一番，看似随口说出的话语稍加记录便成为讲课的教案或是详细的提纲。
“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曾经的助理王永兴一句简单的回忆道出了陈寅恪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和品行。虽然民国时候，华北学术界本土派和留洋派之间互相排挤，但是无论出身哪个派系的学者都不敢对陈寅恪有任何非议，因为这个用信念坚持做有品质、有尊严的学问的人，实在堪称学术界的传奇。
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对人性和品质的洗礼和教诲。装束一成不变的陈寅恪看上去像个古板拘谨的老学究，但课程的精彩纷呈和新鲜震撼的理解却让他成为最与时俱进的国学标杆。更可贵的是，陈寅恪通过他神圣的职业将他身上关于学问和人生的探究突破了家族传承的限制，成了一种广受学生尊重和崇尚的品行。
在国学大师吴宓看来，陈寅恪讲课内容的珍贵如“字字如精金美玉”，而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则用“细入毫发，如剥蕉叶”的形容将陈寅恪讲课的风格做了形象的刻画。
虽然只是旁听，但那堂关于佛经翻译文学的课程却足够让吴宓、季羡林和其他学生牢记终生。没有武断的评论，没有夸大的言辞，不刻意歪曲过往的历史，不对环环相扣的情节断章取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到达彼岸豁然开朗之时，关于佛学前所未有的新见解便这样深深地镌刻在了堂下学生们的心里。而陈寅恪学风的端正、学习的刻苦和对学术的认真也在不经意间成为感染莘莘学子最可贵的精神财富。
和墨守成规的老师不同，陈寅恪从来不会将课堂变成形而上的场所。上课是否点名，平素是否做小考测验，大考的考试范围限定在哪些章节，这些问题陈寅恪从来都不去考虑。对他来讲，一问一答的笔试，或是为了应付任务而书写的论文，只不过是敷衍了事的做法，因为对所学之物融会贯通，并提出独特心得的做法才是学以致用的最终印证。而这样的观点，正是他多年来治学研究后的经验总结。
作为教授，陈寅恪的知识水平是无人能及的，但他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刻苦攻读的习惯。数不清陈寅恪通读南北朝史、唐史和明清史的文献到底多少遍了，但即便双目失明的晚年，他仍然在助理的阅读中不停地重温这些烂熟于心的文字。无怪乎他每次的课程都能找出不同的侧重点，无怪乎每次的内容都能做到不重复。陈寅恪一丝不苟，孜孜不倦的研究态度让他的思想和观念在保持常新的同时，也给国学和历史提供了更多的惊喜和可能。
抗战结束后，陈寅恪因为疾病的折磨而双目失明，在他自己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的书斋里面，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建议体弱多病的他暂时不要开课，但陈寅恪却回答道：“每个月学校给我的薪水不少，我光拿钱不干活那怎么能行？再说我是教书匠，若不教书怎么配得上教书匠的称谓呢？”
陈寅恪的幽默是公认的，但这一句自我打趣却并没能换来雷海宗的笑声。在陈寅恪看不到的地方，这位清华大学堂堂历史系主任因为他难得的平和与认真落下了感动的泪水。
时过境迁，当我们重新品味这位国学泰斗的求学过程和教学理念的时候，那些久违的品质与精神成为今天这个时代里理应被呼吁的学术道德。陈寅恪的研究成果虽然停留在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刻，但那种关于学习和学术的态度却时刻不停地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日新月异的生活节奏让那些需要不断重复的单调工作变得呆板、落后，但不论面对博大而宏伟的国学世界，还是深不见底的学术研究，愚公移山式的刻苦和钻研仍旧是成就辉煌的唯一途径。
或许，你可以将别人的文字改头换面后拼凑到一起做出属于自己言论的假象，也可以在别人提出的观点里署上自己的姓名，但如此快餐式的成果却经不起时间和人格的推敲和考究。而这，正是在如今这个时代重读陈寅恪的价值所在。
盛名背后的点滴
每个时代，似乎都需要浪漫做点缀，即便是“烽火连三月”的民国时代，关于风云人物的爱情故事也能成为众人的谈资。徐志摩、林徽因，鲁迅、许广平，这些闪亮的名字背后，是一段段或刻骨铭心、或津津乐道的爱情故事。
作为民国时代最具盛名的家族之一，陈家的少爷们如何完成自己的怦然心动自然也为人们所猜想，即便才子配佳人的故事只在戏台上演出，人们还是固执地希望能在现实中找到实现的可能。
可惜，陈家的三代男丁让好奇的人们彻底失望了。且不说陈宝箴、陈三立这两个旧王朝的人物，即便是陈衡恪、陈隆恪和陈寅恪三兄弟也没有一人传出关于爱情的风月无边，或是情窦初开的浪漫故事。
传统的婚姻模式下，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和陈衡恪、陈隆恪兄弟俩分别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固定模式下找到了自己相伴终身的伴侣。陈寅恪虽然长期留学海外，但最后也一样在波澜不惊的相亲中找寻到了自己的妻子——唐筼。
在英国时，陈寅恪与吴宓、徐志摩等人曾经就爱情做过专题讨论。和热情洋溢的徐志摩相比，陈寅恪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爱情白痴”，因为除了包办婚姻，陈寅恪对自由恋爱简直一窍不通。然而，世事难料，当对爱情充满渴望的徐志摩在感情的旋涡里痛苦不堪的时候，看似木讷的“书呆子”陈寅恪却在那场完全寄托于传统媒介的婚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迟来的幸福。
尽管陈氏家族的男丁们都是遵循传统模式开启自己的婚姻生活的，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拥有了温暖而持久的婚姻。也许是父辈们对婚姻的恪守、对家庭的极力维护让孩子们知道了家庭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今天，人们依旧认为良好的夫妻关系是孩子成长的关键。
1926年，游历各国潜心求学的陈寅恪回到清华任教，三十六岁尚未婚配的他让父亲陈三立既尴尬又着急。在二十岁便弱冠的时代里，儿子的“高龄”未婚的确罕见，陈三立见陈寅恪仍然像个没事人一样好不着急，心中的气愤一下就上来了。为了儿子能早日成家，陈三立向他下了“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的最后通牒，陈寅恪见父亲决心如此之大，只好请求老人家宽限些时日。
缘分向来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有时众里寻他千百度，最后却发现那人只在灯火阑珊处。对于陈寅恪来说，父亲能息怒已是极大的幸事，但如何才能真正找到一个相伴终身的人却实在难为他。为了躲避婚姻这档子事，陈寅恪索性搬到好友赵元任家中居住，但时间太长影响了别人的正常生活陈寅恪也过意不去。无奈，毫无爱情经验的他只能听从好友们的建议，开始考虑婚姻大事。
有一天，陈寅恪在好友、体育教师郝更生家中做客，郝更生无意中说起自己女友的义姐画了一幅极妙的画作，但上面写的“南注生”三个字却甚是怪异。陈寅恪听到好友的描述，心中一下对这个作画之人充满了憧憬和敬仰。他向好友解释道，“南注生”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别称，能以此名落款的女子定然是唐景崧的孙女。
一句话让郝更生茅塞顿开，他对作画的女子感到钦佩，更为陈寅恪的渊博所折服。在他发出啧啧赞叹的时候，陈寅恪提出了自己想要见一见这个女子的请求。郝更生觉得这或许是解决陈寅恪终身大事的机会，便当即应下了陈寅恪的请求，并安排二人在中央公园见面。
那是一个风清日朗的下午，陈寅恪见到唐筼的那一刻并没有多少浪漫情调可言。交谈中，关于个人生活的询问多是家庭背景和求学经历，甚至连陈寅恪走路为何会微跛的解释也成了谈话的内容。没有牵手的浪漫，没有娇羞欲滴的躲藏，但陈寅恪却感觉到眼前的唐筼便是自己等了那么多年的人。
对文学的共同理解让二人无话不说，对人生的未来规划也让他们看到了一同前进的可能。就这样，两年后，陈寅恪挽着唐筼的手一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作为名门之后，唐筼并没有想象中的娇气，这一点或许和她的家族延续了祖父的坚强品性有关。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房小姐不同，唐筼读书识字后选择的深造专业竟然是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如果说体育精神造就了唐筼的坚强多少有些牵强，但这种轻易不言败的职业习惯却的确为她与陈寅恪今后的苦难生活带来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女儿出生后，唐筼的心膜炎诱发为心脏病，身体状况一落千丈；丈夫虽然顶着“中国文化托命人”的光环，却壮年盲目，暮年膑足。和林徽因一样，唐筼在学术上的聪颖和才华并不逊色，若要让她在在自己的领域里闯出一番天地，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文人的家庭生活里，唐筼绝对算得上是一位好妻子。且不说她跟着丈夫颠沛流离、受尽波折，最令人赞叹的，是她将全部的智慧和心神都用在这个苦难重重的家庭上，对此，她毫无怨言。在很多人眼中，陈寅恪是光芒四射的国学泰斗，他的个人生活和他的学术成就比起来，都是黯淡无光、不足挂齿的。但是，外人所不知道的是，陈寅恪的成就背后，唐筼是功不可没的重要角色。
在家风的传承中，妻子、母亲的角色往往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她们不仅关乎到一个家庭的完整、温馨与否，很多时候还是下一代的启蒙老师，她们的喜好、品行很多时候都会直接作用在孩子们刚刚萌发的心智上，影响深远。
作为生活伴侣，唐筼照顾着陈寅恪的残病之身；作为工作上的助手，唐筼帮助陈寅恪整理了相关的学术专著；而作为思想上的知音，唐筼更是用自己的情怀和心灵，帮助丈夫走出情绪的低潮，解开思维的死结。
1951年，高血压让陈寅恪不得不依靠安眠药入睡，心感悲凉的他写下“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绿荫成幕听鸣蝉”的诗句。唐筼见丈夫如此伤怀，便在其后附上“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寂寞三春且苦雨，一朝炎夏又闻蝉”的诗句为他排解忧愁。
见丈夫写下“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的诗句发牢骚，唐筼用“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的平和为他化解；见丈夫因为怀念燕都旧居而写道“数椽卅载空回首，忍话燕云劫后尘”，唐筼用“仙家韵事宁能及，何处青山不染尘”的诗句安慰。
在女儿的记忆里，陈寅恪和唐筼并没有多少恩爱浪漫的画面，但所有人都对他们的相知相伴心知肚明。
有一次，陈寅恪的助手忽然离开，陈寅恪还未来得及找新的助手，唐筼便主动请缨，为陈寅恪整理书籍、著作，以此保证他能顺利开课。到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之外的旧文编纂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等著作，并撰写了八十五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如此艰巨的任务中，唐筼的付出也为众人所钦佩、赞誉。
作为许广平的老师，唐筼自然没有五四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们激进，但跨越两个朝代的人生经验，却让她天生有了与时俱进的思想。而这，恰好与她内在的、来自传统道义的贤惠相得益彰，并最终成就了陈寅恪背后优秀妻子的传奇。
在男人三妻四妾还被允许的年代里，一夫一妻且牢牢记住结婚纪念日的男人并不多见。民国十大情侣中，胡适的“惧内”被赞许为疼爱妻子的具体表现，相比之下，陈寅恪虽然没有多少好玩、有趣的故事，但每逢结婚纪念日便题诗一首的习惯却是他钟爱妻子的用心之处。
1928年，刚刚进入婚姻生活的大才子陈寅恪为妻子写下了第一首诗：“当时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宿缘。果剩一支无用笔，饱濡铅泪忆桑田。”1951年，已然成家二十四年的陈寅恪又一次提笔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陵谷迁移廿四年，依然笑语晚灯前。文吴之事吾能及，同隐深山便是仙。”
历史的烟尘里，英雄豪杰、文人墨客对归隐成仙的美好充满了向往，可遇不可求的生活状态在坎坷的现实面前引发的是人们的失望和无奈。陈寅恪的真实生活并不算顺畅，但妻子的存在却让他的内心有了一种难得的安宁和祥和。
人需要慰藉，来自亲人的陪伴和抚慰是艰难困境下生命得以延续的重要依靠。对陈寅恪来说，被生活逼到角落，甚至生无可恋的时候，唐筼是他生活下去的指望和勇气。无怪乎陈寅恪对女儿们的教诲里，对母亲的充分尊重这一条“规定”远远优先于尊重自己，因为唐筼就是这样一个令陈寅恪佩服、喜爱，宁愿自己受伤也不愿意他被别人欺凌的完美妻子。
1967年，陈寅恪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这位中国国学研究史上璀璨的明星终究不敌生命的脆弱而陨落、流逝。那些厚重的书籍还在湖南的房间里存放着，送走丈夫的唐筼独自一人坐在书堆里发呆。面对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的逝去，唐筼的心仿佛被掏空了一般。那种熟悉的气味还在空气中蔓延，熟悉的面孔却再也见不到的痛楚如啮咬的蚁虫在唐筼的伤口上越钻越深。
世俗的眼光里，照顾一个病恹恹的丈夫是女人最大的悲哀，但唐筼却并不这样认为。对她来说，陈寅恪不但是自己的丈夫，更是难得的知己，是仰望的偶像。1955年，结婚二十八年的陈寅恪在诗中写道：“同梦匆匆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唐筼见丈夫发出如此的感慨，便和着原来的韵律，写下了“甘苦年年庆此秋，也不惆怅更无愁”，以此将自己对丈夫深深的爱意婉转地表达了出来。
唐筼是渺小的，因为她没有惊世骇俗的学问，也没有著作等身的成就，但唐筼也是伟大的，因为在陈寅恪耀眼的光芒里，她从来不去争名夺利，只默默地在光芒照射不到的黑暗角落里支撑着陈寅恪走完人生之路。
陈寅恪的父亲给予了他生命的同时，将陈氏血脉中追求独立自由、坚守等品性烙印在他的灵魂里；而唐筼则在帮助陈寅恪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并且将其延续下去的问题上，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有时候是自私的，它只会记住那些影响重大的时间和璀璨夺目的盛名；但历史也是博大的，因为它会留给光环背后那些默默无闻之人一个简单的记录，即便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也能让这样一个人在口口相传中得到永生。
盛名背后的点滴，或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但当这些和普通人一样的辛酸点滴重新被讲述出来时，故事里关于现实的意义和价值便化成了那杯苦涩浓茶最醇香、最惊艳的回甘之气。